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几次筹划打邱清泉未果，淮海一战全歼，第五军是否被高估了？

1948年11月底，中原平原上已是寒风刺骨。徐州以北的公路线上，汽车、马匹、辎重挤成一条长龙，国民党各部队仓促南撤，许多人并不清楚自己要撤到哪里，更说不清还能撤多久。就在这条慌乱的撤退路线上，有一支部队尤其扎眼，这就是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五军。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老兵的记忆里，这支部队给人的印象并不统一。有的觉得他们能打、敢打，是嫡系中的精锐；也有人摇头，说第五军名气大于战功，真正响当当的战例并不多。转折点，落在淮海战役，也落在第五军名义上的主将——邱清泉身上。

围绕这位将领，战前战后的评价差异很大。有人强调他文化程度高、懂现代战争；也有人只记住了陈官庄被围后的荒唐和失态。问题也就来了：既然结局是淮海一役全军覆没，那么当年我军对第五军的重视，到底是高估，还是看得很准？

要弄清这一点，时间线得从抗战末期往前追，再一步步拉回到徐州、双堆集和陈官庄。

一、从“书生军官”到机械化军长

如果只看淮海战役电影中的形象，很容易把邱清泉当成一个粗鲁、暴躁的军头，满嘴脏话、动辄拍桌。但查一查履历，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邱清泉1902年出生于四川，据记载，从小学算起，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这个学校背景不算普通，上海大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国民党名义创办的一所新型大学，校风比较开阔，课程设置也偏重社会科学和现代思潮。后来因为政治环境变化，学校数度停办复校，但在当时能进去读书，说明起点不低。

1924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正式走上军人生涯。在黄埔学生当中，他不爱随大流，据说平时不太合群，却格外服气一个人——杜聿明。此后几十年，他始终在杜聿明系统中辗转，后来担任第五军军长，也是这种信任链条延伸的结果。

1934年，国民政府举行留德考试，从全国军界选拔少数军官赴德学习。邱清泉报名应考，成绩名列前茅，被选中前往德国。他先在工兵专门学校接受半年的基础训练，随后进入德国陆军大学系统深造。据同时代资料，他曾多次尝试拜访著名装甲战专家古德里安，并系统研读后者的有关著作和论文。

在为国防部撰写的军事论文中，他写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则将为机械化部队大出风头之时代矣。”在当时的中国军界，这样的判断并不多见。很多军官只是在教科书里接触机械化概念，而邱清泉已经开始思考装甲兵与步兵、炮兵配合的问题，这一点不得不说是走在前面。

回国后，他接手的第五军并不好带。第五军刚从滇缅战场的“野人山”一线撤回国内，伤亡惨重，热带丛林病疫也让战斗力大幅下滑，许多老兵在那一带牺牲。可以想见，那时的第五军，既疲惫又士气低落。

邱清泉接任军长后，调整训练内容，把机械化和火力协同摆在重要位置，结合自己的德军学习经验，加强部队机动演练。有资料提到，仅用一年左右时间，第五军便在年终校阅中获得全军第一名。称号可以存疑，但至少说明一点：这支部队在装备和训练上，确实从谷底又爬了上来。

表面上看，他人送绰号“邱疯子”，脾气怪、说话冲，可在军事理论写作方面却非常勤快。与当时许多国民党将领不同，他几乎每打一仗都会写总结，形成文字材料流传下来，这在当时算是少见的“书生军官”。

二、滇西一战：火与水的实验场

1944年中期，战局焦点之一在滇缅。日军为了切断盟军的滇缅公路，发动所谓“断作战”，向滇西推进，占领了龙陵等地，意图封锁中国对外援助通道。中国远征军被迫集中兵力，试图夺回这些要地。

同年8月，已升任第五军军长的邱清泉，率部加入龙陵反攻作战，辖下200师为主力之一。此前，远征军在龙陵附近多次猛攻，伤亡不轻却收效有限。日军利用地形构筑了严密的火力网，把龙陵一带弄成“铁板一块”，硬冲代价极大。

邱清泉抵达前线后，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催促部队加快攻击，而是组织人力沿滇缅公路和周边山地勘察，道路、河道、制高点全部重看一遍。他当时提出一个主张：“火烧背阴山，水淹龙陵城”。意思是利用山林放火，逼迫日军工事暴露或后撤，再借助水利设施制造泥泞，削弱日军机动与补给。

这个设想在当时并不常见，因为许多指挥员更习惯于堆兵力、拼消耗。邱清泉却强调“火力重于兵力”，“补给重于作战”。他认为，真正决定战局的，是火力准备和补给线安全，而不是简单的人数。后来，他把这次作战的经历写成《龙陵是如何攻下的》一文，总结其中的教训与得失。

