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率侦察排奔赴唐山地震灾区参加救援，全是用手刨

那一年，24军炮团152加榴炮营指挥连驻扎在承德，侦察排的官兵，大多二十出头，正是精力最旺的年纪。营区地处山间，地动山摇过后，表面上看不到什么损失，但老兵们心里隐约明白，真正的灾难，多半出在别的地方。上午，团里组织射击指挥干部在驻地附近山上搞野外作业，刚展开不久，军里的紧急命令通过电台传到团指挥所：除少数留守力量外，全团立即向唐山开进，参加抗震救灾。

命令下达得干脆利落，没有多余的解释。部队迅速撤离山头，回到双峰寺驻地，卡车、物资、装备全都像上紧发条一样运转起来。不到几个小时，出动兵力、车辆的清点完成，简单补给也装车完毕。下午四点半左右，载着侦察排等救灾力量的车队从营区鱼贯而出，车头对着南边的盘山公路，尘土飞起，不少战士站在车厢里，目光始终没从远处的山口挪开——所谓“奔赴前线”，那一刻其实谁也说不清前面等着的，到底是什么场面。

唐山，对这支部队而言并不陌生。移防到承德之前，24军长期驻守唐山，对那座华北重要工业城市的地形、厂矿布局都很熟悉。钢铁厂的高炉、煤矿的井架、机车车辆厂的厂房、水泥厂的巨大筒仓，这些在和平时期象征着工业力量的设施，一旦与“强震”两个字连在一起，意味着什么，不难想象。侦察兵在车上低声交谈，话不多，但都有一个共识：这一次，怕不是简单的“小震灾情”。

夜幕刚刚落下，车队就撞上了一场大雨。盘山公路在雨水冲刷下变得泥泞，车轮溅起的泥点打在车厢壁上，一阵接一阵。雨声、发动机的低吼声缠在一起，车厢里却出奇地安静。有人靠着车板闭目养神，有人攥着钢枪发呆，还有人默默在心里盘算：唐山那边的家属、工友、老乡，会不会也在这场地震里？有意思的是，车速已经不慢，但在很多年轻战士心里，却仍嫌“走得太慢”。

到次日凌晨，天色刚刚发白，车队抵达唐山市区。刚一进入城，眼前的景象让许多官兵一下子说不出话来。铁路边的楼房，大量倒塌成一片片横七竖八的残垣；曾经整齐的街道，被废墟堵得支离破碎；电线杆歪倒在地，变压器炸裂过后的焦味还残留在空气里。远处，还有几处没完全熄灭的火点。用一个“惨”字概括，并不夸张，只是无法把那种近乎窒息的压迫感一并说清。

部队到达后，很快接受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统一分工，各团、各营被划入不同的救灾区域。侦察排原本在部队里主要负责前沿侦察、观察校射，如今的任务完全变了——在一片片夷为平地的居民区、厂区里，寻找生命迹象，尽可能多救人。这种转变来得突然，却没有多余时间解释。简单集合后，大家背着少量个人物资，下车就直奔指定区域。

进入灾区腹地，才真正感到这座城市受损的程度有多严重。许多街区找不到完整的标志物，过去熟悉的楼房变成了形状各异的废墟，路口与院墙的边界混成一片，连判断方向都要靠老唐山人带路。有的老百姓衣衫不整，眼神恍惚，却主动站出来，带着部队绕进狭窄胡同、倒塌院落，指着某一堆砖石堆，急切地说：“这下面，住着几口人，昨天晚上还在屋里。”

在那样的环境里，喊声成了最常用的“探测器”。官兵们在废墟间来回穿梭，一边用手、用简单工具翻动，一边压低嗓门冲着缝隙喊：“屋里有人吗？能听见就回个声！”偶尔从黑暗的裂缝里传来一声微弱的应答，就像从井底捞上来的一线光，立刻会让周围所有人精神一振。不得不说，短短几分钟的起伏，往往比在训练场上奔跑一整天还要消耗体力和精力。

