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国民党将领被俘，自杀未如愿，刘伯承三次请他出山，此人是谁

1945年秋天，台湾基隆港的海风格外湿冷。密布的乌云下，一队身着国民党军服的官兵踏上码头，中将军长陈颐鼎就在其中。人群欢呼、锣鼓喧天，旗帜招展，一片“光复”的喜气，却掩不住他眉眼间那一丝疲惫和凝重。谁也没想到，两年之后，这位负责在台湾受降的军长，会在鲁西南战场战败被俘，其后又在共产党将领刘伯承的三次邀请之下，走出另一条人生道路。

要看懂这段颇有曲折意味的经历，得把时间往前拨得更远一些。从黄埔军校到抗日战场，再到内战失败、功德林释放、南京军事学院讲台，这个出身江苏宿迁的旧军人，一步一步走到了时代的拐点上。

一、从黄埔三期到淞沪炮火

1906年，陈颐鼎出生在江苏宿迁一个普通家庭。少年时期，他性子安静，却对书本极有兴趣，在地方中学成绩一直不错。1923年，他考入上海政法大学，本来打算走仕途和法律之路。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不是兵营，而是课堂上接触到的新思潮和朋友们的议论。

1924年冬，在徐谦等人的劝导和支持下，他决定南下投考黄埔军校第三期。那一年，广州的黄埔岛上，聚集了全国各地满腔热血的年轻人。通过考试之后，他被编入第三期入伍生总队，开始严格的军事训练。那时的陈颐鼎，骨子里还是个读书人，但黄埔的环境很快把他磨成职业军人。

1925年夏，他被分到第三期学生队步科学习，1926年1月顺利毕业，分配到何应钦领导的教导一师任见习排长。短短数月，他就被卷入北伐战争的浪潮。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他随部队北上江西，身为 junior 军官，每天不是带兵行军，就是在前线观察、记笔记，对战场上的一切极为上心。

不久，他升任第一师连长。9月，南昌战役中，第一师被孙传芳部击破，师长王伯龄弃军而逃，副师长王俊接任，军心极为不稳。战败之后，陈颐鼎被调任薛岳第一团第二营营长。攻占杭州后，由于王俊贪污军饷、克扣士兵生活，薛岳率部包围师部，逼其发饷，王俊闻讯逃走，军中进一步洗牌。

此后，薛岳代理第一师师长，部队驻守杭州。1927年春，陈颐鼎随军进入上海，不久又因宁汉分裂，撤回镇江。那一年，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愈演愈烈，地方军阀趁势而起，部队行军路线、战斗目标不断调整，许多年轻军官一时间摸不准方向。

同年8月，孙传芳挥军进攻南京。陈颐鼎率部参加龙潭战役，负责正面阵地的坚守与反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阵地多次易手，官兵伤亡惨重，但这一仗对他来说，是由“书生军官”走向成熟军职的关键一步。龙潭战后，部队北上山东，对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展开作战。

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军突入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四千余人。消息传到陈颐鼎所在部队，人人愤怒，却又无可奈何。蒋介石考虑全局，以“绕开济南，继续北上”为决策思路，命令部队避开日军锋线，将第一军、第九军调回曲阜整训，并将军一级缩编为师。这种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取舍，给前线军官留下了复杂的印象。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此时，陈颐鼎已是第三师第十八团团长，隶属陈继承麾下，在陇海路沿线作战，由第一军军长兼第二师师长顾祝同统一指挥。经历多次会战之后，他在战术指挥和部队管理上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重视火力配置，也格外注意士兵情绪。

1931年冬，第三师改为警卫师，顾祝同兼任师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警卫师扩编为警卫军，辖两个师。此时，陈颐鼎在警卫第一师担任团长。不久，警卫军又改编为第五军，由张治中出任军长，原第一师改为第八十七师，王敬久任师长；第二师改为第八十八师，俞济时任师长，陈颐鼎则出任八十七师五二一团团长。

