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同志回忆：还原一个真实的柯庆施，他的这个优点不容否定

1965年春天的成都，夜色还没完全散去，三线建设的汇报材料一摞摞摆在桌上。参加考察的同志大多已经休息，走廊里只剩下零星的脚步声。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样一个看似平静的夜里，一位在党内资历极老、曾亲眼见过列宁的领导干部，会突然走向生命的终点，这个人，就是柯庆施。

有意思的是，人们后来谈起他，往往绕不开两个极端：一面是敢说敢干、作风强硬的“大嗓门”，另一面，是生活俭朴、不收礼不搞特殊化的“老柯”。关于他的是非功过，争论很多，但有一点，熟悉他工作和生活的人，反而看得比较实在——在个人生活和经济问题上，他的确有一条红线，从未轻易逾越。

在上海工作的那些年，一位身处市委机关内部的亲历者，留下了相当细致的观察，这个人就是后来担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总编辑的马达。通过他的回忆，一个更立体的柯庆施，缓慢地浮出水面。

一、电话、火腿和一句重话

某年春节前夕，上海的夜风有些冷。马达正在家里整理材料，突然接到柯庆施的电话，让他马上带着报告初稿到家里来，商量修改的事。对于在市委当副秘书长的马达来说，这种“临时召见”并不算罕见，他简单收拾了一下，就赶往柯庆施家中。

不久，门外又传来脚步声。进门的是市政府里一位分管行政事务的干部，手里提着一根金华火腿，包装体面，分量不轻，一看就是特意准备的“年礼”。按照当时一些人的习惯，这样的场合送点东西，算是一种“默契”。但这一次，情况明显有些不对。

柯庆施的脸色马上变了。他盯着那根火腿，声音压得很低，却听得出火气：“这东西是哪来的？”话还没说完，对方还有些犹豫，似乎在斟酌说法。柯庆施猛地一拍桌子，话音陡然提高：“拿回去！不然我打断你的腿！”这种带着火药味的直白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

被训的干部吓得不轻，几乎是转身就走，火腿提着，头也不敢回。门重新关上，屋子里短暂沉默了一会儿。不得不说，这一幕对在场的马达触动很大。此后许多年，他每次谈到柯庆施的生活作风，都会把这件小事放在前面讲，因为这是近距离看到的细节，没有润色，也谈不上渲染。

当然，仅凭一次“拒礼”就给一个人下结论，未免片面。马达之所以强调“他在生活上是清白的”，并不是因为这一句重话，而是出于长期接触形成的判断。作为市委副秘书长，他经常需要直接向柯庆施汇报、请示，会议、出差、调研，都有机会观察对方的日常作风。这种长期积累的印象，比零星传闻更值得琢磨。

从马达的回忆看，柯庆施的个人生活相当简单。衣着朴素，住处并不宽敞，能省就省，唯一说得上“离不开”的，是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办公室、会场、家里，烟雾常常缭绕。他偶尔喝点老酒，但不嗜酒，更谈不上宴饮成风。下乡视察，不允许搞排场，不许地方大操大办招待，不去宾馆酒楼，结束工作，往往简单吃一口就算。

当时社会上有一股讲排场的风气，一些地方和单位在接待上越走越远，而柯庆施对这种苗头并不客气。也正因为他不拉关系、不收礼、不“陪笑脸”，许多干部平时不太敢往他家跑，对他有点怕，又不太熟，表面上尊敬，心里多少敬而远之。

有一次，《解放日报》的几个编辑被叫去汇报工作，显得有些拘谨。柯庆施听说他们平时“躲着他走”，有些不高兴，直接问：“我家门口竖着棍子吗？怎么就这么怕来？”这种看似半玩笑的质问，背后透出的是他的性格——严厉是真严厉，但并不乐意被人当成“阎王爷”。

二、办公室隔壁的“老柯”

在许多上海干部的印象里，柯庆施是个工作强度极大的领导。他到上海主持工作是1954年，时任市委主要负责人。那几年，城市建设、工业布局、社会管理，各方面任务都压在桌上，时间紧，问题多，头绪复杂。可是从马达的描述看，他日常生活几乎完全被工作挤满。