从结果看，龙陵反攻并非由第五军一部独力完成，是多个部队协同作战的合力。但第五军在迂回、截击日军退路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日军在滇缅公路撤退时，被埋伏的部队切断退路，阵地被逐步蚕食，整条线才开始崩溃。

从这一阶段看，邱清泉的指挥思路比较清晰：谨慎勘察地形，注重火力与补给，不愿做没有把握的硬碰硬。他的理论与实践，起码在滇西战场上是对得上的，这也成了他后来被视为“懂机械化作战”的一个重要根据。

抗战结束后，第五军的目标从日军转向我军，这支在滇缅练过的部队，被迅速推上了解放战争的前线。

三、中原交锋：“逢五不战”的背后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第五军被调往中原，参与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此时的布置，大致是以几个整编师为主轴，合围苏中、淮南、晋冀鲁豫等解放区。

1946年7月，苏中战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华中野战军在粟裕指挥下取得“七战七捷”，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多股进攻力量。与此同时，邱清泉率第五军向淮南解放区推进。因为当时我军主力不在这个方向，淮南主力较少，他一路行动相对顺利，接连占领了几座城池。

从战果上看，第五军在这段时间动作频繁，却缺乏决定性会战，多是对我地方武装和少量守军形成压力。从舆论关注度来说，远不如整编74师在苏中战役中那样出名。74师兵力集中，曾是我军的重点打击对象，战斗激烈程度极高，相形之下，第五军显得“顺风顺水”，战局紧张感反而不强。

同年8月下旬，国民党军集中十四个整编师，对晋冀鲁豫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试图打断华北、华东之间的联系。邱清泉率第五军从东面向解放区腹地推进，在一些地方再次占据城市和交通点。因为我军主要精力当时投入在阻击其他方向，正面与第五军的决战较少，这就给了第五军一个“胜多败少”的战绩记录。

在这种背景下，“逢五不战”的说法慢慢流传。有国民党军官在回忆中提到，邱清泉私下颇为得意，认为我军对第五军有所忌惮，每遇第五军常选择规避或牵制，而非正面强攻。这种说法未必完全准确，但背后确实有一点值得注意：在我军的作战考虑中，对第五军的态度明显比对普通整编师谨慎得多。

原因并不难理解。一方面，第五军装备精良，机械化水平在国民党部队中名列前茅，炮兵和装甲力量较强；另一方面，邱清泉习惯频繁机动作战，据说一年之内指挥部转移三百多次，这种高频度调动让我军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对他的围歼部署。稍有疏漏，就可能被对方从侧后反击。

需要强调的是，我军对第五军并非“看不清”，而是清楚其特点，却一时找不到稳妥的歼灭时机。为了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精锐硬拼，我军指挥员宁可把第五军暂时“挂起来”，把消耗和歼灭任务集中在其他主力身上。

从这个角度说，“逢五不战”更像一种审慎态度，而不是出于畏惧。也正是因为这种审慎，导致战争初期第五军少有大败战例，反而在若干小战中积累了不少胜绩。很多年后，华东野战军的老战士回忆时，对第五军仍有一点“心结”，觉得这支部队早该解决，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转折，出现在1948年。

四、粟裕几次谋划：从鲁西南到豫东

1948年春，解放战争已出现明显逆转。我军在东北、华北连战连捷，华东战场也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就在这个时间点，粟裕提出了一个关键建议——暂时不急于南渡长江，而是利用优势兵力，在中原地区先歼灭若干国民党主力，为以后渡江扫清障碍。这就是他著名的“子养电”中提出的思路。

毛泽东考虑后，采纳了这一意见，并大致提出一个任务：华东野战军在四至八个月内歼敌六至十二个旅。换句话说，中原要打一系列中等规模的战役，逐步瓦解国民党中原集团，重点仍是敌军主力，而不是单纯抢地盘。

1948年5月30日，粟裕率华野一、四、六纵队渡过黄河，进入豫皖交界地区。同时，之前在鲁南整编的陈唐兵团归建。按照初步构想，此次南下，最好能一举咬住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或者胡琏的整编第十八军，先拿下其中一支“五大主力”。

为此，粟裕在渡河前两天就给中央发报，提出要集中六个纵队，专门攻击整编第五军。这种下决心的做法，足见他对这支部队的重视，也说明“逢五不战”的阶段已经过去，华野准备主动争取一场硬仗。

几天之后，毛泽东回电表示同意，但也提醒了一句：对付第五军不能急于求成，要准备打一仗只歼敌一到两个旅的情况。意思很明确——第五军不好吃，哪怕只咬掉一块，也是胜利。同时，他还电示中原野战军，要出动牵制胡琏第十八军，防止其增援。

