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与曾国藩的顶级讨论：三代以后论强弱，不论仁暴

撰文|赵立波

晚清的历史一片混乱，但是也有一些比较清醒和对时局有着深刻的预判的人，在今天看来，他是智者更是深度的沉思者，只不过那些今天看来还有许多石破惊天的言论在当时却只能沉默于私人笔记之中。

本文中的赵烈文算得上晚清知识分子中看得最远的一位，由此让人觉得历史有时并不如烟。

赵烈文（1832）年出生，字惠甫，号能静居士出生于官宦的江南读书门第。

他的六世祖赵申乔，康熙九年进士，在康熙时期曾出任左都御史，户部尚书。父亲赵仁基官至湖北按察使数月即过世，因此赵烈文的童年生活并不快乐。

十六岁以前，赵烈文跟从塾师学习，后由家道中落，于是他在亲朋好友的指导下自学。广泛接触了各类文化学识，尤其对佛学、易学、易学、军事、历史、政治、经济之学有较深入研究，因此在曾国藩的众多幕僚中成了翘楚宾客，并拜曾国藩为师。

从咸丰八年（1858）到光绪十五年（1889），跨度长达三十二年，记录了赵烈文从二十七岁到五十八岁的人生重要历程和那个纷乱复杂的乱世的重要事件，这就是蔚为大观的《能静居日记》

此外赵烈文对当时有关清代之朝政、国故、轶闻、漕运、盐务、河工、厘捐以及有关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等均有详细记载。此外，赵烈文详细记载了与曾国藩私下聊天互动内容，双方对重大关切问题的交换看法，由此也写下了乱世幕僚赵烈文对时局的独特预判。

尤其以咸丰十一年八月下旬，赵烈文第二次进入幕府，并给曾国藩递交了递交了一份万言建议，其中对当时外国情形给予了明确预见，正是这一预见，深刻地影响了曾国藩后来大力倡导洋务运动的举措。除了对时局的看法，而且针对当时面临的带有全局性的几大问题提出详细对策，引起了曾国藩的高度重视。

与时人专注研判如何集中镇压太平军不同，比如，当时的情况正是太平军势力最强，他却论断太平军不不是最大威胁，：“外国夷人，政治修明，国家治理，民力富强。人人奋勉，好胜心强而以不如别人为耻，这些西方人对中国的政务民情，险阻风俗，今天一个图谋，明天一个说法，考虑事情唯恐不明确，观察事情唯恐不细微，搜集我们的文化经典，翻译传播，兢兢业业，从未有间断过。”赵烈文总结说：“他们的志向不在小，国家的祸患，再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

接着赵烈文又总结说：“中国之所以如此衰弱，主要原因就是崇尚虚文，学习使用繁琐苛刻礼仪，而外国方面务求专精简一，讲究实用。似乎未来大势是天意要“开通六合”。

赵烈文的预见很清楚，那就是未来说要实现宇宙空间全部联通，用现在时髦的话就是“全球一体化”概念，这在当时无异于石破天惊之论。

最后赵烈文说，外国人也并不是超出人类的异人。政策方法也不是什么奇异之术，只要我们反其所为而用之，一定会收到效果。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咸丰帝仓皇北上避暑山庄，举国震惊的时候，赵烈文对当时要迁都西安也记述了自己的看法：“北京闻已与议和，尚未时分融洽，夷酋欲见恭王不得，因火圆明园，宫殿尽毁，又必欲如前约，驻兵京都。车驾尚在热河，朝议欲迁都西安避之。

然夷法国都俱驻公使大臣，各邦皆有，不过欲通知风俗国政，初非恶意，如欧洲俄与英、法世仇，而兵事一息，即互置公使，不独行之中国。”赵烈文可以说对西方外交体系颇有见地，与此同时，他分析西方用兵北京不过几千人，而北京的军队“禁旅如云，何必畏之若此，而出此迁都下策，殊不可解，且彼所欲驻兵国度，以空城畀之，岂能塞其意？我能往，寇亦能往，西安岂天上邪？最后他感叹“朝廷聩愦若此，闻之且愤且谈。”《能静居日记》