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五二一团奉命担任大场一带防务。那段日子里，淞沪前线炮声昼夜不绝，巷战、抢滩、小规模反冲击不断。陈颐鼎指挥五二一团与日军展开数次激战，部队伤亡极重，几乎折损大半。不得不说，这一仗把他牢牢贴在“抗日将领”这个标签上，也让他后来在解放区受到特别对待。

“一·二八”战后，第五军撤销，五二一团仍属八十七师，在南京外围担任警戒任务。1933年冬，八十七师划归张治中第四路军序列，参与镇压十九路军的行动，这段经历让不少军人颇为矛盾，一面是对日本的仇恨，一面是内战的压力，心态复杂。

1935年秋，八十七师在句容、溧阳一带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结束后调往江阴驻防。从1935年底起，他开始指挥部队加紧构筑无锡、江阴一线防御工事，预防日军可能的进攻。到1936年9月，江阴和无锡一线防御工事基本完成，10月又被派去承担苏州、常州地区部分工事构筑任务。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一步步扩大侵略。上海方面又发生“虹桥机场事件”，局势骤然紧张。1937年8月11日，第八十七师接到命令，征用苏州、江阴地区三百多辆汽车，连夜开赴上海。二六一旅第五二一团在蕴藻浜火车站、吴淞镇、炮台湾等地待命，与兄弟部队共同承担沿线防御任务。

两天后，淞沪会战全面打响。16日，陈颐鼎奉命率五二一团集中至新市区叶家花园附近，编入突击队，对北四川路方向的日军核心阵地发动进攻，在那一带硬撑了十三天。街巷短兵相接，房屋被炸成残垣，阵地每天都在缩小。他在混乱中组织反击，部队多次击退日军攻势。这一段经历，使五二一团在国军内部名声不低。

1938年初，他又参加豫东战役和武汉会战。同年冬，升任第67师师长，隶属陈诚系统，后又调入顾祝同的第三战区，主战场转到浙江。1941年4月，日本军队在华东发动作战行动，陈颐鼎担任第十集团军第86军第67师师长，与兄弟部队协同抵抗。5月下旬，日本内田师团发起进攻，他指挥部队迎战，在正面和侧翼布防，不少营连打到只剩几十人。

1942年，陈诚将他调任湘军陈孔达第70军副军长。1944年6月升任第70军军长，继续在华中地区与日军对峙。到抗战后期，这支军队虽然装备老旧，却仍在前线勉力支撑，对许多老兵来说，“活到胜利那一天”几乎成了唯一念头。

二、光复台湾与鲁西南战败被俘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局突变，第70军接到新任务：赴台接收，承担日军受降重任。此时的陈颐鼎已是中将军长，部下有107师、75师、97师及数个辎重团，还有国民政府派往台湾的接管官员随行。

为了光复台湾，他下令进行强化整训，重新配发军服，要求军容严整，纪律严明。官兵们换上新军服，心气很高，普遍觉得终于打赢一场大仗。10月17日，第75师师长罗哲东率领先头部队登上台湾岛。中午时分，第70军主力沿着扫除水雷后开辟的狭窄航道进入基隆港。

基隆码头那天人山人海，旗帜、标语随风招展，锣鼓声、掌声和欢呼声交织在一起。二十多名日本军官列队在岸边等候受降，这一幕，对经历多年苦战的官兵来说，既解恨，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陈颐鼎与随行要员在码头检阅队伍，随后搭乘专列前往台北，受到当地民众和官员欢迎。

然而，形式上的受降并不意味一切平顺。部分日军官兵企图焚毁档案、破坏物资，甚至有零星分子蠢蠢欲动，试图制造混乱。陈颐鼎保持高度警惕，加强军事防务部署，命令部队昼夜巡逻，严查可疑情况。有破坏行动的人员被及时逮捕，局势始终未酿大乱。这种“既要防日军，又要稳局面”的局面，对于一名军长来说，压力极大。

台湾接收工作逐步推进之际，国内政治局势却迅速变化。抗战刚结束不久，国共关系恶化，内战局面难以避免。1947年春节前后，内战已全面爆发。2月，第70军奉命离台，整编为整编第70师，从台湾调回大陆。短暂的“胜利喜悦期”戛然而止，新的战火再次席卷而来。

