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相儿子张廷枢：抗战爆发后投奔延安，出任八路军纵队司令员

1938年深秋，黄土高原的风已经透着凉意。延安城外，一支从晋南方向赶来的队伍悄悄进了城，领头的人瘦削消瘦，手里还拎着行军毯。有人认出他时，忍不住低声嘀咕了一句：“那不是当年东北军的张师长吗？怎么成了八路军的司令员？”这个人，正是后来名义上却很少被人提起的“第一游击纵队司令员”——张廷枢。

这位出身奉系将门、在东北军中曾意气风发的中将旅长，最后却把路走到了延安，把自己的姓名刻进了另外一段历史。要看清他一生的转折，视线就不能只停在抗战爆发后的那几年，而得从更早的奉系旧部、东北军整编、长城抗战，一路梳理过去。

有意思的是，从锦州到古北口，从西安到太原，再到黄土高原，张廷枢和他父亲张作相，走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却又在解放前夕以一种颇为唏嘘的方式重新联系在了一起。

一、将门子弟：从“少帅身边的人”到前线师长

如果回到20世纪初的奉天，张作霖身边埋锅造饭的那批兄弟里，张作相算是比较早“发迹”的一位。这个人出身不算显赫，但在奉系内部的资历很老。依托张作霖这棵“树”，家里子女自然成群结队地多起来，正室、姨太太加起来，9子11女，张廷枢只是其中之一，并不算排在前面的那个。

然而，论名气和历史地位，在这些子女里，后人提起最多的，却往往是并非长子的他。这一点，并不是电视剧的“加戏”，而是他后来在抗战与革命中实打实的选择，拉高了他在历史叙事中的分量。

少年时期的张廷枢，几乎可以说是“少帅圈子”里的一员。他和张学良、冯庸、鲍毓麟、张学成这些人，小时候就在奉天一带混在一起玩耍，长大了又一道被送进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接受系统的军事教育。父辈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子辈自然也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讲武堂毕业后，这批人几乎都没有在营级、团级长期逗留，很快就被提拔。张学良是“少帅”，晋升速度毋庸多说，但冯庸、鲍毓麟、张廷枢这些人，靠着家庭背景和个人能力，提拔也是一路畅通。奉系内部重感情、讲“自己人”的传统，在这一时期体现得非常明显。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的一声巨响，结束了张作霖的生命，也把东北局势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张学良很快接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开始全面整顿东北军。这一次整顿，实际上也决定了张廷枢后来在军中的位置。

张学良极力压制“老派”，重用年轻一代。他把原有军、师架构打散，改为以旅为基本建制，国防军、省防军分开，尽量避免一位老将手里捏着太多兵权。东北军24个步兵旅、5个骑兵旅、10个炮兵团，再加上空军、海军以及其他兵种，总兵力三十多万，表面看是扩张，实则是重新洗牌。

在这次大调整中，大量年纪轻、背景硬、能打仗的人被推上了旅长的位置。张廷枢就是这样，在这一轮整编后担任第十二旅旅长，军衔中将，算是掌握了实拨实用的兵权。对于一个出生在将门、成长在少帅圈子的人来说，这个位置意味着前途一片通畅，只要东北局势不出大乱子，很可能会一直在奉系体系中往上爬。

1931年9月18日夜，事态彻底变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第十二旅驻防锦州，属于正面方向上的要地。日军兵锋指向东北，张廷枢当机立断，下令紧急动员，做好抵抗准备。按他的判断，军人既然在前线驻防，就不该做“看客”。然而，不抵抗的命令却从上面压了下来，前线所有准备统统变成泡影。

在命令和个人判断的冲突里，他带着部队被迫撤入关内。那一次撤退，对很多东北军将领来说，是心里一道永远抹不掉的印痕。对张廷枢这种有血性、有东北情结的人，更是如此。他后来跟人谈起东北，被讥笑“打不过日本人”时，眼眶都是红的。

