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金庸拿起报纸赫然发现前妻朱玫医院病逝，身边没一个人

1998年11月，香港某家报纸的讣告栏里，出现了一条短短的消息：朱玫，女，63岁，病逝于律敦治医院，肺痨。

就这几个字。没有生平简介，没有家属致哀，什么都没有。

那一天，金庸坐在家里翻报纸，翻到讣告那一栏，愣住了。他认出了那个名字。那是他第二任妻子的名字，是他创办《明报》时并肩作战的伴侣，是他四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他这辈子最亏欠的那个人。

他后来对记者说："我对不起她。她现在过世了，我很难过。"

讣告只有一行字，身后事全由医院员工代办，遗体没有亲属来认领。

从相识到离婚，她陪了他二十年。离婚之后，她一个人又扛了二十二年——摆过地摊，卖过手袋，住过别墅，也卖过别墅。最后一个人躺进医院，一个人走出了这个世界。

这个故事，要从1956年说起。

才女遇上穷书生，患难里走出一家人

朱玫，原名朱璐茜，1935年生，比金庸小11岁。

她不是寻常女子。香港大学毕业，能说一口流利英语，毕业后进了新闻圈做记者。那个年代香港女记者本就寥寥无几，她偏偏做得有声有色，采访利落，文笔清晰，是新闻圈里被人记住的那一类人。

金庸那时候还没有成名，只是个靠写武侠连载糊口的穷文人，在《大公报》做着编辑的差事。两人走到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互补——她果断、能干、有主见，他才气横溢却处事散漫，两个人加在一起，才勉强像个能过日子的样子。

1956年5月1日，两人在香港美丽华酒店摆了婚宴。《长城画报》专门刊登了他们的结婚消息。往后几年，他们生了二子二女，住在九龙，日子不算宽裕，但是完整的。

婚后三年，金庸动了一个念头：自己办报。

他找来中学同窗沈宝新合伙，两人凑了钱。1959年，《明报》正式创刊，挂牌，开印。

创刊那阵子，穷得要命。

报社没有人手，金庸一个人既写稿又出社论；资金隔三差五断链，朱玫二话不说，把自己的嫁妆首饰拿出来变卖，换成现金，顶上了资金缺口。她进了报社，不拿薪水，是无偿劳动。跑新闻、写稿子、接采访，一条龙全包了。

家里孩子陆续出生，她也没有停下来。一边喂孩子，一边看版面，两头顾。金庸后来在文章里写了这么一句："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 这句话是1976年1月他在《明报月刊》十周年时亲笔写下的，也是他唯一一次在公开文字里正式记录朱玫的付出。

那时候的他，心里是知道的。

老友罗孚后来说过一句话："朱玫协助他创业，尽了很大的力，她人很能干，帮他做了很多事情。" 这话说得平稳克制，翻译过来就是：这张报纸能站起来，她出了大力气。 在明报最艰难的草创期，很多重大决策，都是朱玫在拍板定夺，这一点有当时的档案记录可以佐证。

明报站起来了，她在幕后撑了二十年

《明报》慢慢活下来了。

从一张差点撑不过第一年的小报，到香港举足轻重的严肃报纸，这条路走了整整十年。在这十年里，朱玫从报社唯一的记者，逐步变成了《明报》采访主任，后来《华人夜报》创刊，她担任社长，《明报晚报》落地，她继续在里头忙，《明报月刊》再起，她也没缺席。

1968年的《明报》编辑会议记录里，有这样的写法："查社长夫妇出席"，或者"查太"——这不是私下的称谓，是当时编辑会议的正式档案记录，白纸黑字，留存至今。

她在里面做什么？外出采访，整理材料，来回跑港岛，回来写稿，开会做记录，盯印刷，顺便回家做饭。 这不是比喻，这是她每天的日程安排。

报纸的规模慢慢大了起来，她也没有停下来。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大，她一边照顾，一边继续去报社。每天往返九龙和港岛，风雨天也照样跑。这样的日子，她一过就是将近二十年。

那些年里，《明报》的每一次关键扩张，她都在场。从晚报到月刊，从单一报纸到小型报业集团，朱玫不是旁观者，是参与者和推动者。她在其中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判断，没有被任何公开的历史记录充分呈现，但报社那些年走过来的人，没有一个人否认她的分量。

朋友罗孚说她："很能干"。同时代的人说她处事"有点固执"——这个评价，放在那个年代，更多是一种肯定，而不是挑剔。一个敢于坚持自己判断的女人，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的。

二十年，她把最好的年华，一分一分全压进了这张报纸里。

然后，1976年，一切碎掉了。

婚变、丧子，1976年的两把刀

金庸在外面认识了林乐怡，一个比他小二十九岁的女孩，当时只有十六岁，在咖啡室做侍应。两人来往越来越近，金庸在跑马地另外租了地方。

朱玫发现了。

她没有沉默，也没有继续忍。她摊牌，提出离婚。

据多家媒体报道，离婚谈判中，朱玫提出了条件：一是金庸付一笔钱作为补偿；二是该女侍应要去扎输卵管，才可与金庸结婚。金庸答应了，带人去医院，手续办了，协议签了字。朱玫拿走了自己该拿的那份《明报》股份，带着孩子们搬离了原来住的地方。

