1983年，庄则栋给万里副总理写信提出两点要求，万里很快作出批示

1983年初夏的太原，夜风从汾河边慢慢吹过来，煤城的灯光不算璀璨，却格外踏实。山西省体工队简陋的宿舍里，一盏台灯亮到很晚。灯下的庄则栋，已经不再是那个在世界大赛上挥拍如风的“三冠王”，而是一位被安排到地方工作的“有问题干部”。桌上铺着稿纸，他顿了顿笔，又把目光移向一旁已经写好、叠得整整齐齐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

这一刻，与其说是他在给国家领导人写信，不如说是在给自己的人生做一个艰难的注脚：请求工作，允许出书，重新站起来。

有意思的是，就在写信之前，他刚从临汾回来。在少年体校的球台边，一群十二三岁的小队员眼神发亮地望着他，追着问：“庄老师，您真是世界冠军吗？”这个问题听起来略带稚气，却直戳人心。因为在那些孩子的记忆中，世界冠军是书本上的名字，而不是眼前这位穿着有些旧、说话却很耐心的中年人。

也正是这一幕，让庄则栋下定决心：要把手中这封信寄出去。

一、从世界冠军到“有问题干部”

说起庄则栋，很多中年球迷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1961年北京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1963年、1965年又先后蝉联，连续三届捧起世界冠军奖杯，在国际乒坛上风光无两。那时的他，不满二十五岁，走路带风，说话也带着年轻人的锋芒。

命运的转折，从“文革”开始。十年动乱中，他卷入政治漩涡，被认定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荣誉一夜之间变成了包袱，掌声仿佛都消失了。对于一个靠拼搏拿下世界冠军的人来说，这种落差，不难想象。

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开始一步步为大批受到冲击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甄别。庄则栋的问题，也被列入复查。那段时间，他心里没底，却又只能静静等待结论。与此同时，他被安排到山西工作，身份既不再是国家队主力，也不是光鲜的世界冠军，而是一位需要“严格要求、妥善安排、发挥特长”的特殊人员。

山西省委对他的安置，相对比较明确：政治上严格要求，生活上适当照顾，业务上尽量让他发挥乒乓球技术的专长。有领导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们省乒乓球二十年上不去，你来了，要争口气。你在技术上有一套，我们支持你发挥。”

话说得不客气，却实在。庄则栋心里明白，这是组织给的一条路，也是一份试探。他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只看成绩，他需要证明自己不仅能拿冠军，还能教出人、带出队伍。

他先到临汾地区少年体校帮忙，选苗子、教技术、上理论课，再到省体委为教练员培训轮番讲课。对他来说，这是一次从“台前主角”转向“幕后教练”的重来。讲课时，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只讲“怎么打”的少年冠军，而是不断强调“先懂道理再练动作”的中年教师。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理不明，则义不通；义不通，则技不精。”听起来略带书卷气，却是他吃透乒乓技术后压在心里的总结。

回到太原后，他协助山西女队训练，把改造过的“近台两面快攻”系统地教给队员。说句公道话，在当时的条件下，山西队的基础并不算强，他也只是“协助教练”，没有响亮的头衔。但他盯得细，练得狠，对细节尤其苛刻。

效果来得比预料更快。1983年春，中国国家队赴太原进行友谊赛，山西女队在对抗中一口气赢了国家队十二场，把其中几位世界冠军、全国一流选手都拉下马。消息在体坛传开，有人惊讶，有人感叹，也有人开始重新打量这位“有问题的前世界冠军”到底还有多少底子。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山西队士气高涨的时候，庄则栋却悄悄萌生了另一个念头——写书。

二、“闯与创”：三年伏案，换来一纸批示

如果只看成绩，很多人会以为庄则栋的人生关键词只有“冠军”两个字。但在临汾的一次重逢，让他想到另一个词。

那天，他在临汾遇到了一位老球友——钮琛。当年，两人在北京少年宫同拜一师，一起练“近台两面快攻”。后来一个成了世界冠军，一个在地方坚持教学，命运轨迹完全不同。更微妙的是，在庄则栋“高升”国家体委领导的时候，钮琛觉得距离太远，刻意疏远过一段时间。世事变换，等到庄则栋被下放到山西，两人才重新坐在一起，坦然聊天。

茶杯放下，话题慢慢转深。庄则栋沉吟片刻，突然说了一句：“我想写一本书。”这一句，说得不算高调，却透着决心。钮琛心里大概明白，却还是追问：“为什么？现在写，打算怎么写？”

