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和老黄一起从老家参军入伍,到了驻龙岩的一个部队。老黄叫黄世发,我俩从小在一个胡同长大,光着屁股就在一起玩。1969年第一批上山下乡,三年后的1972年又一起当兵。那时候没想到,我和老黄会做一辈子的朋友,就连退休以后也住到了同一个小区里。
1972年3月,我们连队在编制调整中被撤销了。我和黄世发同时被调到福州军区机关旁边的一个部队,都成了家门口的兵。我们这个连队年前才从抗美援老撤回国内,战友们长期在国外执行任务,回国后连队就分批安排干部和老兵探亲休假。我知道,他们回来以后,除了部队发的工资和津贴,还有一笔出国补贴,这一下很多人手里都有了些钱。所以回老家探亲的时候,都想多带点当地的土特产或者紧俏商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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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跟战友聊天,黄世发随口说,他爹在商业部门工作,再紧俏的东西都能买到。说的人没当回事,听的人却记在心里了。一传十,十传百,全连都知道黄世发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在商业局搞管理,能买到紧俏商品。
第一个找黄世发的是他们班的汤班长。汤班长当了六年兵,是山东人,家在沂蒙山区。他家里刚给他说了个媳妇,想回家时给人家送块手表。但他知道,手表那时候特别紧俏,在商业系统没有熟人,有钱也买不到。汤班长悄悄找到黄世发说,我给你放一天假,你回去帮我买块上海牌手表吧,要是没这块表,我都没脸回去见你嫂子。说完,班长把他攒的九十八块钱塞到黄世发口袋里。汤班长虽然念书不多,但能吃苦,在战士里威信很高。黄世发跟我说了这个事,我也赞成他把这事办好。
周末下午,黄世发离开连队回了家。没想到星期天晚上他空着手回来了。一问才知道,周末商业局不上班。他父亲虽然很重视这事,但也要去找人才能办,关键是买手表要票。当兵的哪有票,他父亲只得先找人弄手表票,一天时间肯定办不成。黄世发给班长说,过两天他再回去一趟,父亲准能办好。后来他又跑回家一次,回来的时候,挂包里果然有一块闪着银光的上海牌手表,汤班长高兴得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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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黄世发给汤班长买到手表以后,他在连队一下子成了香饽饽。不光战士们巴结他,就连干部和班长们见了他,也总没话找话地套近乎。后来营里的领导和战友,休假前都拐弯抹角地找黄世发帮忙买东西。有时候黄世发还带上我一起回家。那段时间,他给战友买过收音机、手表、理发推子、麦乳精、老北京布鞋,还帮着换过全国粮票,什么都有。
可是到了1973年,黄世发把指导员给得罪了。那年春节前,指导员准备回陕西老家休假,他让汤班长把黄世发叫到连部。指导员在国外时立过三等功,是个责任心很强的政工干部,很会做思想工作。我和黄世发调到这个连队后,指导员分别找我们谈过话,我俩打心眼里敬畏他。指导员对黄世发说,我批你两天假回家,想办法帮我买一辆自行车。他跟父亲已经商量好了,自行车买好后就托运回去,算是给老父亲的寿礼。
那时候黄世发已经是副班长,他想等汤班长退伍后接替班长,再找指导员帮忙入党,退伍就好安排工作。所以他把给指导员买自行车当成头等大事,接受任务后没跟我打招呼,一个人就急匆匆回家了。没想到这次回家找他父亲办事,却遇到了麻烦。当时商业局内部已经发了通知,为了保障全市居民过个好年,所有商品优先供应城市居民。那时候结婚潮、探亲潮凑到一起,凭票购买的东西都供不应求。黄世发的父亲也清楚儿子这次回来是给领导办事,心里很重视。但买自行车这事说得太突然,等他回局里找自行车票的时候,管票证的同事那里一张都没有了。同事说,自行车票现在最紧俏,最快也是半年以后的事了。
老父亲明知道节前弄不到票,就对儿子说,告诉指导员别着急,他尽量想办法。可直到指导员坐上回家的火车,自行车也没买来。黄世发再也没好意思找指导员。那年年底,没当上班长、也没入党的黄世发退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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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帮指导员买成自行车这件事,成了黄世发心里的一道坎。多年后战友聚会,没见到老指导员,多方打听才知道,指导员后来干到教导员转业,没想到转业后没几年就病逝了。黄世发退伍回来,被安排到银行系统工作。他工作积极努力,后来也转了干部,最后从市行处长的岗位上退休。没想到老黄退休后爱上了骑车,他的自行车已经换了四五辆,从最开始两千多块钱的,变成了现在三万多。他骑车健身,也骑车看风景,有时候我也在想,当年那辆没买成的自行车,是不是他一直记在心里,所以后来才这么爱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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