粟裕南渡黄河之时，陈唐兵团迅速向淮阳、太康一线前出，做出主攻姿态，吸引驻扎商丘的第五军南下救援。邱清泉果然起了反应，他调动第五军向太康方向运动，试图在野战中抓住华野三、八纵队，给对手一个重击。

布局到此为止，双方初步棋局已经摆开。粟裕意在“诱敌深入”，希望第五军脱离商丘坚固依托，进入有利于华野围歼的区域；邱清泉则想利用第五军机动能力，打一场速决战。

遗憾的是，这盘棋只走了一半。邱清泉在行动过程中，敏锐察觉到华野主力渡河南进的迹象，担心自己过深冒进被合围，迅速下令收缩回商丘。与此同时，南京的统帅部也注意到粟裕南下趋势，从苏北调集大批部队支援，使得华野在鲁西南一带行动愈发困难。

这样一来，原先那套用“陈唐诱敌、主力截击”的谋划，等于落空。第五军仍然牢牢咬在商丘附近的防御体系之内，短时间内难以撕开缺口。粟裕只好收起这套方案，转而实施第二套预案——发动豫东战役。

在许多后来的叙述里，豫东战役常被讲成“邱清泉被耍得团团转”。我军先攻开封，再以开封为诱饵，引诱第五军前往救援。然而，把事情简化成“被耍”并不全面，当时的情况实际上更为复杂。

开封作为豫东重镇，一旦丢失，南京方面绝不可能无动于衷。邱清泉非常清楚，华野已经把他当成重点打击目标，自然不愿轻易踏入对方准备好的战场。可问题在于，他身处中央军嫡系序列，责任摆在那里，开封失守若不救，后果难以承受。

“开封不想去，却不得不去”，用在他身上并不为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一路急进开封，却始终保持警惕，没有深陷我军预设的合围圈，这说明他并非完全掉以轻心。最终被围歼的，是离他不远的区寿年兵团，而第五军本身没有被合围，其部署算得上谨慎而保守。

战后，蒋介石对豫东战役的结果十分不满，认为邱清泉“坐视友军被歼”，在训斥之余，批准其以奔丧为由暂时离开前线。这种处理方式，既有推卸责任的意味，也反映出国民党高层与前线指挥官之间的巨大隔阂。

从战术层面看，豫东战役没有达成“一口吃掉第五军”的目标，但从战略角度讲，却进一步削弱了国民党中原集团。对粟裕而言，这也是摸清第五军行动规律的一次重要试探。至此，想在野战中单独围歼第五军的机会愈发渺茫，而更大规模的决战正在酝酿。

五、淮海决战：被困陈官庄的“精锐”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正式打响。徐州附近的态势迅速恶化，黄百韬兵团被围歼于碾庄圩后，徐州守军陷入孤立。南京方面在犹豫中反复摇摆，既不愿放弃徐州，又不敢轻易全线撤退。杜聿明作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在徐州外围，主要有几个兵团支撑着国民党防线：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邱清泉第二兵团等。第五军此时隶属第二兵团序列，是兵团中的核心机动力量之一。理论上讲，如果能适时抽出第五军，或者干脆提前全线撤离，尚有拉出一部分主力的可能。

真正的关键节点出现在1948年12月初。12月4日拂晓，华东野战军、西北野战军一部配合，将从徐州撤出的杜聿明集团围困在陈官庄附近。加上之前被围的双堆集、青龙集等地，整个徐州撤退集团被割成若干包围圈，第二兵团也陷入重围。

此时，华北已经打响平津战役，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自顾不暇，杜聿明集团几乎不可能指望北方援军。华野方面考虑到全国战略布局，为避免牵制平津战役进程，短暂放缓了对陈官庄的总攻节奏。表面看，这是给了杜聿明集团一点喘息时间，但更深层的含义，是争取更成熟的歼灭条件。

退一步说，即便进攻暂缓，杜聿明集团要突围，也得先解决一个问题：往哪儿突，怎么突。综合各种战后材料可以看到，围困期间，通过参谋讨论和电台沟通，国民党一方确实提出过多个突围方向，但在各方意见相互牵制、上层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始终没能形成一个明确、统一、且具可行性的方案。

在这种大背景下，邱清泉的表现显得格外刺眼。根据不少当事人回忆，第二兵团内部秩序逐步混乱，有的军官开始谋求个人撤退机会，有的则沉迷于酒宴和奢靡享受。比较极端的说法提到，有高级军官在地下掩体中强掳女学生、妇女当“小老婆”，饮酒作乐，自欺欺人地制造“末日繁华”。这些情节细节虽然难以一一考证，但大方向并不难理解：军心涣散、纪律松弛，在绝境之中进一步消磨了战斗意志。