二、长城一线：古北口之战与不合时宜的倔劲

九一八之后，东北很快沦陷，东北军被迫撤到关内，成了“流亡部队”。如果说1931年还只是退一步，那么到了1933年，局势已经进一步恶化。

1933年2月下旬，日军发动热河战役，快速攻击承德等地。3月4日，承德失陷，日军沿长城一线压向华北腹地，方向直指北平、天津。面对这种压力，东北军、中央军被迫在长城沿线布防，古北口成为重点防御地带之一。

那一年，张学良因为热河失守引咎辞职，东北军的编制再次被改动。国防军、省防军这套架子撤销，恢复成军、师的旧建制。原第十二旅改编为第112师，编入何柱国麾下的第57军。有的史料还指出，第112师装备较为齐整，被视作东北军中装备较好的独立师之一，这从侧面反映出张学良对张廷枢还是颇有信任。

长城抗战打响后，日军第八师团加骑兵第三旅团，向古北口逼近。前期由东北军第107师坚守，凭借地形和官兵拼死抵抗，打得异常惨烈。但由于敌强我弱，兵力装备悬殊，第107师节节后撤，形势极为吃紧。

得知前线吃紧，第112师奉命驰援。张廷枢带着部队急行军，一天多时间赶了百余里，先头部队在1933年3月5日下午抵达古北口附近阵地，两天后，全师及炮兵营到齐，纳入第67军王以哲统一指挥。而中央军方面，徐庭瑶的第17军两个师也被调来增援，同样压在古北口一线。

古北口这一仗，日军倾注了不少兵力和火力。飞机轰炸、炮火覆盖，再加上一定数量的坦克，进攻一波接一波，气势非常凶猛。守军方面，各部混合编组，多数是边打边搬、边打边缩，伤亡极大。张廷枢第112师被摆在比较靠前的位置，压力自然不小。

有一件事，被很多回忆录提到。3月8日，张廷枢正在师部开会研究部署，日军一发炸弹恰好落在附近，直接命中指挥机关，造成不小损失。现场一片慌乱，他却没有慌乱，大致只说了一句“照计划继续”，会议也没立即解散。有战士事后形容：“炮弹都炸到屋檐了，他连烟都没掐灭。”这种硬顶的劲头，在东北军中并不算少见，但在那一刻给部队带来的稳定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古北口一线的战斗持续数日，112师伤亡不小。张廷枢本人也因为频繁往返前线和北平之间、睡眠不足，加上途中司机疲劳导致车辆滑出公路，手臂受伤。打仗打到这个程度，用力是下足了的，只是战局并没有因此改变太多。

真正的矛盾，慢慢浮到了台面上。东北军和中央军之间，彼此戒心很重。东北军方面不少人认为自己被放在最危险的前沿，而中央军一些军官则抱怨东北军不听统一指挥。内部意见不一，前沿和后方的信息传递也不顺畅。队伍挤在一起打仗，却像是两套系统。

1933年3月10日前后，争议最大的事情发生了。张廷枢对112师被长期压在最前沿不满，又怀疑自己部队在部署上被当成“消耗品”，于是做出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在没有收到明确命令，也没有充分通报中央军部队的情况下，率部撤离前线。

这一撤，古北口防线随之土崩瓦解。中央军方面的说法，是东北军擅自撤退，造成整个防线被撕开口子，自然要承担责任。东北军内部却有人辩解，这支部队本身就不归王以哲直接节制，又长期被放在最前端，换防、轮休都得不到保障，撤离也有他们的苦衷。

从具体军纪和战场纪律来看，未获命令擅自撤离阵地，当然难辞其咎。但从当时的复杂背景看，这起“古北口撤离事件”远不只是简单的“临阵退缩”。多少有一种积怨已久、情绪爆发的味道。

无论怎样，古北口失守已成事实。更让人难受的是，在古北口、喜峰口等战场，东北军官兵流了不少血，蒋介石一面对日妥协求和，一面又把矛头指向所谓“指挥不力”，这一点让不少东北军将领心灰意冷。