关注时事，率先对外国情形进行判断，让赵烈文一直走在了清代知识分子的前列，所以视觉独到，眼界达观。

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曾国藩蒙受了巨大压力和委屈，再次被骂为“卖国贼”等等恶名，悬在北京湖广会馆那块“道光戊戌科会试中试第三十八名进士，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的匾额被人砸烂。他本人也多次说此案对外“过柔”，“寸心抱疚”，“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经受这次强烈打击后，清廷让他回任两江总督，一年半后就在南京病逝。

然而曾国藩处理此事以现在眼光来看并无大错，就在曾国藩返回南京任上，时任河北易州知州的赵烈文前来送行，二人对此事件交换了看法。赵烈文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师以津事相告，且以办理不善自谦。先是师为洋人辩无挖眼剖心之事，奏牍再上，中外哗然，至有联名致书诋之者。余问斯事有验否？师言：到津后曾亲讯闹事之人，如有丝毫凭据，许为奏办，乃辞皆游移不近情理，穷其所往，则彼此推诿，故不能折外人之心，明知必犯清议，然不得不尔。”

当时的主要问题就是民意对外国缺乏了解，因此对于“剖心挖眼”的事情完全是造谣后引起了恶劣反应。赵烈文听了曾国藩的叙述后，讲述了自己的看法：“然，虽烈，亦必以为必无。天主教固不轨于理，顾何至食人之肉，形同豺虎，使果有之，太西服从之者不翅百余国，能皆甘之邪？中国人不求实在，妄以名义自居，至边衅一开，则又束手无策。”接着赵烈文说，当初害怕老师迫于舆论压力，动摇最初意见，所以我特意写给您信，坚持辨明曲折是非，后来看到老师的第二书，我才放心。最后赵烈文总结说：“天下事但怕就怕胸中没有定力见识，如果是非分明，外来的流言算得了什么呢？”外国事务在当时全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赵烈文却见地真知，眼光极为透彻。

正是基于超前意识和独特眼光，赵烈文成为准确预见清朝崩溃的第一人。

同治六年的盛夏的晚上，赵烈文给病种的曾国藩用药物治病有了些起色后，二人开始聊天。曾国藩颇为忧虑地说：“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平静对答：“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清朝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事情。曾国藩惊讶问：“然则当南迁乎？”意思能否如晋朝和北宋那样偏安苟延。

赵烈文果断回答：“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曾国藩听后相当失落，以至于曾国藩绝望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几天后，曾国藩依旧不愿相信赵烈文的论断，特意找他再次引申这个话题，希望赵烈文收回这个观点。曾国藩说，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一端，无大小当日必办，即此可以跨越前古。又如大乱之后而议征减，饷竭之日而免报销，数者皆非亡国举动，足下以为何如？

赵烈文还是坚持自己见解，并阐释说：“三代以后，论强弱，不论仁暴；论形势，不论德泽。”与此同时他列举了诸葛亮辅佐后主殚心竭虑，鞠躬尽瘁依旧不能避免覆亡，南宋之后，求治颇切，而终究不是金代对手。听了这话，曾国藩还是不甘心，又提出了说出了新的想法，希望赵烈文能重视当朝的恭亲王的“聪明”和慈禧太后的“威断”，以此希望他们能够避免“抽心一烂”、“根本颠仆”的结局。而赵则坚持己见说，我曾见过恭亲王的小照片，认为奕訢“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断”反将使她更易受蒙蔽。所谓不在行迹在实事，慈禧威断终究是形式主义，并不是真的务实。

纵观赵烈文的几大知人论世的预见，让人清晰地看到，他站在了历史的制高点，用极具思辨的哲学眼光，研究而得出来的预见，堪称那个时代走的最远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