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基层探索实践推动意定监护制度进一步完善

谁能替我签字？上海基层的探索实践推动意定监护制度进一步完善

让担心“没人签字”的人放心托付余生

最近，一则新闻引人注目：徐汇区一位81岁的老人卖掉唯一住房，扛起监护两个外籍外孙女的重担。然而，一个现实摆在眼前：一旦他离去，孩子将再次成为“法律孤儿”。这似乎映射出一个长久被忽略的现实：在“一老一小”的生命交接带上，监护从来不只是一句口头承诺，更是悬在无数家庭头顶的法律缺口。

2026年开年，上海出台全国首部省级老年人意定监护专项政策。这份被业内称为“破冰之举”的细则，让“意定监护”这个专业词汇一跃成为社会热词。

社交平台上，“上海意定监护办理全攻略”被反复提及；评论区里，独居老人想托付身后事，丁克夫妻计划提前规划晚年，子女定居海外的家庭希望有人签字决策……大家都把这份盖着公证处红章的文书，视作晚年最稳妥的“护身符”。

当我们把时间线往回移会发现，在意定监护细则尚未出台的日子里，上海基层早已遇到过类似案例。他们的探索，既是无奈之下的应变，更是制度完善前的珍贵实践。

寻找余生托付

寻找“余生托付”的人，并非法律意识超前，而是被现实推到了必须面对这个问题的那一刻

在2026年新规落地前，“意定监护”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个陌生词汇，人们大多在新闻中得知，带有一丝值得咀嚼的争议，比如2019年最广为人知的“水果摊主案”，又比如2025年底的“46岁蒋女士案”。它打破了“血缘即正义”的传统伦理，把监护权交给“外人”，却始终在情与法的天平中摇摆。

一位社区干部记得，有位80多岁的独居老人，老伴走得早，唯一的儿子在国外定居，几年也见不上一面。老人身体还硬朗时，觉得日子能凑合，直到有天突发脑梗，被邻居送进医院，却面临一时联系不上其儿子，手术同意书没人签的困境。

基层工作人员碰到过太多这样的情况：有的是失独家庭，老两口相依为命，不知道倒下了谁来替他们签字；有的是长期照顾残障子女的年迈父母，一边照顾一边焦虑，担忧自己走了以后孩子怎么办；还有的是丁克家庭，面对的是未来可能存在的养老问题。

这些寻找“余生托付”的人，并非法律意识超前，而是被现实推到了必须面对这个问题的那一刻。他们有的失去了法定监护人，有的对法定监护人不放心，有的干脆没有“法定”可言。他们找上门来，问的问题往往不是“什么是意定监护”，而是更朴素的一句话：“谁能替我签那个字？”

当许多老人在现实里发问时，基层社区早已被推到了最前线。

在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蔡幼芬每月都为社区里的孤寡独居老人举办生日会。她是街道老年协会会长。最近几个月，她开始尝试在唱完生日歌、吃完蛋糕后，和老人们拉拉家常，加入一些意定监护的科普内容。

几年前，蔡幼芬第一次听说“意定监护”时，还觉得这是个“沉重得无法开口”的话题。但随着老年协会工作的推进，她慢慢发现这是一个急难愁盼的“模糊地带”。“我一个人住，万一倒下了怎么办”“我跟侄子亲，他能帮我签字去养老院吗”，这些有关权责归属的问题，一度让她不知所措。

2021年，民法典正式施行，明确了成年人可以书面形式确定监护人，首次将“组织”纳入监护人范围。这让很多基层工作者看到了希望。也正是在那一年，蔡幼芬和同事们尝试起草意定监护服务计划书，希望依托社区平台，为辖区孤老搭建意定监护对接渠道。

但在后续与街道共同探讨落地方案细节时，双方都意识到了横亘在眼前的客观难题：“要开展这项服务，基层的法律资质与专业人才支撑还存在短板。”一腔热血碰上了当时尚未成熟的客观条件。本着对老人高度负责的态度，这份计划书只能暂且收进抽屉，化作那个阶段的“蓄力”。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件未完成的事，基层工作者开始意识到，光有热情还不够，关键在于引入专业力量。此后的几年里，大家一直留意着意定监护的相关信息，静候合适的时机。

法律上的亲人

意定监护要做的，就是为那些基于长期信任和照顾形成的关系，提供一个合法的“身份”

2025年3月，当恩派基金会的“溢彩星光”项目找上门，希望为基层提供老年人养老全流程培训时，蔡幼芬毫不犹豫地在六个议题中选了“意定监护”。培训涉及的内容十分有可操作性：如何用老人能听懂的语言解释“意定监护”与遗嘱的区别；如何识别那些嘴上说“不需要”但眼神里流露出担忧的老人；协议中关于医疗措施、财产管理、监督人设置的关键条款该如何解释；当老人半夜突发急症，第一步该联系谁、该准备什么材料。

项目方邀请的培训指导，是一家叫“尽善”的社会组织。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2020年成立于上海闵行，是国内首家专门从事意定监护的社会组织。创始人费超告诉记者，“尽善”的前身包含一家为认知症老人提供照护服务的社会组织。在工作中，他们反复遇到的问题，和街道惊人地一致。

“我妈以后住养老院，谁签协议？做手术，谁签同意书？我是独生女，自己也60多岁了，万一我先倒下呢？”一位家属这样问他。他开始留意那些“监护断点”：失独老人、子女在海外的空巢老人、不婚不育的独居者。还有一类叫“老养残”，即高龄父母照顾智力残疾的子女。