张廷枢对蒋介石的不满，也在这一阶段到了一个节点。他一方面渴望“打回东北”，一方面又看着中央不断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下，把部队往“剿共”方向调动，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三、从西安到太原：与共产党“越走越近”

古北口一战之后，东北军内部矛盾并没有缓解。更棘手的是，中央对东北军的使用方向逐渐从抗日转向“内战”。对不少有东北情结的军官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别扭的事情。

1935年12月，张廷枢鼓足勇气，向张学良提出辞职。两人谈话时提到东北，他情绪非常激动，用几乎近乎倾诉的语气说：“如果东北军去打日本，我第二天就来报到！”这句话不难看出，他心里真正放不下的，仍然是东北那块地和那场尚未完成的仗。

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希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变以和平方式解决后，张学良被扣押，后半生几乎都在软禁中度过。张廷枢和黄显声等人，事变后四处奔走，想办法营救少帅，找过蒋介石，也找过宋美龄，却换不来结果。

长期的失望，让他对国民党高层的信任逐渐消失，也给他后来选择另一个方向埋下了伏笔。西安事变之后，他就开始认真考虑前往延安的可能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战进入全面阶段。8月间，张廷枢到了太原则地。那时这里已经成了抗日的前线集结地之一，许多从东北流亡出来的军官、士兵、商人都聚集在这座晋北城市。大家一听说原东北军的张师长来了，纷纷上门，打听能否重新组织队伍，投入抗战。

那段时间，张廷枢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他手中没有正式编制，又不愿挂着国民党名义出面，但东北人对他的信任是真实存在的。势单力孤，光靠个人影响力成不了气候，他于是选择主动联系太原的八路军办事处。

在八路军方面，周恩来当时正在负责协调国共合作、统筹各方关系。他对这批东北旧部相当重视，觉得这是可以争取的抗日力量。通过周恩来的帮助，那些追随张廷枢的东北人，陆续安置到了适当岗位，再也不是散兵游勇，而是名正言顺的抗日部队一员。

同年秋天，张廷枢带着一百余人，随八路军方面的安排，一路到了晋南一带的八路军总部。他和中共方面的联系，从原先的零星沟通，变成了实质性合作。这个变化，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不久之后，这支队伍被正式授予“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的番号。编制并不算大，但名义上是一个纵队，为的是便于对外号召、凝聚人心。张廷枢出任纵队司令员，张政枋担任副司令员，八路军总部政治部组织部长则兼任纵队政治部主任，确保政治方向不偏。

这个“第一游击纵队”的旗号在河北邢台一带竖起来后，立刻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很多原东北军官兵、流亡到华北的东北人，听说有“张师长”领队、挂八路军番号的部队，纷纷投奔而来。队伍在短时间内从一百多人扩展到了两千人左右，战斗力和影响力都上了一个台阶。

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简单的“旧军官换块新牌子”。在纵队内部，中共的党组织开始发挥作用，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并行，张廷枢本人也在这段时间里，逐渐从“合作态度”转向“思想认同”。他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路线，看得越来越清楚。

1938年秋天，他终于来到心心念念的延安。黄土高坡上的窑洞，不可能给他什么优越生活条件，但却给了他一个明确的政治选择。周恩来和他多次谈话，对他早期在东北军中的经历、对东北的情感都很了解，也耐心地谈统一战线和军队性质的问题。

在这些交流中，张廷枢慢慢放下了原来那种只是“以东北军旧部身份参战”的心理，开始真正接受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战路线。那一年，他正式提出入党申请，很快得到批准，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幕放在他的一生中，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转折点。

四、病重南去：延安、香港与生命的尾声

如果只看履历，很多人会以为他在延安之后还能干上一阵大事。可惜，身体状况在那几年急转直下，让许多可能性都变成了未竟之局。

早在抗战初期，他的肝脏就已经出现严重问题，只是战争环境下得不到系统治疗，只能靠硬扛。到了延安，条件更为艰苦，医疗资源有限，长期劳累之下，病情不但没好转，反而一日不如一日。肝病发作的时候，整个人站都站不稳，仍然坚持参与工作，可以说是硬撑着走过来的。