庄则栋没有回避：“我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人，走上世界乒坛的每一步，都是国家、集体给的机会。十年动乱里犯的错误，确实严重。现在痛想过去，只能说后悔晚了。但人活着，总得做点补偿的事。我想把自己的乒乓路写出来，技术、经验，还有错误和教训，都写清楚，让后来的人汲取一点东西，也算对得起这辈子。”

这段话，既有愧疚，也有一种倔强：不愿只留下“问题干部”的标签，更不愿让几十年积累的技术和经验烂在肚子里。

钮琛只说了一句：“我帮你。”话不多，却到了关键点。此后几年，两人几乎把生活压缩到了写作上。

那时的生活条件，和他当年做世界冠军时完全不同。钮琛一家住的，是一套不大的住房，桌子不够，两人只好有时趴在矮桌，有时坐在炕沿，身前摊着资料和稿纸。只有在家人上班、上学之后，以及深夜家人入睡之后，屋子才能安静下来。家里人回忆，当时看见他们俩常常半夜仍然伏案，一个翻阅资料，一个在稿纸上密密麻麻地写字，灯光映在额头上，显得格外憔悴。

生活上的拮据，也是真实存在的。买点新鲜蔬菜，要去农贸市场来回砍价；为了配合书中的技术图示，有的动作需要重新拍照。那会儿摄影还不普及，胶卷紧缺，他跑了好几个地方，托了不少人情，才凑齐一批快速胶卷。为了拍清楚动作，他专门到太原西山煤矿，请那里一位叫陈继益的摄影师帮忙。酷暑天，他在球台边一遍遍做示范，少年队员配合对打，汗水往下滴，摄影师则反复调整角度，把每个技术动作定格下来。

这本书，既要讲技术，又要讲故事，还要讲道理。三十多万字的初稿，硬是磨了三年左右，才算成型。书名定为《闯与创》——“闯”，是他从少年宫走到世界赛场的过程，有冲劲、有冒险、有狠劲；“创”，则是他在技术上、训练方法上不断琢磨、总结、提炼的那一部分。

书稿成形后，他拿着稿子去找中国展望出版社商谈出版。编辑坦率地说出顾虑：“你是立过功的，也犯过严重错误。你的技术和经验，从专业角度讲，是国家财富。书我们看过，很有价值。但有一点，得等你的问题有正式结论，如果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才敢放心出版。”

这话很实在，也很符合当时的环境。庄则栋明白，书稿写完只是第一步，要走出书房，还得靠政策结论。

1983年，相关部门终于给出了正式结论：庄则栋“犯严重政治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几个字，对当事人来说分量不轻，意味着问题性质有了明确评价，也意味着可以恢复一定的政治待遇。

得知结论后，他第一时间又去问书能不能出。得到的答复是：“当然允许出版。”按理说，到这一步，书应该很快就能与读者见面。可实际情况并不顺利。几个月过去，出版手续迟迟未能办妥。书稿仍躺在抽屉里，而他在山西的工作依旧平静。

那段时间，庄则栋难免焦躁。他非常清楚，这本书，不仅是对自己运动生涯的梳理，也是一个向社会重新证明自己的契机。如果不能顺利出版，他在专业上的积累就难以真正转化为社会财富。

在这种复杂心境下，他做出了一个很多人不太敢做的决定——给时任副总理万里写信，坦率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希望组织分配正式工作，二是请求允许出版《闯与创》。

也有人替他捏了一把汗：向中央领导直接写信，哪是随便的事？但从他的角度看，当年的错误已经作了结论，个人的技术、经验客观存在，他既不想要特殊照顾，也不愿意悄无声息地“退休在地方”。这一封信，既有求助意味，也有承担后果的意思。

让人意外的是，万里很快在信上作了批示：立即分配工作，准其出书。文字不算多，却切中要害。相关部门随即落实，在为建国三十五周年准备的体育成就展览中，还补充了庄则栋蝉联三届世界冠军的资料和展品。这一举动，不光是展柜里多了几件展品，更重要的是，国家正式、公开地确认了他过去的功绩。

随后，他也和其他世界冠军一样，开始享受每月增加三十元的补助工资。数字看着不大，但在当时，是一种象征。庄则栋自己后来坦率地说：“中央对我的政策，使我的心热乎乎的。”这句“热乎乎”，听着朴实，却能感到那种压抑了多年的情绪有了出口。

