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鹅”之父：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 Now

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

2025 年 Ron Paul 研究所年会演讲

导读：本文是《黑天鹅》、《反脆弱》等系列作品的作者纳西姆·塔勒布在2025 年罗恩·保罗研究所（Ron Paul Institute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年会上的演讲。演讲时间为9月初。

罗恩·保罗研究所由美国前国会议员罗恩·保罗创立，以倡导“有限政府、反对海外军事干预、强调个人自由与市场经济”为宗旨。它的年会汇聚学者、评论员和政界人士，讨论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趋势，常常与华盛顿的主流政策立场针锋相对。

塔勒布以研究“不确定性”和“黑天鹅事件”闻名，在这次演讲中，他从随机过程和复杂系统的视角，提出了对当下世界的七点观察。以下为塔勒布演讲全文编译。

朋友们，我今天要谈七个要点。为什么是七个？因为我最近看了太多巴比伦历史。

一、从“连接”到“技术封建主义”

第一个要点是关于“集中化”。这是现代世界的一个显著特征，往往和我所谓的“黑天鹅”问题联系在一起。如今，由于高度互联，“赢者通吃”的效应无处不在。

想象一个小岛，上面有许多物种，但每平方米密度很高。再对比一个大陆：一旦有足够的空间，一些物种最终会占主导，导致单位面积的多样性下降。这正好映射了当今的文化与经济生活。

以书籍为例。大家都读同样的书——比如《哈利·波特》；音乐上也一样——比如披头士乐队。在出版行业，最终是少数作家胜出。你要么能卖出两千万册，要么就得去星巴克打工（除非像我一样抵制那家公司）。

歌剧演员也如此。过去，他们还能靠本地演出维持生计，因为当时没有音像记录。但现在，少数明星攫取了大部分收入。

这种集中化本身并不是坏事——它只是市场机制的一部分，是事物运作的方式。问题在于，当顶端的地位变得“固化”（sticky）时，就会出现病态。比如，从大学宿舍走向主导市场的谷歌之路，曾经很短。

以前像 AltaVista 这样的搜索引擎可以在几分钟内被取代，由新崛起的谷歌取而代之。但如今要取代谷歌却几乎不可能，因为其统治地位已经根深蒂固。这就是不健康的集中，导致了瓦鲁法基斯（Varoufakis）所称的“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

集中化也同样适用于病毒。新冠在大约一周内就传遍全球，迅速占据了整个星球。相比之下，腺鼠疫（则花了数年时间才从君士坦丁堡传到英格兰北部，并且因为缺乏交通联系，根本没有传到美洲。

今天的超级互联加剧了集中化，但这只有在我们还抱着 20 世纪初那种陈旧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物学教科书理解时，才显得病态。

再看财富。比如在美国，二十年后能维持下来的亿万富豪家族只有 20%。而在欧洲情况相反——集中化越来越顽固。我们正在朝着欧洲式的僵化方向走，而且是全球性趋势。

评论 1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运转，不仅在于它允许向上的流动，更在于它加速了向下的流动。

二、历史进程的动态性与误读

第二个要点，是我们在理解“动态过程”上的困难，尤其是在地缘政治方面。因为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看待历史的方式完全不同。我的专长是随机过程（stochastic processes，随机演化的数学模型），所以我把历史看作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而不是静态的教科书描述。

评论 2 GDP 及其增长率在预测未来状态时都可能误导人；但如果忽视增长差异，其复利效应带来的错误可能极为巨大。当拿不准时，应把“增长率”而不是“GDP 现值”当作基准。

2007 年，我出版了《黑天鹅（The Black Swan）》。那一年，美国占世界经济的比例大约是 20%（以购买力平价 PPP 计，这个指标更合理），欧洲也差不多，中国则只有 6%。

如今，美国大约 15%，并且还在下降；欧洲约 14%，下滑更快；而中国已超过 20%。这些变化，发生在一本书的寿命之内。

复利增长中的小差异，会随着时间推移造成巨大的结果差别——沃伦·巴菲特对此反复强调。即便你用“实际美元”来衡量GDP，故事也差不多，只是基数不同而已。

再看看军事开支：美国每年花费大约一万亿美元，中国则大约是三分之一。但比较两者的“性价比”就不一样了。在中国制造一把椅子可能只要 1 美元，而在美国则要贵得多。

把这种差异套用在军事生产上，你就能明白谁才是正在崛起的真正超级大国。如果中国现在还不是，那也只是几周或几个月的问题——因为变化太快了。这既不是“亲中”，也不是“反中”，而只是现实。

• 中国制造业总体更便宜，在军事领域的相对优势则更明显。美国则存在“5.3 万美元一个垃圾桶”（译注：2020 年，彭博社报道空军以5.3 万美元采购一个垃圾桶）的问题。

