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白色恐怖时期，他勇敢救助同志

李得钊，又名德昭，字伯明，化名林志明，1906年出生，浙江永嘉县港头（今岩头镇李宅村）人，父亲李立勋是农村鞋匠。

他6岁时，母亲在贫病中不幸去世。叔父因生活贫困，终身未娶。父亲和叔父终日辛劳，共同抚养他，三口之家还难得温饱。

因营养不足，李得钊骨瘦如柴，但天资聪颖、记性极好。艰苦的生活磨炼，使他从小就很懂事，尊敬长辈。邻里称赞他，力劝其父让他入塾从师。私塾先生体谅他家境贫寒，愿意免去学费。

李得钊从屋角找到一块祖上用过的肉砧板，擦洗干净，让叔父帮他钉上4根木棒当脚做课桌。富家子弟讥笑他，他对同学说：“我不同他们比桌凳衣着，我们是来读书的！”

他在校学习勤奋，为了提高英语能力，常同英语教师、英人亲属用英语对话。有一次他同英籍校长蔡博敏幼女隔栅交谈，此事后被蔡知道，竟被打了一巴掌。李得钊极为激愤，看透了这些洋老爷的伪善面目。

他赞美灯蛾：灯蛾扑火似无成，是是非非评不清，我说灯蛾死可贵，粉身碎骨向光明。赞美萤火虫：莫道流萤小小虫，抗暴大胆称英雄，风风雨雨无所惧，长发此光黑暗中。其中抒发的，是自己为真理奋斗、为光明献身的宏伟志愿。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在中共号召下，全国发起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相继有50万工人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2万家商铺20万店员罢市。温州人民在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支持上海人民的“三罢”斗争。

李得钊来到这所革命大学，好像雄鹰从樊笼飞入广阔的天空！他不知疲倦地钻研马列主义，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和斗争，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升。

1925年冬，党组织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简称“东方大学”）。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李得钊受到很大鼓舞。由于他擅长英语，俄语也学得很快，3个月后，就一边学习一边担任翻译工作。

1927年2月，李得钊离苏回国，受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委派，为东方大学招收学员。

3月初，李得钊前往武汉。此时，北伐战争已击溃了直系军阀吴佩孚、重挫孙传芳，基本控制南方各省，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在北伐战争中实力增强的蒋介石也逐渐暴露了反革命的本性，形势急剧恶化。

3月6日晚，在蒋介石指使下，江西发生了一系列反共事件。为保护江西的党团组织和革命群众，李得钊迅速赶往南昌。依靠组织，他到处寻找刚刚躲过搜捕和屠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并组织他们秘密前往上海，并将其中符合条件的人员派往苏联学习。

4月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随后，广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四川等地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下。

5月下旬，武汉陆续聚集了一万多名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市遭到“清党”的共产党干部，与党团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国民党左派和倾向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

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了3年多的大革命失败了。李得钊根据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指示，四处寻找逃难来此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他将包括9名永嘉籍青年在内的25名党员和团员分为几个小组，分别指定小组长，并由组长带领组员，分批出发离开汉赴沪，与其他地区的留学生汇集。不久，七八十名留学生齐聚上海，化整为零分批赴苏联。

9月初，李得钊来到广州。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找到被通缉的、有被捕危险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织他们秘密离开广州，先到上海分散隐蔽，然后再去莫斯科。

反革命政变打乱了李得钊的招生计划，但他临危不惧、积极应变，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尽最大力气保护了一批革命同志，为土地革命准备了一定的干部基础。

1930年1月，他的好友、中共中央巡视员金贯真回到浙南，领导温台地区的斗争创建、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李得钊对家乡的革命斗争给予极大关注与支持，多次帮助金贯真等人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汇报浙南革命形势，商讨领导浙南农民暴动和建立红军等事宜。

他写道：“贯真同志死了，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未死的我们在他被肢解了的、血淋淋的尸身前，没有悲哀，没有流泪的叹息，而只有复仇的决心！当我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起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就是我们替贯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死难的同志复仇雪恨的日子！我们发誓：血债要血还！我们深信：要他们还债的日子不会在遥远的将来的！”

8月，李得钊进入中央军委秘书处工作，成为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担负起中央军委繁重的日常工作。

在红十三军的军事行动进入全盛时期之际，一批留苏学生回国到达上海，向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报到。经李得钊提议，中央军委从中选派杨波、李立敬等5名军事干部到红十三军工作，充任军部参谋和教官。李得钊还对加强红十三军建设作出指示。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胡公冕从部队中抽出100多人建立直属教导队，由杨波、李立敬等人进行培训。