唐山地震发生在7月28日凌晨3点42分，救援一线心里都清楚一个时间节点——72小时。超过这个时间，被困者生还的可能性会急剧下降。也正因为此，进入唐山后的前三天，侦察排几乎没有合眼。白天扒废墟，夜里打着应急灯继续找人，累了就在路边坐一会儿，再爬起来接着干。有人靠着墙打盹，刚闭上眼几分钟，就被一阵新的求救声叫醒。

在废墟中救人，很多时候铁锹、镐头反而成了“危险品”。大量人被砖块、预制板压在狭窄空间里，稍不注意，一锹下去可能就会伤到被困者。于是，大家干脆弃了长柄工具，用手去抠砖块、搬碎石。砖灰混着汗水，很快糊满手背；指甲在一次次用力中被磨短，甚至翻起血丝。短短几天，很多人的双手已经被磨得破皮流血，却没人顾得上包扎，只是随手在衣服上蹭几下，接着又钻进另一堆残垣中。

有些被困得比较深的群众，需要掏出一条又窄又长的“人行通道”。在余震频发的日子里，这样的通道随时可能坍塌。战士们趴在地上，一点点往里挪，有人从外面喊：“里面情况怎么样？”通道里的回答往往简短：“还能再挖，再挖半米。”那种时候，生死的界限变得很模糊。试想一下，当头顶几十上百块碎石板子随时可能掉下来，有人却仍把身体往里推，这种选择，用“硬骨头”形容并不过分。

一、用手刨出的生命通道

救援进行了两三天后，大家普遍感到一个比“累”更难熬的问题——水。震后，唐山的供水、电力系统几乎全部瘫痪，自来水管破裂，水塔受损，消防系统也大面积失效。全市范围内，真正还能使用的水源，只有机场附近空军单位菜地旁的一眼机井，可以抽出一些地下水。但面对几十万灾民和大批救灾官兵，这点水远远不够。

官兵渴得嗓子冒烟，只能四处寻找能入口的水源。有人到被损坏不严重的公共浴池，把池子里还存着的水舀起来喝；也有人跑到凤凰山公园，扒开湖面厚厚的绿苔，露出下面的水，用水壶一点点舀。水里漂着藻类，还有大量蚊虫幼虫，光看一眼就让人本能地皱眉。有战士端着壶愣了半天，最后咬牙一句：“管不了那么多了。”仰头就喝下去，再顺手给身边的人递上。

为了节省时间和体力，侦察排排长特意提醒大家，能装满的水壶就一次性全灌满，宁愿扛得重一点，也避免反复往返。炊事班也只能用这些水做饭。炊事班长心里清楚水质不行，端着第一锅饭的时候，一脸愧疚地跟大家说：“实在没办法，大家将就着吃。”结果没过多久，腹泻、肚子疼的情况就在连队里普遍出现。遗憾的是，在那样的救灾环境下，这种“身体小毛病”，只能硬扛。

在废墟间忙到中午，有时会遇到一点偶然的“收获”。侦察排里有个年轻战士叫李云波，有一次在倒塌的院墙边，捡到半截沾满尘土的黄瓜。当时正值盛夏，大家几天水喝不够，吃东西更是难上加难。半截黄瓜，对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来说，几乎可以算得上“珍宝”。他抿了抿干裂的嘴唇，看着手里的黄瓜，犹豫了一会儿，却没下口。

过了一阵，他和战友钻进一条狭窄的通道，里面有个十五岁左右的男孩被困在预制板下，声嘶力竭地喊了很久。李云波挤到孩子身边，把那半截黄瓜递过去：“来，先咬一口，撑住。”通道里光线昏暗，孩子的手发抖，却还是接了过来。这样的细节，说起来不算惊天动地，但在那种生死之间的环境里，往往比一大堆口号更能让人记住。