这段婚姻，正式宣告结束。

消息传开，金庸那些交往多年的老朋友，几乎没有人站在他那边。离婚这件事，用当时的话说——"得不到好朋友们的谅解"。

然后，几个月后，第二把刀落下来了。而且更重。

那年秋天，1976年10月，金庸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大儿子查传侠，在宿舍里自缢而亡。年纪不满二十岁，还在大学一年级。

关于死亡的原因，至今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他得知父母离婚后，多次尝试劝说父亲改变主意，父亲无动于衷，绝望之下走了极端；另一种说法是他与女友在电话里发生了激烈争吵，一时冲动，做了那个决定。两种说法各有依据，没有哪一方能彻底盖过另一方，真相在几十年后依然模糊。

但无论原因是哪个，他走了，年纪不满二十岁。

金庸后来说："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 此后他开始大量阅读佛经，在佛法里找人生的出口。这个儿子的死，在他此后几十年的叙述里，是一道始终无法愈合的伤。

朱玫那一边，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

从那以后，她再没有和金庸说过一句话。不是吵架，不是冷战，就是彻底断绝往来，像两条再不相交的线。

儿子这件事，是最后那条线。线断了，就什么都断了。

她带着孩子们，一个人朝前走。

街边摆摊、拒收援助，一个人撑到最后

离婚后的朱玫，拿着股份，重新开始生活。

她不是没有资本，只是生意没有做起来。先后几次进出商铺，认真算过账，每一次都是亏。亏了，收摊，再换一条路试，再亏。她没有回去做记者——那本是她最擅长的事，但她就是没有回去。

没有人知道原因。或许是不想，或许是有别的考虑，或许只是那条路她不愿意再走了。

1995年前后，有人在铜锣湾的街边看到了她。她在那里摆摊卖手袋，招呼来往的路人。风吹日晒，来来去去全是陌生人的脸。那是香港人流最密的地段之一，每天无数人走过，没有人认识她，也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金庸。

金庸说："不至于吧。"

他不信，或者，他不想信。他认识的那个朱玫，是《明报》采访主任，是帮他拍板的那个女人，是把嫁妆拿出来顶资金缺口的那个人——他没有办法把那个形象和街边摆摊的摊主对上号。但事情就是那样。

她住过的别墅后来挂牌卖了，签合同、交钥匙，还了债。住处换小了，日子紧了，她还是没有去找金庸开口。

金庸曾公开说过："我一直想接近她，想帮助她，她拒绝，她不愿意见我；我通过叫儿子去照顾她，她也不愿意见，她情愿独立。"

她情愿独立。

这五个字，金庸说出来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没有人知道。但这五个字压在朱玫二十年的落单岁月里，轻飘飘，也沉甸甸。她不是没有机会开口，她只是选择了不开口。

她晚年去过英国，那边有亲戚，具体住了多久，没有详细记录留存。总之，她始终没有再嫁，没有重新进报社，从没有向金庸主动要过任何东西。

那些年里，她一个人撑着这些：生意失败的账，别墅变小的住处，不愿见她的子女，还有越来越差的身体。

然后是1998年秋天。

她住进了香港湾仔的律敦治医院，诊断：肺结核，菌已扩散。

病房安静。护士来送药、来巡视，她靠看书打发时间。没有人来探望，病房里一直只有她一个人。她没有通知子女，没有通知任何人。这个选择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

1998年11月8日，她在那间病房里过世，终年63岁。

死亡证明，由医院员工代办。遗体，没有亲属来认领。

一张讣告，一句对不起

金庸那天翻报纸，翻到讣告那一栏，认出了名字，停了下来。

他后来对记者说："我对不起朱玫……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因为我离过婚，我心里感觉对不起她。她现在过世了，我很难过，如果可以补救的话，我希望可以对亲人好一些，对朋友好一些。"

晚年他还有另一句话："我一生就觉得对不住那个太太，主要是我对不起她，她一直待我很好，我很感激，但我对不起她，不应该做的，我都做了。"

这两句话，说得明白。

但说出来的时候，朱玫已经走了。

《明报》从一张差点办不下去的小报，变成香港大报，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金庸的社评，靠的是武侠连载的读者群，也靠的是那个每天从九龙煮了饭送过来、无偿跑新闻、卖了嫁妆顶资金缺口的女人。

历史给了金庸一个大名字，给了《明报》一段传奇。给了朱玫——一行讣告。

她在报社最艰难的年头撑过去，没有退。婚姻破碎之后一个人扛着，没有退。生意亏本一次又一次，没有退。最后是一间空荡荡的病房，没有人来送别。

她自己走完了最后那段路。

这不是悲剧，或者说，不只是悲剧。

这是一个女人，用整整一生，完成了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