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主场，新加坡大使要求取消五常一票否决权：不认同美国是霸权

联合国要不要去推进改革，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把五常的一票否决权进行约束。但安理会如今频繁“卡住”，究竟是制度本身出了大毛病，还是大国关系本来就难以调和，制度只是把矛盾暴露出来。

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战略与安全论坛上，新加坡巡回大使、前驻美大使陈庆珠把核心矛盾说得很直白：安理会是个非常棘手的场域，只要五常当中出现被指为“侵略方”的国家，带有谴责性质的决议就很难得以通过。她进一步强调，当前国际环境带有一种“强权即公理”的倾向，小国以及中等国家在很多议题上更容易吃亏，所以联合国必须变得更有用，“因为别无选择”。

同场的朱锋也提出更现实的一点：美国近期的一些举动，显露出丛林法则的影子；如果其他国家能在合作与团结方面做得更扎实，丛林法则才可能被逐步挤出历史舞台。两段话放在一起看，指向同一个焦虑：世界争吵更密集、规则更容易被弱化，联合国像一个“声音不够大、手段也有限的调解员”。

回到近几年，安理会的尴尬并不陌生，俄乌冲突相关决议中，俄罗斯运用否决权；巴以问题上，美国的否决也让不少国家长期积压不满。于是“否决权让安理会失能”的判断越来越流行：最需要被约束的当事方或关键大国，偏偏握有表决的关键开关，谴责难以推进，制裁难以形成，正义也难以迅速落地。

从道德直觉出发，很多人希望“有错就能被投票纠正”。但国际政治并不是社区投票，票数并不天然等于执行力。安理会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承认一种现实：大国不同意，很多事情硬推往往会在执行层面翻车，甚至引发更大的对抗。

陈庆珠的表态也体现了这种复杂现实：她强调对单极霸权的担忧，但又表示并不完全认同“美国是军事单极霸权”的说法；她担心美国强势，同时判断美国大概率不会退出联合国，也不会拒缴全部会费。

许多国家真正想要的，并不是把某个大国打倒，而是希望国际秩序更可预测、更稳定。难题在于：各方都在强调秩序的重要性，但在“由谁来定秩序、依据什么标准来定秩序”上分歧巨大。

否决权的重要价值并不只是让某些国家“想挡就挡”，更在于迫使各方在最关键议题上去开展妥协谈判。要是没有这道“保险丝”，表决流程也许更顺畅，但大国一旦选择不认账，冲突就可能从会议厅转移到现实世界的海峡、边境线以及供应链层面，风险反而更难控制。

不少国家公开呼吁联合国改革，但更卖力推动的诉求往往是“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而不是“废除否决权”。印度、日本、德国等长期争取更大席位，却很少提出“不给入常就取消否决权”。否决权是一把能开门的钥匙，谁都明白它的作用。一旦把钥匙扔掉，门不一定更容易打开，反而可能更难形成真正可执行的共识。

否决权确实会带来安理会的“失灵感”，当冲突当事方或强关联方握有否决权时，安理会很难做出强硬反应，国际舆论也更容易产生“联合国不管用”的印象。但要把账算清楚，安理会无法消除所有不公，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局势失控的概率。

改革可行的方向，是把否决权的使用成本抬高，并且把透明度做得更强：例如要求否决时必须公开给出解释，同时对替代方案的谈判作出更明确的承诺；也可以把更多议题前置到预防机制、调解机制以及与地区组织的协作机制中，让安理会不至于每次都等到炮声响起才开始集中处理。

国际社会中，大国不会仅因为道理充分就主动让渡关键权力，小国也不宜把希望全部押在“改章程就能天下太平”。联合国改革这道题真正考验的不是情绪或勇气，而是算术：如何在道义、现实、力量以及规则之间，找到一个不完美但可持续的平衡。

联合国的价值或许就在这种“不完美”：它让大国再不满也需要坐下来讲话，也让小国再无力也仍有一个能发声的平台。如果连这个平台都被折腾散，丛林法则不需要被宣布回归，也会自然走上台。关键问题在于：真正想要的秩序，是更顺耳的表决结果，还是更少失控的现实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