其中，被多次点名的，就是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据说他也选了一名所谓“女护士”做伴，终日醉酒，已经顾不上研究军情。这样的状态，与他早年研究机械化、严谨写战例总结的形象，形成鲜明反差。有老兵在战后回忆时，用了一句很刺耳的话：“人还在，心先没了。”

当然，不能把整个集团失败完全压在一个人头上。杜聿明集团的困境，与国民党整体战略混乱、后方指挥犹豫也密切相关。从战役结构来看，徐州撤退已经失去最佳时机，既不果断撤，也不决心固守，结果陷入进退两难，最后只能被动挨打。

从个人层面看，邱清泉此时的精神状态确实已经崩溃。长期高压作战、内部政争、上级误判叠加在一起，让这个以骄横著称的军官在真正的绝境之中失去了决断力。骄狂有资本的一面，在顺风期还能支撑自信，一旦整体形势不可逆转，这种性格就成了致命缺陷。

到1949年初，陈官庄之围收紧，第二兵团陷入全面溃败，第五军在战役中被全歼。曾经被视为“五大主力”之一的这支机械化部队，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极少见的“整支主力集团被吃掉”的案例，对对方军心打击极大。

六、第五军是否被高估？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我军曾多次把第五军列为重点打击目标，算不算高估？

从整个解放战争的时间轴看，这个问题可以拆开来看。

一方面，从抗战末期到解放战争中前期，第五军确实是一支值得重视的劲旅。装备好，训练系统，指挥员懂机械化和机动作战，在中原一带屡屡抢占要点。一年之内频繁转移指挥所，虽多少有些夸张，但也说明这支部队非常活跃。邱清泉本人在龙陵一战中展现的战术素养，以及他对火力、补给的重视，说明他的军事知识并非“空有其表”。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对第五军保持谨慎，宁可寻找稳妥的战机，也不贸然硬拼，这并不意味着高估，而是对敌情有较清醒认识的一种表现。对于一支装备、训练均处上游的对手，如果因为早期几次没有遭到重创就轻视它，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伤亡风险。

另一方面，从淮海战役的结局看，第五军最终的毁灭带有明显的整体性崩盘色彩。不是在精心设计的野战合围中单独被吃掉，而是作为被围集团的一部分，与其他兵团一起陷于绝境，最后逐步瓦解。在这个过程中，第五军并没有打出令人眼前一亮的“绝地反击”，其指挥体系迅速失灵，基层抵抗也多半零散而无组织。

这种表现，和人们早期对“五大主力”的期待，确实存在差距。试想一下，如果第五军在陈官庄能保持相对严整的组织，哪怕只是组织几次有方向、有目标的突围，可能都会让战役形势多一些变数。但在多重压力之下，这支部队显然没有做到。

从这个落差来看，说第五军“被名声拖累”并不为过。抗战时期积累的战绩、装备上的优势以及邱清泉的留德经历，都把这支部队推上了“精锐”的位置。等到真正的全国性决战到来，整体制度与政治环境已经严重腐蚀了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其表现自然不可能完全符合早年的评价。

然而，评价是否“高估”，还不能只看终点。战争是连续的过程。粟裕在1948年多次筹划围歼第五军，并非盲目崇拜对手，而是通盘考虑了敌我力量对比、战场环境和时间窗口。对华野来说，尽早解决第五军，可以削弱中原机动力量，避免日后在更大范围决战中遭遇麻烦。这种选择，是出于整体战略而非情绪判断。

从我军的后续回忆和战史编写来看，对第五军的定位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承认其在装备和训练上的优势，二是指出其在组织和精神层面存在严重问题。特别是在国民党高层内讧、政令不一的大背景下，再强的单一军队也很难独善其身。

有一点不得不说，邱清泉个人的性格缺陷，在这场大战中起到了放大效应。骄横、目中无人，让他在国民党内部人缘欠佳，除了杜聿明外，很难与其他高级将领形成稳定合作。平时能凭借专业能力压住场面，一旦上下不和、局势逆转，他最脆弱的一面就暴露了出来。陈官庄里的酗酒、颓废，并不仅仅是个人品行问题，也折射出整个集团对前途已无信心。

综观全局，第五军并没有被严重高估，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值得忌惮的精锐”到“在战略大溃败中被吞没”的过程。早期我军对它的谨慎，是基于真实的对手实力；淮海战役中的全军覆没，则更多是国民党整体败势下不可逆转的一环。说到底，邱清泉有才，也有短板；第五军能打，却被大的时代洪流和内部腐朽拖进了深渊。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也许可以这样表述：第五军曾配得上“重要对手”这四个字，但在1948年冬天之后，再也没有机会证明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