整编第70师先被调往徐州，随后进入山东战区。为加强华东战场力量，南京方面多次催促这支部队投入前线。1947年春夏之交，华东地区战事吃紧，陈颐鼎率部先后入巨野、金乡一带参加作战，又被卷入鲁西南战役。

1947年7月，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展开大规模战役。整编第70师师部及第140旅在运动战中被逐步分割、包围，最终被全歼。战斗中，副师长罗哲东和师长陈颐鼎双双被俘。部队溃散，战壕里躺着的多是熟悉的面孔，硝烟散去之后，留给陈颐鼎的只有沉重和迷茫。

被押往看管地点后，他心情极度低落。一方面是身为军长战败被俘的巨大羞耻感，另一方面也是对共产党如何处置自己的担忧。他曾短暂试图寻死了结此局，但守卫严密，自杀未遂。夜里，他常常想，如果依旧是在旧时代，这种败局，往往只剩“一死谢罪”一条路。

就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中，他突然接到通知：刘伯承要接见他。听到这个名字，他不由得心头一紧。本以为是严厉审讯，甚至可能是“先吃饱一顿再上路”的老戏码。他把自己仅有的手表和值钱物品托付给罗哲东，又写下遗书，想办法托人转交妻子，说得很重：“我若不得生，还盼你好好活下去。”

从收容所走出时，他刻意挺直腰板，面上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但一踏出门，死亡的阴影再次涌上心头，脚步不由得发虚，只好低着头跟在解放军战士身后，心里不停地盘算“什么时候会被带去枪决”。

走进那座四合院时，他看见屋内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有热气腾腾的菜肴，还有酒壶和瓷碗。想到传统官府在行刑前给犯人准备一顿“饱饭”的旧例，不禁更加恐惧，心里直打鼓。

没多久，从厢房里走出一位身材高大的军人，戴着黄边眼镜，神情沉稳，说话带着四川口音：“陈将军，让你受惊了，快坐。”声音不急不缓，语气倒像是在招待客人。陈颐鼎抬眼一看，对方气度不凡，既有军人的刚劲，又有书生的味道，心里立刻明白：这就是刘伯承。

他只是机械地点头，低头不语。刘伯承见气氛紧绷，笑着打破沉默：“昨天在战场上是对手，今天就是朋友，不必过于拘束。”接着直言相告：“对陈将军的情况很了解，也很佩服你在抗日时期的表现，你和那些一味仇视共产党的人不一样。”

这番话，来得有些出乎意料。座上是一桌家常菜，谈话没有训斥，也没有威胁。刘伯承一边给他斟酒，一边耐心解释：“共产党讲政治，也讲政策。你们放下武器，都是中国人，将来可以做朋友。今日备这点薄酒，只是想交个朋友。”

陈颐鼎看着眼前的酒菜，心里五味杂陈。这些东西算不上丰盛，却不简单。在战乱年代的山沟里，能拿出这样一桌饭菜，已经是极大的诚意。他喉咙一紧，端起酒杯，停了好一会儿才吐出一句话：“我陈某人败在你手里，确实无话可说。”

几次交谈之后，加上黄埔老同学陈赓来信做工作，他开始动摇原本那种“战败必死”的旧念头。陈赓用相对熟悉、直接的方式写道，大意是：国家走到这一步，旧路已经走不通，若能放下包袱，在解放区另谋出路，也算对得起多年的军旅生涯。

在这种环境和劝说下，他逐渐打消顾虑，选择留在解放区接受改造。1951年5月，在解放军华北解教团和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期间，因刘伯承特别指派，他被提前释放，与分离多年的妻儿团聚。这一次重逢，既像意外，又在情理之中。

三、三顾之邀：从战俘到军事学院教员

1951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军队体系需要大规模正规化建设。刘伯承受命筹建南京军事学院，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面对艰巨的办学任务，周恩来总理提出：“办高级军事院校，对教员要求很高，可以适当聘请原国民党军官任教。”这话说得很实在：解放军有实战经验丰富的指挥员，却在系统化军事理论教学上存在短板。