他每天清晨准时到办公室，开门第一件事，就是翻看报纸。上海几家主要报纸，再加上《人民日报》，一份不少。不是随手翻翻了事，而是带着问题看，圈点、批注，经常边看边问秘书：“这条消息背后情况了解了吗？”“这一块有无后续报道？”从新闻里找线索，再从线索里挑问题，是他的一贯做法。

白天时间基本被各种会议占满：市委会议、专题会、现场会、汇报会，一层接一层。到了晚上，别人差不多已经休息，他往往还在家中伏案看书、批阅群众来信，把白天未处理完的事情再整理一遍。有的来信反映的是具体困难，有的则是对政策执行中问题的意见，他一般会做出批示，交给相关部门办理，或者找人单独谈谈，问清来龙去脉。

他不是那种爱热闹的人，娱乐很少。工作之余，能算得上“兴趣”的，只有和司机、秘书打几把扑克，图个换脑子。那时候，城市里兴起跳舞风潮，一些机关单位也开始办舞会，气氛越来越“洋气”。柯庆施对这种风气一直有看法，在党员干部大会上，他点名批评：“有些同志工作上提不起精神，对跳舞却特别用心，这算是什么？革命意志在往下滑！”

这话说得重，但在当时的语境下，确实反映了他的价值取向。市委机关后来干脆明文规定，内部不许搞跳舞活动。这种做法，在年轻人看来难免嫌“板”，不过在老一辈革命干部中，却并不孤立。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作风严厉，言辞利落，他并不是一个完全听不进不同意见的领导。马达曾在市委办公室工作，办公室和柯庆施的房间只隔了一道墙。晚饭后，柯庆施常常从屋里走出来，在走廊里慢慢踱步，有时顺手就敲门，让他一起去楼下转一圈。就这么散步的空当，问题一件件抛出来。

“猪肉涨价，你去菜场看过没有？老百姓怎么说？”

“市区货车空跑这么多，你看是什么原因？是调度问题还是管理问题？”

“苏联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你觉得哪几本写得还踏实一点，帮我列个单子。”

从菜场到货运，从群众日常到理论书籍，这些话题集中在一点上：围着工作打转，却尽量从实际出发。从马达的回忆看，与他谈工作，并非紧绷着神经的那种“训话”，对话相对自由，他愿意听下属的看法，甚至希望有人提不同意见，以便再推敲一次。

不过话说回来，他的性格里有明显的两面。一方面可以听意见，愿意讨论；另一方面，一旦下定决心，基本就是“定音板”，不轻易回头。他习惯自己最后拍板，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言堂”。马达在晚年谈及柯庆施，也不回避这一点，认为这是他在工作方法上的短板，值得历史记上一笔。

三、一位“柯老”的来路

在党内，很多人习惯叫他“柯老”。这个“老”字，并不只是年龄的概念，更包含资历和经历。柯庆施1902年出生于安徽怀宁，按年龄算，比毛泽东小九岁。但在党内历史上，他确实走在很前面。毛泽东曾当面称呼他“柯老”，既是尊重他的资历，也是肯定他早年的革命经历。

1919年之后，五四运动的余波还在全国各地激荡。1920年前后，刚满18岁的柯庆施已经开始关心国家大势，他知道同乡陈独秀名气很大，就斗胆写信，一口气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信寄出去，本以为石沉大海，没想到陈独秀真的回信，让这个年轻人到上海来，当面见面，聊一聊。

到了上海，柯庆施很快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中国共产党尚在筹建阶段，一批有志青年在陈独秀等人的带领下，集聚在上海，从事秘密活动。1921年10月的一天，他和包惠僧、张太雷等人在陈独秀家中讨论问题，被巡警突然闯入带走。这次被捕，虽然时间不长，却让他第一次以“政治犯”的身份出现在舆论视野中，名字和陈独秀、张太雷并列，被公开刊登，引起不少关注。