每当从废墟中成功救出一名幸存者，现场的气氛都会发生明显变化。伤者被抬出来，有的还来不及送医，家属就扑上来抱住抬担架的战士，嘴里反复说着“谢谢”“麻烦了”之类的话，有些人甚至激动得说不出完整句子，只会猛地点头。那种紧紧抓住军装不肯松手的动作，能感受到一种压抑许久的情绪突然找到出口。对救援官兵来说，浑身沾满泥灰、汗水、血迹，此时却会觉得，那些痛苦和疲惫，似乎都有了点意义。

二、从抢救生命到“扒运遗体”

时间一天天往后推，超过黄金救援期之后，被困群众获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差不多一周左右，侦察排接到新的任务：转为“扒运遗体”。这是一道必须面对、却很难一下接受的命令。起初几天，很多遇难者是由家属就地掩埋，在倒塌房屋旁边挖个坑，埋下亲人。后来，为了城市整体防疫、安全和后续重建，中央和地方统一部署，要求把遗体集中运往城外，一律统一掩埋。

天气渐渐转热，唐山上空开始弥漫起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臭味。在烈日下，阵阵热浪裹挟着尸体腐烂的气息，钻进每一个人鼻腔，恶心得人头疼、反胃。有时夜里刚躺下，一阵风从城那边吹来，那股特殊的味道又把人从睡梦中熏醒。有人索性用毛巾蒙住鼻子睡觉，却依旧挡不住那种挥之不去的味道。

侦察排排长被任命为全团运尸队长，负责从各营的堆尸点，把遗体运往郊外集中掩埋。每个堆尸点由对应部队负责“扒出、集中摆放”，排长则带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和六名战士，在几处堆尸点之间循环往返。车厢里垫着帆布和草垫，一具具遗体整齐码放。等车开到郊外临时开辟的大坑边，再和其他分队一起完成掩埋。

不得不承认，这是精神压力极大的工作。白天目睹一具具遗体被抬上车，有的身上还穿着工作服，有的则是普通家居衣裳；有的成年人身旁，还紧挨着小孩的尸体。夜里闭上眼，这些画面总会不自觉地在脑海里回放。有战士悄悄问排长：“排长，干完这活，我怕以后再也进不了城了。”这话半真半玩笑，却也间接道出了很多人心里的阴影。

那段时间，部队不得不把“嗅觉”当成寻找遗体的线索。烈日下，哪里臭味更重，就往哪里走。废墟中有些遗体被掩埋得比较深，不挖开看不见，只凭鼻子大致判断位置，再一点点清理石块、砖瓦。这样的场景，也许不如正面冲锋那么“光鲜”，但从社会秩序和公共卫生角度来说，意义同样重大。

伴随着“扒运遗体”的推进，城市的秩序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逐渐恢复一点点轮廓。临时指挥机构越来越有条理，物资调配逐渐顺畅，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有的负责医疗救治，有的承担物资运输，有的参与工程抢险。24军侦察排在完成“运尸”任务的同时，又迎来了下一道任务——帮助唐山重建临时家园。

三、在废墟上搭起新生活

灾后重建，不是动几句嘴、画几张图纸就能完成的。那是从一片狼藉中，一砖一瓦地重新拾起生活的过程。侦察排被分配的工作内容很具体：帮灾民搭建抗震棚，修缮临时商店、菜市场，为部分学校搭建简易教室。唐山人需要一个遮风避雨的住处，需要可以买菜的地方，更需要让孩子们尽快恢复课堂。从某种意义上讲，重新点燃这些“日常”，也是对灾难最有力的一种回应。

所谓抗震棚，大多是砖基础加简易木结构，墙体可能只有一米多高，再往上就是木料搭骨架，外围用荆笆或木板围成墙，顶上盖上木板、油毡，再用绳子紧紧捆牢。这样建起来的房子谈不上舒适，但在余震仍然存在的环境下，比起住在高大楼房里，显然更安全一些，也能给受灾群众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住所。