在甄别人选时，刘伯承想到陈颐鼎。这位黄埔出身、历经北伐、中原大战、淞沪抗战、武汉会战、浙江战役、长沙防御、台湾受降的旧军人，不仅有一线经验，也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于是，他亲自拍板，决定上门邀请。

陈颐鼎收到聘书后，内心却很矛盾。一方面，他明白自己确实有东西可讲；另一方面，“败军之将”这个标签压得他很难抬头。他对家人说得直白：“解放军哪个不是打败我的人？怎么好意思当他们老师？”

不久，刘伯承带着秘书，亲自来到南京下路附近的陈家。简单寒暄后，他没有绕圈子，开门见山：“这次来，是专程请陈先生出山。军事学院需要既懂理论又有实战的教员，您正合适。不知聘书可曾收到？”

陈颐鼎略显局促：“聘书是收到了，可我只是解放军的手下败将，谈不上什么本事。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刘伯承态度非常坚决：“推荐你，是经过认真考虑，我不会弄错。”

推辞几句后，陈颐鼎还是摆明心迹：“你们将国民党政权打倒，个个身经百战，哪一个不是我的老师？我怎么好给他们讲课？”这话看似自谦，其实道出内心真实顾虑——面子放不下。

刘伯承耐心解释：“仗是打赢了，但未来战争形态会变，装备会更新，解放军同样需要系统学习军事理论。光靠过去的经验不够，要有人把战争的规律讲清楚。土生土长的教员有一批，可数量有限，而你们这些经历过正反两面战例的人，很有价值。”

这一席话说得近情近理，陈颐鼎听得认真，但仍然难以下决心，只表示需要再考虑几天。两天过去，他没有去军校报到。刘伯承又一次和秘书登门，这时陈颐鼎正因感冒在家里静养。

见他身体不适，刘伯承本想寒暄几句就离开，却被挽留：“刘将军，关于去军事学院的事，想了又想。那里培养的是军、师、团指挥员，而我带兵打过不少败仗，即便理论讲得再好，毕竟是败军之将，恐怕以自己的错误实践影响学员。”

刘伯承并不急躁，反而顺势开导：“第70军在武汉保卫战初期、长沙保卫战中也打过硬仗，有成功也有失败。正因为经历两面，你讲课更有说服力。学生不仅要学怎么打胜仗，也要懂为什么会打败仗。”这一点提醒，不得不说切中要害。

两人谈话结束后，刘伯承离开。路上，秘书忍不住嘀咕：“他这个人架子太大了，您亲自去请两回，还推来推去。”刘伯承脸色一沉，严肃地说：“不能这么看他。陈先生是难得的好教员，有过成功和失败，讲出来的东西比一般人更深刻、更真实。”

时间又过了一阵，陈颐鼎仍未松口。刘伯承心里清楚，这不是待遇问题，也不是安全忧虑，而是“面子”和“身份”的坎儿过不去。于是，他决定第三次上门。

这一次，他没有在家里谈，而是带着陈颐鼎来到南京城南的光华门城墙。两人登上城头，望着远处江畔和城下街巷。刘伯承指着城墙，对他平静地说：“当年你在这里指挥部队打鬼子，还记得那时候的情形吗？”

陈颐鼎沉默片刻，缓缓开口：“记得，很清楚。那一仗没守住阵地，日军攻破城门，对南京士兵和平民进行了大屠杀。说到底，是我和兄弟部队没撑住，对不起第70军的弟兄，对不起南京的父老。”

两人就南京保卫战的得失聊了很久，从兵力部署到火力配比，从城市防御的薄弱环节到战略决策的摇摆，细节不少。说到最后，刘伯承转头看着他，说了句分量很重的话：“我们军人，有责任把这段耻辱的历史总结清楚，让后人少走弯路，不再让悲剧重演。”