1922年1月，柯庆施又随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他有机会见到当时领导俄国革命的列宁，并与之握手、交谈。这一经历，在党内极为罕见。后来王明谈到此事，带着几分羡慕，说：“现在党内真正见过列宁的，就数柯庆施一人。”这里的“见过”，不是远远看一眼，而是专门接见，有对话，有交流。毛泽东之后也提过，称柯庆施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

早年革命经历，对他一生影响很大。那时的工作环境极其险恶，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捕，许多同志都在这一阶段牺牲、失踪，能一路走下来的，本就不多。由此形成的谨慎、坚硬，后来也体现在他的为人处事中。

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后，直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党组织在各地不断遭受打击，环境愈加复杂。柯庆施被派往北方，先后担任河北省委前委书记、组织部长、北方局组织部部长等职务，长期在党最薄弱、斗争形势最严峻的地区工作，这一点，常常被后来者忽略。

进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的工作重心仍主要在华北。20世纪40年代，他一度受到挫折，职务有所调整，后来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石家庄首任市长等职。在石家庄任职期内，他注意到一位颇有文笔和组织能力的报人——当时《石家庄日报》总编辑张春桥，于是提拔他兼任市政府秘书长。两人的工作关系，起步于此，时间上大致在解放战争后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按照组织安排，柯庆施南下，先在南京任市长、市委书记，并出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第一书记。在这一阶段，他参与的工作，主要是接管城市、恢复生产、推进土地改革，任务繁重，变化很快。1954年8月，他奉调上海，主持市委工作，从此与这座城市结下颇为复杂的缘分。

1957年，他在上海市党代表会议上作了一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口号鲜明，语气激昂，迅速传遍全国，被各地媒体广泛转载，引发热烈反响。那时，国家刚刚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建设的热情高涨，他的那篇讲话，用当时的说法，是“很提气”的。

1959年，他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论“全国一盘棋”》一文，提出“全国一盘棋”的说法，主张在国家建设中加强统一部署、统筹调度，避免各自为政。这一概念，后来在许多文件和讲话中反复出现，逐渐成为一种常用提法，延续至今。

围绕他晚年的政治问题，社会上也有不少说法。有观点认为，他在1965年已经与张春桥等人“形成某种勾连”。对于这些说法，马达态度非常明确：没有可靠事实，不应轻率论断。在他看来，两人在上海工作期间确实有某些工作联系，这是组织安排所决定的，但柯庆施1965年即已去世，没有参与后来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把未发生的事强行扣在一个已经离世的人头上，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

马达有一句话说得比较稳妥：“一个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品质，就像一副多棱镜，很难用一面去概括。”这句话，用在柯庆施身上，颇为贴切。他有过激烈的言论，也有强硬的工作作风，在具体政策执行中，不可避免存在偏差甚至错误；但在个人生活方面，尤其在对待钱物和享受的问题上，他保持了相对清醒和自制，这一点，不能因为其他方面的失误而一笔抹杀。

四、战胜肺癌，却没躲过急腹炎

如果只看早年长期吸烟的情况，谁也不会对他晚年患上肺部疾病感到意外。事实上，长期的重度吸烟，加上多年超负荷工作，为他的健康埋下了不小的隐患。1964年3月，他开始出现发烧等症状，经检查被诊断为肺癌。这个消息传开后，许多熟悉他的干部都很担心，毕竟那时医学条件有限，这样的病往往意味着严重的后果。

经过充分会诊和请示，中央批准为他实施肺癌切除手术。手术在北京进行，过程紧张，但总体上比较顺利。术后康复阶段，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专门作出安排，让他去北戴河疗养，暂时离开日常工作事务，把精力集中到恢复身体上。对一个习惯了全天候工作的老干部来说，这种“离岗休养”并不轻松，精神上很难一下子放松下来。

令人意外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和观察，他的身体状况较前有所好转，肺部手术恢复情况还算可以。在医生的严格要求下，他的工作节奏比过去慢了不少，与外界接触也有所控制，尽量减少劳累和感染风险。从结果看，他确实熬过了这一关，算是“战胜了肺癌”。