政策的调整，让他的书迎来了真正的机会。展望出版社正式敲定出版计划，《闯与创》这部约四十万字的著作，融技术性、知识性、哲理性和故事性于一体，很快赢得体育界和出版界的一致好评。有编辑忍不住把书拿回家，随手给孩子读了几段，没想到孩子听得入迷，一再要求“再读一点”。这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真正扎根实战、写得真诚的东西，很容易跨越年龄。

消息传出后，海外多家出版机构也闻讯前来，希望能获得该书的版权。有的出版社甚至开出数额不低的稿酬。有传闻说，有外国出版商提出，如果把版权交给他们，可以支付二十万美元的报酬。在当时，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

面对这样诱人的条件，庄则栋却没有犹豫。他谢绝了一切海外出版商的独家要求，并专门写信给万里，说明自己的态度：“我是中国人，我写书不是为了赚钱。我的技术是党、祖国和人民培养出来的。我出生在这片土地上，我的思想、感情、成就、错误，都发生在这里。我写书，是为了还种子于土地，还种子于母亲。”

这句话，语气平静，却透出一种明确的价值观：不愿把个人经验当成纯粹的商品，更不愿与国家培养自己的那条根割裂。

三、荻村访华：一场跨越三十年的约定

谈到《闯与创》的出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与日本乒坛名将荻村的交集。

荻村伊智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几乎垄断世界男子乒乓球冠军，是那个年代国际乒坛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后来，他又担任国际乒联代主席，在国际体育外交领域也颇为活跃。很多中国老球迷，对他并不陌生。

1980年前后，荻村得知庄则栋被安排到山西工作后，曾多次撮合日本乒乓球队访问山西，希望能借此见上一面，但阴差阳错，总未如愿。直到1983年，香港《镜报》发表《乒坛霸主今安在》一文，披露庄则栋正与老球友钮琛在山西合写一本名为《闯与创》的书，荻村这才抓到实在线索。

他很快写信给山西人民出版社，开门见山：“我和庄先生是挚友，我猜他的书可能在贵社出版。我懂日文、英文，也略懂中文，由我来翻译这本书最合适，希望能得到翻译版权。”信件转到庄则栋手里，他托出版社转达谢意，并告知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984年10月9日，荻村乘飞机抵达北京。那一天，北京首都机场并不喧闹，候机楼里的场景也远不如今天这般繁忙。庄则栋提前赶到，在到达口静静等待。这次会面，隔着整整十二年。

两人一见面，没有太多客套，直接紧紧拥抱在一起。一个是五十年代叱咤世界乒坛的日本名将，一个是六十年代连续三届夺冠的中国选手。他们之间有过激烈对抗，也有惺惺相惜。机场休息室内，两人坐下后，话题一下跳回到1972年。

那一年，庄则栋以中国青年乒乓球代表团团长身份访问日本，与荻村长谈了十多个小时。谈比赛，也谈人生。荻村曾回忆自己年轻时准备参加世界大赛，却囊中羞涩，连路费都凑不齐。朋友们得知后，自发帮他募捐，跑了一个月，终于凑够差旅费。当钱送到他手里时，他忍不住给朋友跪下致谢。此后，每打一球，他都当成对这些“心血钱”的回应。

这些细节，在1972年的那次长谈中说过，到了1984年再提起，两人依旧沉默片刻。荻村感叹：“我就是靠这份心血才走上世界赛场，每一个球，都不敢打得潦草。”

交谈中，庄则栋提起一件往事：1956年，荻村第二次获得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后，与亚军共同拍摄了一部乒乓球训练法的电影。那部影片，很快传到中国，但能看的地方不多。只有十五六岁的庄则栋，通过各方打听，辗转来到某家人民银行的放映室，才终于看上这部片子。片子不过二十多分钟，他却看得眼睛都不眨。他后来回忆：“我的眼睛像照相机一样，把你们的动作、训练方法全部装进脑子里。从那以后，我把你们当作没有拜过师的老师，我算是你们的外国徒弟。”

听到这里，荻村动情地把他搂住，说了一句：“在攀登乒乓球高峰的路上，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这不只是客套话，更是一种同行之间的认可。

那次1972年的会面结束时，荻村送给庄则栋一本书，并轻描淡写地说：“庄先生，将来你写出书，我在日本替你全文发表。”他当时满口答应。经历了十年动乱、政治风波和身份起落，这个承诺在现实面前似乎一度模糊，但在两人心里，却一直没忘。