陈颐鼎点头：“这一点完全赞同。历史是一面镜子，用来提醒后人，唤起民族的警觉，也让国人更加自强。”话里已经透出一种超出党派的共识。

就在这个当口，刘伯承顺着话头往下接：“既然这样，不如就从军事学院讲坛做起。我们一起把这段经历讲给学员听，讲给下一代中国军人听。你亲身经历过，比任何教材都直观。你不会反对吧？”

陈颐鼎沉吟良久，心里某根弦终于被触动。他叹了口气：“当初总觉面子重要，觉得败军之将无颜教人。现在想想，本质上还是逃避。无论如何，自己还是中国人。这段苦难历史，总不能等外人来给我们总结。”

自那以后，他正式走上南京军事学院的讲台，担任教员，一干就是二十年。课堂上，他讲淞沪会战如何布防，讲武汉会战中兵力调配的失误，也讲长沙防御中的经验得失。学员们听得很仔细，有人私下议论：“陈教员不避讳失败，比一味讲胜仗的更有警示意味。”

这段经历也让很多人看到一个有意思的转变：昔日国民党军中将军长，成了新中国军事院校的教育工作者。敌对立场和战场恩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被放在了“如何建设国家防务”这个大前提之下处理。

四、晚年去留与历史的注脚

在军事学院任教多年后，陈颐鼎的生活轨迹逐渐趋于平稳。除了讲课，他还参与编写部分教学材料，整理战例。他对许多战役的分析颇为犀利，敢于指出旧军中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也不回避当年的个人判断失误。这一点，在当时的环境下，算是难得的坦诚。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形势变动，他离开军事学院。1970年，他转到地方工作，担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参事室副主任等职务。这类岗位名头不算显赫，却需要一定阅历和文字功底，恰好与他早年读书经历、后来的战史研究相吻合。

地方工作之余，他还先后担任江苏省黄埔同学会会长、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江苏省孙中山研究会顾问等职务。许多与黄埔有关的纪念活动、史料整理和口述史工作，他都积极参与。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他既是见证者，又是讲述者。

到了耄耋之年，他仍保持较高的工作热情，经常在一些内部座谈会上谈起抗战时期的细节。比如在回顾淞沪战场时，他会具体到某条街、某道防线，甚至某个团的部署，记忆相当清晰。有时他也会略带遗憾地说：“那时候要是整体布局再紧凑一点，或许还能多撑几天。”这类话，既有专业判断，也带着一点老兵的心结。

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终把台湾的那段受降经历看得很重。对他来说，1945年在基隆码头的那一幕，是军旅生涯中的一个高点。之后虽然战败被俘，人生轨迹急转直下，但负责光复台湾的经历，让他在心底一直有一种“曾经为国家做过几件像样的事”的踏实感。

1994年，陈颐鼎在南京离世，享年85岁。与他同一代的黄埔军人，多数已经谢幕，许多细节只能留在文献和回忆里。有些人记住他是鲁西南战役中被俘的“国军中将”，有些人记住他是南京军事学院里讲课极为严谨的“陈教员”，还有人记住的是那句带着愧疚意味的话——对不起第70军弟兄，对不起南京的父老。

从1906年到1994年，一个人的一生横跨晚清余波、北伐、中原大战、全面抗战、台湾受降、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多个阶段。他既是旧军队里的将领，也是新政权下的教员和参事。自杀未遂、被俘获释、三度邀约、最后出山，这些情节连在一起，形成一种颇具时代特征的曲折轨迹。

站在当年的军人生涯来看，他有胜仗，也有败局；有荣光，也有耻辱。从军人的角度，他负过战场上的责任，也承担过历史留给那一代人的沉重包袱。从后来担任教员的经历来看，他用自己的亲身经验，为新中国的军事教育贡献了相当一部分内容，这一点，很难简单用“成败”两字来概括。

陈颐鼎的名字，也许并不在“名将”之列，但在1947年那场特别的会面、在南京光华门城头那场对话、在军事学院的课堂上，他所做出的选择，已经在那段历史上留下一道清晰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