1940年前后，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同意他离开前线，到条件稍好的地方治疗。经过安排，他赴香港养病。这个决定，表面看是暂时退出一线，实则是为了让他活下去。遗憾的是，那时的医学水平和战时条件，都远远谈不上理想。

即便身处香港，他对国内抗战的关注一点没有少。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香港仍是重要的对外窗口，各种有关战局的信息不断传来。他虽然不能再直接指挥部队，却始终惦记着前线。用熟人的话说：“人虽在南边，心还是在北边和黄河那块儿。”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战役爆发。英军很快抵挡不住攻势，当月25日香港陷落，局势大变。张廷枢必须尽快离开，否则极可能落在日军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段混乱时期，他设法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一道，辗转回到了天津。两个从东北走出来的将门子弟，一个代表着旧奉系的传统延续，一个已经在革命道路上走出新路，却在香港失守的背景下再度同路而行，这种历史的巧合，让人不免多想几分。

抗战胜利后，他没有选择继续南行，也没有赴重庆，而是回到了北平。对他来说，这座城市离东北更近一些，离曾经战斗过的长城防线也更近。此时的他，身体已经大不如前，生活主要围绕着养病展开。

胜利之后的几年里，国民党方面并没有轻易放弃争取他这样的人物。蒋介石一度想把他拉回旧阵营，给出一些政治、军事上的安排。但他心里对这种邀约已经有明确判断，多次拒绝，没有再踏进那道门槛。一个人真正选定了方向，有时反倒显得很干脆。

到了1948年底，东北战场形势已定。10月15日，锦州解放后不久，东北野战军的指战员就在锦州城里俘获了一个“老熟人”——张作相。当年作为国民党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东北“剿总”副司令，他实际上已经没有实权，更多是以名誉身份出现，只负责一些财产清点、交接事宜。此时年近七十，早已是风烛残年。

他被送到东野指挥部时，已经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以他早年的身份和局面，走到这一步，颇有时过境迁之感。更有意味的是，这位老一代奉系人物，却有一个儿子早在十年前就投身延安，挂上了八路军纵队司令员的番号。

北平解放前后，父子二人都在北方一带，身体情况都不乐观。周恩来得知他们的病情后，多次派人探望，关心医治情况。这并不是简单的个人照顾，而是一种对旧时代人物复杂际遇的理解。许多过去在抗战、救亡中有过交往的老战友，也时不时登门看望张廷枢。

有一次，老战友握着他的手，半开玩笑半鼓劲地说：“蔚久，好好养病，咱们还得一起南下呀！”这里的“蔚久”，是他的字，也是当年东北军和八路军老同事对他的称呼。这句话表面是鼓励他战胜疾病，实际也是对他将来有机会继续为新中国做事的一种期待。

可惜天不假年。1949年3月，张作相在天津病逝，这位曾经的东北重臣在人生最后阶段，已经失去了政治影响力，留下的更多是一段复杂记忆。父亲去世的消息传到北平，对病中躺着的张廷枢是一个沉重打击。情绪波动之下，他的病情迅速恶化。

仅仅四个月之后的1949年7月，他在北平病逝，年仅四十五岁。这个年龄在将领中并不算大，按正常轨迹说，他本来还有机会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一定职务，继续发挥作用。但肝病和多年的奔波劳累，把这条路硬生生截断。

从奉系将门少年的得意，到古北口战火中的倔强，再到延安窑洞里做出最终抉择，张廷枢的人生轨迹，不算传奇，却颇有代表性。他既是旧东北军体系里的骨干，又是最早一批主动选择走向共产党阵营的原国民党中高级军官之一。

在父辈那一代，张作相这样的人，更多是顺着旧军阀体系和国民政府的惯性走到晚年；在子辈这一代，张廷枢用自己的改向，回应了九一八以来东北沦陷带来的民族伤痛和政治选择的压力。从这个角度看，他后半生的决定，并不只是一位军人的个人转折，更折射出一整个时代的变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