1965年3月下旬，中央安排部分领导干部前往西南地区，考察“三线建设”工作。三线建设自1964年正式提出后，已在中西部展开一系列布局，军工、重工业、能源等项目纷纷上马。这一次，柯庆施与贺龙、聂荣臻等人一起前往成都，调研相关项目。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他能够参与这样的考察，说明身体状况已经被视作“基本可承受”。

到了成都，当地党政负责同志李井泉等人设宴招待。饭桌上气氛不错，大家边吃边谈，交流工作，气氛并不紧绷。也许是心情略显轻松，也许是觉得自己恢复得还可以，他那天吃得比平时略多一点。饭局结束后，他回到住所，听说还有炒好的花生米，忍不住又吃了一些，算是“加餐”。

谁也没想到，这么一把花生米，竟成为一件大事的引子。当天凌晨，他突然出现急性腹痛，疼得相当厉害，脸色蜡黄，伴有呕吐，情况十分危急。医务人员迅速赶到，做了初步处置后，马上送往医院。当地医护已经尽力抢救，但病情发展极快。不到半个月后的4月9日下午6点左右，救治最终没有成功，柯庆施在成都病逝，终年63岁。

消息传回北京和上海，许多人第一反应是震惊。刚刚和肺癌斗争过一场，好不容易扛了过来，却因为一次突发的急腹症离开人世，确实让人意想不到。考虑到他早前动过大手术，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病情之间是否有关联。为了弄清真实病因，避免各种猜测和误传，当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吴阶平等人亲自主持了遗体解剖。

通过系统检查，专家们给出的结论是：死因为出血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一旦发展为出血坏死型，往往危重迅速，死亡率极高，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很难有效挽回。这一诊断，使得事件的医学解释相对明确，也为历史留下了较为可靠的记录。

从时间线上看，1964年3月查出肺癌，同年中期实施手术，之后到北戴河休养，身体有所恢复；1965年3月下旬前往成都考察三线建设，4月9日病逝，整个病程发展基本符合“先经大病，后突发急性致命疾病”的逻辑。既不能简单归因于“吃多了几口”，也不宜夸大为某种神秘事件。体质受损、长期劳累、既往病史，再叠加一次急性胰腺炎发作，这样的组合，本身就足以致命。

回过头看，这样一种结局，带着明显的时代印记。在那个节点上，一大批老一代革命干部陆续进入六十岁上下的年龄段，多年战斗生活留下的病根，一点点暴露出来。有人被长期积累的慢性疾病击倒，有人倒在出差途中，也有人在办公室里突然发病。柯庆施的离世，只是其中一例，却因为他的资历、性格和争议，被后人反复提及。

围绕他的议论，后来一直没有完全平息。有赞扬他敢抓敢管的，有批评他在工作方法上过猛的，也有把他和后来一些政治事件强行联系起来的。马达在自己的回忆中，一方面肯定他在廉洁自律方面的态度，认为这点“不容否定”；另一方面，也不回避他在领导风格上的问题。对于历史人物，这种有保留的评价，反而更显得可靠。

试想一下，如果把一个人在复杂时代中的一生，压缩成几句简单评语，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完全否定，那就忽略了历史本身的层次感。柯庆施这一生，从18岁给陈独秀写信，到20多岁远赴莫斯科见列宁，再到中年在北方艰苦地区工作，直至建国后主持大城市的治理，经历的环境变化太大，承担的角色也不断变化。单看其中某一个阶段，很容易被情绪牵着走；只有把时间线拉长，细看他的决定、言行和个人生活习惯，才更容易接近一个相对真实的轮廓。

廉洁与否，只是评价一个领导干部的一个侧面，却也是一个难得的侧面。对于柯庆施而言，在这个维度上，他经得起不少当年共事者的印证。至于其他方面的功过得失，还需放在更宽的历史背景中去比较、去衡量，这也是研究这段历史时绕不过去的一道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