• 美国的武器工业（麦格雷戈上校 Col. McGregor 已经提到过）缺乏竞争力。这是美国三大“极度昂贵”的领域之一，另外两个是医疗和教育——在这些方面，美国的成本比别国高出一到两个数量级。

• 中国的军费开支名义上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你很容易看出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们没有“5.3 万美元垃圾桶”的问题。

• 由于一种认知偏差，人们往往把“现状”理解为 GDP 总量。但真正的“现状”是 GDP 增长率。中国在 15 年里从 6% 上升到全球 GDP（PPP）占比超过 20%。试想 2035 年地缘政治格局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预测往往失败，因为我们依赖对过去的“原始分析”，忽视了二阶效应。在未来，关于战争的讨论可能需要发生在北京，而不是华盛顿。问题是，华盛顿那些高薪官员或许根本意识不到这些变化。

三、S 曲线与经济饱和

第三个要点是S 曲线，我在《反脆弱》里讨论过。在生物学和经济学中，增长往往先是凸性的高速扩张，然后逐渐放缓进入饱和阶段——增长虽然可能没有上限，但仍然低于对数型的无限增长。

举个例子：当你已经有一个两车位的车库时，你真的还需要一个五车位车库吗？有些人可能会，但大多数人不会——因为激励已经减弱。

中国的增长之所以迅速，是因为很多人仍然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比如汽车；而欧洲和美国已经接近饱和，增长动力有限。与此同时，许多人也逐渐发现，某些生活方式的改善（如修建自行车道、打造步行和骑行友好型城市）虽然提高了生活质量，却未必带来经济增长。

问题在于，负债最重的，偏偏是这些已经饱和的经济体——美国和欧洲。有一句法语谚语：On ne prête qu’aux riches（“只借钱给富人”）。然而，当一个国家已经很富有却仍然大量举债时，它需要依赖增长来偿还债务，而在 S 曲线的顶部，增长恰恰最难实现。

更糟的是，某些政策（比如本届政府推行的关税）会进一步抑制增长，因为它们迫使资源流向低利润率的活动。就像让一名脑外科医生每周花两天去当园丁，以避免被专业园丁“剥削”。这种从高附加值转向低附加值的转变会压低 GDP——这是正统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观点。而偏偏我们现在是最需要增长的时候。

GDP 增长必然在“穷人不够用”的时候放慢。增长遵循一条 S 曲线，尽管右侧延伸较长。生物学中的事物往往会饱和，或至少放缓。把人从贫困中拉出来时，经济增长得很快；但当你不得不“进口穷人”才能维持增长时，就难多了。问题在于，国家就像个人一样，往往在不需要借钱时借得最少，而在富裕时却借得越来越多，最终陷入债务螺旋。

美国的庞大政府体系和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正在加剧这种困境。不久之后，美国的大部分开支都会被用来偿还债务，而我们缺乏纠正这一局面的政治机制。更糟的是，我们现在依赖外国人或本国退休老人来购买国债。

拜登前总统的政策，比如冻结美元资产，已经让投资者对美元资产望而却步。如果你的资产可能因为“某人曾和某个与普京沾亲带故的银行家吃过午饭”而被冻结，那谁还愿意持有美元？

于是，各国央行纷纷转向黄金。随着金价大幅上涨，金砖国家也在逐渐减少对美元储备的依赖。

四、移民

从来没有一个社会会单纯出于“喜欢移民”而欢迎他们，真正的理由总是经济上的实用性。西方国家先是富裕了，然后发现没人愿意去打扫厕所、修屋顶、带那些吵闹的被宠坏的孩子，或者割草坪。

如果要让牙医每周抽两天时间去当园丁，那成本会高得无法承受。而且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也不会梦想着长大以后去做清洁工。所以，这些工作只能靠“输入穷人”来完成——哪怕是勉强接受。

评论 3 少量移民在社会上是无害的；但大量移民则会让本地人觉得这与历史的延续出现了“断裂”，甚至像一次入侵，即便实际上并非如此。

美国和欧洲在结构上已经对廉价移民劳动力产生了依赖——房子越建越大，草坪越来越广，维护也越来越费工。一旦这些劳动力骤减，就会引发“超级通胀”，因为此类供给收缩的效应是非线性的。还记得 2022 年的情况吗？

事实上，每一个靠“反移民”纲领上台的西方政党，最后执政结束时的移民数量都比之前更多。意大利的总理乔治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就是最新的例子。

在这种背景下，近期的驱逐移民举措看上去大多只是象征性的动作——为了赢得选票而做的姿态。有些甚至纯粹是出于羞辱移民的恶意。

那么，西方能不能摆脱移民？答案是否定的。除非愿意把自己的全球 GDP 拦腰砍掉——而对于已经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的经济体来说，这是绝对付不起的代价。理论上这可能是理性的选择，但在现实中几乎没人愿意承受。

需要强调的是，我本人对封闭的、排外的单一民族国家（xenophobic ethnostates）并无意见，只要它们不去入侵别人，并且各过各的就好。但在现代条件下，你不可能既维持这样的体制，又背负着需要增长来偿债的庞大债务。