1931年，李得钊调到中央特科总务科工作，后又到中共上海中央局担任秘书处秘书长。

1934年6月26日晚，李得钊等在上海中央局机关（上海马立斯新村）被捕。过了一个小时左右，他怀有身孕的爱人周惠年也在家里被捕。一个星期后，在组织的营救下，周惠年获释回家。李得钊被捕后化名林志明，坚不吐实，不久被移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9月，周惠年分娩后20天再次被捕。与她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个孩子（大的3岁、小的刚出生20天）和被她认作婆母的夏娘娘（烈士夏之栩的母亲、赵世炎的岳母）。

周惠年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坚持6月间被捕时的口供，说自己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什么事都不知道。但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将她抓住不放。此后，她被移送上海市公安局暂时关押。11月，她又被转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当周惠年带着两个孩子和夏娘娘一起被送进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号子时，李得钊正巧被囚禁在隔壁的号子里。他一听到周惠年和孩子们的声音，就说：“你也来了！”周惠年说：“我和孩子们都来了。”他们隔着墙壁，互相勉励，要做革命的硬骨头。

当天晚上，李得钊就被调到别的号子里去了。

李得钊在狱中一次又一次地遭受严刑拷打，虽有叛徒指证，但他态度坚定、拒不承认。他拒绝回答法官提出的一切问题，只说：“你们要杀就杀，何必多问！”

有一个浙江籍的法官，以同乡名义向李得钊劝诱说：“登个记，办个自新手续，这是潮流。你何苦如此？”李得钊说：“我没有什么好登记的，我决不做对不起朋友的蠢事。”又说：“我的肺病，已经到了第三期，命是不会长的，你们要杀就杀，如果现在就死更痛快。”

他每天早上起来后，就端端正正地穿好服装，梳好头发，准备着就义。他搞到了纸笔，给父亲寄了封“绝命书”。

他在信中述说了自己革命的志向和被捕后宁死不屈的决心；又回顾往事，说自己6岁丧母，赖父亲千辛万苦将他抚养成人，父亲现又得抚养年仅几岁的孤儿，一生处境如此悲惨，实常人所罕有；最后望父亲心情开朗，切莫过度悲伤。光明来临，已为期不远……

他向同监的难友、同志述说他爱人周惠年的境况，请他们对她和孩子的生活多加照料。

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刘顺元在回忆中写道：在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里，人们都很钦佩李得钊的革命气节。我一进监狱就知道，李得钊是整个牢房里最坚强、表现最好的共产党员。李得钊的表现，确实使我们党的威信更高了。他坚持斗争，不自首，不但使普通“犯人”佩服他，就连有的法官也佩服他……他是一位最好的共产党员！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说明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1935年8月，李得钊被判了15年徒刑。之后，他被从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移送至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周惠年和夏娘娘被移送至苏州反省院。李得钊在狱中天天学习，准备着将来出狱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他写了一首抒情诗——《烦闷》，曲折地描述了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表达了他同象征黑暗势力的“烦闷”“铁索”“利刃”斗争到底的决心。他最后写道：利刃哟，铁索呀！几时我有了能力，定要把你们捉住。然后一起投在洪炉里，铸成座小小的生命胜利的纪念塔。

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号称“天牢”，监禁的是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有重罪的军事犯和政治犯。在这座人挤人的“天牢”里，李得钊和难友只能轮流睡觉，吃的是三层饭（烂米、稗子、砂子）和烂菜汤，想喝水也很困难。

他刑伤累累，肺结核病又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关在他隔壁号子的刘顺元看他身体越来越差，很为他担忧，掏钱买了8包澳大利亚进口的“代乳粉”送给他吃。

他身体发烧，狱医却只是给他连续服用剂量过重的金鸡纳霜。1936年9月，李得钊终于被折磨致死，年仅30岁。

解放后，李得钊的长子李海燕上书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复示说：李得钊同志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了生命……关于追认烈士的事，已函告华东军政委员会，请陈毅同志办理。

1951年5月17日，华东军政委员会颁发了烈士证书（00329号）。政务院还通知浙江省人民政府，将李海燕保送浙江师范学院学习。

李得钊的次子，出生20天即随母入狱，过着非人的生活，难友呼之为“囚童”，狱卒骂他为“小共产”。为纪念李得钊，周惠年将他改名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