“这不是人情冷暖的问题，是制度衔接的问题。”费超说，“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元，但很多关键环节的认定标准还停留在‘血缘即一切’的传统模式。意定监护要做的，就是为那些基于长期信任和照顾形成的关系，提供一个合法的‘身份’。”

“尽善”做了5年，服务对象从一年30—40个涨到近70个，咨询量从几十次涨到200多次。

专业社会组织的介入，为街道几年来的探索补上了关键一环——专业支撑。蔡幼芬所在的老年协会开始学习如何将那些模糊的担忧转化为法律条款和可操作的服务流程。他们不再停留在倾听与陪伴，而是逐步学会如何提供指引和识别风险。

志愿者们在日常走访中开始有意识地问一句：“您有没有想过，万一身体不舒服，希望谁帮您做决定？”开通的24小时咨询专线，也转接到了蔡幼芬的手机上，时刻答疑。这套模式很快收到成效。今年1月，75岁的孤老王阿姨确诊肝癌晚期。她最焦虑的不是治疗，而是“万一昏迷了，谁能替我签字”。蔡幼芬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联系“尽善”，一起为老人梳理意愿。从意愿梳理、协议起草到公证办理，仅用了两周时间，顺利跑完了意定监护的“最后一公里”。

从孤老到大众

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支持个体按自身意愿选择照料方式、规划晚年生活，实现自主决策与自主安排

在上海许多街镇，意定监护正在以更丰富的姿态“着陆”，回应着不同群体的具体困境。

比如，在共和新路街道，一个名为“银发盾牌”的项目组，为“老养残”家庭提供了解决思路。70多岁的罗阿姨最放心不下的，是智力残疾的儿子。项目组联动法院、公证处、律所和居委会，不仅为她设立了意定监护，还通过司法程序提前完成遗产析产，扫清了财产处置的障碍，为儿子的未来生活筹集了“备用金”。

在普陀区，长风新村街道完成了对“失能失智且无监护人”群体的救助。精神障碍患者小雨(化名)在唯一监护人母亲去世后陷入困境。街道启动多部门协作，最终由法院指定居委会担任其监护人，并引入“尽善”等专业组织提供具体监护服务，形成“政府临时兜底、司法机关确权、专业组织执行、社区监督”的闭环。

现实也催生新需求。费超发现，这两年，来咨询的人群发生了变化。过去多是七八十岁的孤寡老人，现在多了身体还硬朗的中年人，甚至还有30岁出头的年轻人。“有人问能不能指定朋友，有人想把监护权和财产管理分开，有人担心监护人将来不尽责怎么办。”费超说，这些需求早就超出了“找个人签字”的范畴。

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更深层的社会结构转型。基于202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副教授王宁发现，在中国，65.68%的独居人群是非婚状态，超过1/4的独居者没有子女，22.23%的独居者自评健康状况不佳。《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近十年来全国一人户家庭占比持续攀升；最新数据表明，上海市一人户比例达26.4%，位居全国第二。这些数据说明，意定监护的潜在需求正在快速增长，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王宁分析：“未来意定监护的需求将不再局限于基本兜底，更多人开始用它保障晚年生活质量、实现晚年自主意愿。服务对象也不再仅限于传统认知中的孤寡老人，老养残家庭、稳定的中年独居者、丁克家庭等群体也是潜在需求方。这一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支持个体按照自身意愿选择照料方式、规划晚年生活，真正实现自主决策与自主安排。”

需求多、要求高，也给现有服务带来很大挑战。只用一套简单服务，很难满足不同家庭的复杂需求。蔡幼芬随身携带一个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跟她电话咨询过的老人。经过培训，她能够处理一些简单的基础咨询，但面对更高难度的定制方案，她随时预备着对接专业社会组织或公证处。费超也意识到，基层需要的不仅是“知识灌输”，更是资源链接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而赋能不是一次性的，更应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制度还需细化

法律虽规定了责任，但缺乏明确的操作细则以给基层更明确的指引。这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随着实践的深入，逐渐体现出现有制度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之处。根据民法典，当一个人的监护人尚未完成指定、暂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处于无人保护状态时，居(村)委或民政部门应当承担临时监护职责。

“虽然法律规定了责任，但缺乏明确的操作细则。”市政协委员、律师张玉霞说，关键在于给基层更明确的指引，“什么情况下属于无人保护状态或无人照料状态，可以行使临时监护权？需要履行哪些程序？出现失误该承担什么责任？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她建议用列举的方式告知哪些是禁止性事项，哪些是必须完成的事项。“比如当老人没有行为能力时，医疗措施达到哪一步、要怎么确认最佳方案。细则定得越详细，相关工作人员越能按部就班地去做。”

与此同时，平台建设被提上日程。张玉霞介绍，今年上海实施的意定监护若干意见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市民政部门牵头建立市级老年人意定监护信息归集查询平台——民政、公证等可引导当事人自愿将相关信息录入平台；公证或见证的当事人可授权公证机构、见证机构等录入平台；法院拟定的意定监护相关文书应及时通报民政录入平台。民政应加强对意定监护信息归集工作的指导和服务。

专业力量的培育与引入也在加速。恩派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溢彩星光”项目将落地更多城市，回应社会真实需求。

此外，社会观念也亟待转变。意定监护从来不只是一纸文书。它是在街头巷尾“生发”出的细节，也是一个人在清醒时给自己晚年留下的一份体面。从“意定监护是孤寡老人的无奈选择”转向“意定监护是有潜在需求的成年人规划未来的理性安排”，王宁认为，这是一场观念革新，需要政府、媒体、社区与家庭共同推动。

政策落地不是终点。让每一个担心“没人签字”的人，都能放心地把余生托付——这才是意定监护真正要抵达的地方。

(来源：解放日报 记者 牛益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