于是我们陷入一种奇怪的局面：那些排外的人，一方面依赖移民来满足自身需求，另一方面却投票反对移民——这就是一种“公地悲剧”。

评论 4 人们对移民数量的感知往往比现实高出很多。原因可能在于他们往往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域，差异又特别显眼，产生了“显著性偏差”。 在欧洲，穆斯林人口比例通常低于 1/20，大多数国家在 1/10 到 1/100 之间。但普通人的直觉估计往往要高一个数量级。

这种错觉让人以为“移民的好处只属于移民自己”。但现实是，大多数抱有这种看法的人，最终都依赖移民来维持他们所谓的“更好生活”——除非他们对“更好生活”的定义完全不涉及物质层面。

关于高技能移民的说明

在“反向人才流失”（即高技能移民流入）方面，欧洲和美国之间有显著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两者增长率的差异。美国凭借更丰厚（但也更不平等）的学术薪酬，以及更少的退休限制，一直在吸引欧洲最具进取心和生产力的科学家。

在纽约大学坦顿工程学院（Tandon School of Engineering of NYU），我待了十五年以上。那里的教师和研究生几乎全部是外国出生的。

评论 5 通过签证限制来逆转“人才流失”方向，可能实际上有助于人才来源国，让他们的人才留在本地发展。

五、社交媒体的解放效应

接下来的要点是一个乐观的消息：社交媒体改变了信息流动的方式。

在历史上，人们在理发店、鱼市交换消息，既是传递者，也是接收者。大众传媒打破了这种模式，把我们变成了被动的电视观众——由国家和经过净化的报纸来“灌输”。

而如今，像 TikTok 和 X（前 Twitter）这样的平台，让我们重新回到既能分享、也能接收信息的自然模式。

社交媒体很难被控制，即便有审查机制。而人工智能的存在更让操控变得困难：一旦想要系统性操纵，结果往往会前后矛盾。举个例子，如果 1995 年发生在加沙的种族清洗，可能会被传统媒体完全掩盖。

但在 2025 年，社交媒体让真相曝光。如今的媒体只对政客或与现实脱节的人有意义——任何 30 岁以下的人都不会关心 ABC 新闻。

所以，这是件好事。有人和我谈起华盛顿的“媒体循环”，我直接告诉他：唯一在乎媒体的人，要么坐在轮椅上，要么混迹政坛。

我自己能走到今天，最初靠的是Facebook，后来是X/Twitter，而不是传统媒体。我甚至拒绝了出版社为我最新几本书安排的媒体巡演。

评论 6 传统集中化媒体对西方公民的控制被打破，直接的效果之一就是：以色列再也无法把他们的种族清洗和种族隔离包装成“捍卫西方价值观、抵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叙事。

六、政府角色的扩张

第六个要点，是政府的持续膨胀，使得跨时代的比较完全失效。

在历史书里，我们会读到路易十四这样的君王，或者像科尔贝尔（Colbert）这样的中央集权者。但今天的政府，比当时大得多，也更具侵入性。

在欧洲，政府支出占 GDP 的 40%–50%（在法国更高，尤其是如果把教育算进去）。美国官方数字略低一些，但如果加上地方政府和最近的各类干预，比例其实更高。

一个世纪前，政府开支占 GDP 的比例往往不到 15%，很多时候甚至不到 5%。

评论 7 政府规模是与时代相关的概念，因此跨时代比较并不成立。今天的政府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效的渗透力”，这要归功于技术。

即便是在依靠亚当·斯密原理驱动的经济体中，政府的规模也在大幅增长。1500 年时，即使是独裁政府也难以掌控太多，因为它在经济中的占比很小。

但今天的政府拥有更广的触角，而且这一趋势几乎无法阻挡。所谓“有限政府”的保守派，在当下的诉求，其实和几十年前中央集权者的愿望差不多。

七、规模的重要性

最后一个要点，是治理与规模息息相关。我有一句箴言，被朋友们这样总结：

在国家层面，我是自由意志主义者；

在州层面，我是共和党人；

在市政层面，我是民主党人；

在家庭层面，我是共产主义者。

意思是说，治理方式必须根据规模来调整。

比如说，乡村俱乐部都有规则和执行机制——这其实就是一种“政府”。但没有人会抱怨这是“俱乐部独裁”。

回顾历史，成功的治理模式往往是小规模的城邦，比如威尼斯、迪拜、新加坡。小规模使治理更有效。

而随着美国经济的规模和复杂性不断扩大，治理反而变得越来越困难。事实上，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比 50 年前或 100 年前更多的地方自治，但现有制度并没有适应这一现实。【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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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懂经的经叔，国内最早翻译介绍了纳瓦尔的《如何不靠运气获得财务自由》，以及影响了纳瓦尔、中本聪、马斯克等大佬的《主权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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