1984年此番重逢，荻村来得很明确——这次是要和中国展望出版社商谈联合出版《闯与创》在海外的多个文种版本。谈话间，他半开玩笑地问：“庄先生，你在这本书里，夸了谁，批评了谁？”话里带笑，却也带着一点好奇。

庄则栋也用玩笑化解：“这里面，有褒有贬。所有被我战胜过的、打败过我的中外选手，我都写得挺好，算是歌颂。真正挨批评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我自己。”

这种答法，不难看出他的态度：对别人多一分尊重，对自己多一分反省。荻村随即正色地说，希望他在后半生继续为中国和世界乒乓事业出力，“发出更多光和热”。这句话，用在一位从顶峰跌落又重新起步的运动员身上，格外贴切。

在荻村的推动下，《闯与创》最终不仅在国内出版，还陆续以中、日、英、法、西班牙等多种文字面世。对于一名曾被视作“有严重问题”的运动员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别样的修复：个人经历从被压在档案柜里，转变为公开的文字，被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读者阅读、讨论。

四、重回少年宫：一张旧球台，一句“从零开始”

书的出版有了着落，工作问题的解决也逐步推进。1984年，庄则栋提出一个朴素、却很有象征意义的请求：希望回到自己的“母校”——北京市少年宫工作。

与国家队、体委机关相比，少年宫的名气并不算大。但对他来说，这里既是起点，也是情感上的归宿。三十多年前，他还是个小少年，从这所少年宫走出，握起球拍，打进国家队，登上世界冠军领奖台。三十多年后，他带着一身曲折，又回到同一个地方，身份从天才运动员变成了教练。

北京市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报到那天，他刚踏进少年宫，就看到当年的教练庄正芳。岁月在两人脸上都刻下了痕迹，但称呼没变——师生。庄正芳张开双手，紧紧抱住他。对于这对师生来说，这个拥抱既是欢迎，也是一次迟到多年的心安。

少年宫领导把十几个小队员交给他们共同带队，训练由两人一起负责。日常生活里，他们仍以师生相称，分工却不再那么严格：谁有空就多盯一会儿，谁想到新的练法就马上在球台边试一试。不得不说，有名将坐镇，加上老教练的配合，少年宫乒乓班很快又焕发出活力。

训练间隙，有的孩子好奇地问：“庄老师，您真打过世界比赛吗？”庄则栋笑着说：“你们好好练球，将来自己去打世界比赛，比我更厉害。”这类轻松的对话，背后其实有一层更深的心思——他不希望孩子们把精力放在他的过去，而是尽快把目光放到自己的未来。

这一年，他还被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接见。李梦华开门见山：“你过去为国家立过功，党和人民不会忘。荻村来很有意义，书出版也很好。今后你可以常来看看国家队，对训练工作提些意见。”这番话，既是鼓励，也是提醒：过去的荣誉可以被重新肯定，但真正能够说明问题的，还是今后的工作。

庄则栋当场表示，会尽力做好，也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家队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对于一个曾经站在最高领奖台的人来说，能够以这样的身份重新回到国家体育事业中，既是机遇，也是一种责任。

那天从国家体委回到少年宫，他情绪久久难以平静。晚饭后，少年宫的走廊安静下来，教学楼的灯一盏一盏地熄灭，院子里只剩零星几处微光。他回到宿舍，坐在桌边，翻看一天的记录。脑子里一阵阵回放：山西的煤矿球馆、临汾窄小的写字房、展览馆里的奖杯，乃至少年宫球台上孩子们扑球时摔倒又爬起来的身影。

夜深了，他仍然睡不着。最后，他拿出一本本子，在扉页郑重写下四个字——“从零开始”。

这四个字，落在纸上很轻。但对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人而言，却不是一句简单的自我勉励。对庄则栋来说，“从零开始”不是否定过去，而是一种态度：不倚旧功，不躲错误，在新的起点上，把手里的技术、经验，包括走过弯路的教训，一点一滴地交给下一代。

试想一下，当年那个在少年宫里拿着旧球拍一遍遍练步伐的少年，大概想不到几十年后，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到同一个球馆。时代变了，身份变了，球台还在，孩子们打球的认真劲儿也还在。他能做的，就是在不多的后半生里，把自己理解的“闯”与“创”，默默放进这一块小小的球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