侦察排还承建了一所中学的临时教室。砖墙不高，木骨架很简陋，四周是荆笆墙，屋顶用三角梁架起，用木板和油毡拼成防雨层。工程接近尾声的某一天，唐山突降暴雨。雨点砸在油毡上发出密集的响声，地面很快积起了水。有人提议先躲一躲，“等雨小点再干”。排长站在房顶，看着不远处还在搭建中的几间教室，想了想，只说了一句：“再撑一把，孩子们早一天能坐进教室上课，就值。”

就这么一句话，大家也就没再多说。雨水顺着战士们的军装流下来，有人脸上全是泥点，有人鞋子早已灌满了水，却没有人主动往屋檐下躲。木梁在雨中一根根架上去，油毡一块块铺平，有条不紊。不得不说，这些看似普通的画面，放到唐山地震那个大背景下，就显得异常扎眼——不是壮举，却很扎实。

唐山那年是雨季，雨水来得又勤又急。每逢下雨，侦察排反而更忙。全连三到五人编成小组，扛着油毡、塑料布挨家挨户往灾民棚户区跑，敲开一扇扇门，帮忙检查屋顶和墙角，一旦发现漏雨，就立刻爬上房顶堵漏。有的棚子地势低，一下雨就积水，战士们就拿起铁锹在雨里挖排水沟，整条巷子往外引水。有意思的是，不少灾民看到军人冒雨忙上忙下，自己也跟着一起动手，棚户区里渐渐形成一种“人人参与”的氛围。

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当年11月。那时的唐山，天气已经转凉，树叶发黄，一些临时市场开始有规律运营，部分工矿企业也在筹备恢复生产。部队完成阶段性任务后，接到撤离命令。离开的那天，队伍从唐山市区开出，沿途的场景让许多官兵印象深刻：道路两侧挤满前来送行的市民，有人挥手，有人跟着车队奔跑，还有的老乡激动得扑到车头前不肯退开。

更令人动容的，是有些市民直接跪在路旁，双手拍打地面，失声痛哭。这种情绪中，既有对亲人的哀思，也有对军队帮忙撑过最困难日子的复杂感激。车厢里的战士不太会说安慰话，只能紧紧抓着车帮，眼眶发红。多年以后，许多人回忆唐山那段经历时，总会提到这一次送行——不是排场多大，而是那种发自肺腑的、不加修饰的情感，很难再复制。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救援和重建行动中，24军部队也涌现出不少令人敬佩的战友。其中，有一个名字常常被提起——郝建国，当时是二连连长。1969年初，他和侦察排排长同车皮入伍，在新兵连曾结为“一对红”。七年过去，两人分别在不同单位任职，却都在这次抗震救灾中走上了同一条路。

奔赴唐山途中，郝建国所在的卡车在盘山公路上发生车祸，剧烈颠簸中，他被甩出车厢，撞到山体后又滚落到路边排水沟，伤势不轻，当即被送往附近公社卫生院救治。按常理说，这样的伤至少需要静养一段时间。但仅仅过了两天，他就顽强地出现在抗震救灾一线，再次带队投入到废墟排查和群众安置工作中。

更复杂的是，郝建国那时其实已经患上胰腺癌，只是病情尚未全面确诊，他自己也没有当回事。救灾期间病痛发作时，他常常捂着肚子蜷缩在角落，疼得在地上打滚。有人劝他去后方医院好好检查，他却咬牙撑着，不肯离队。直到随队军医仔细观察之后，觉得情况极不对劲，才强行把他从一线撤下，送回承德266医院。遗憾的是，没过多久，他还是因病离开了人世。

从个人命运角度看，这当然是一种沉重的牺牲。如果不是赶上这场抗震救灾，也许他能更早发现病情，得到更系统的治疗。但从那一代军人的价值观来看，他把有限的体力用在灾区一线，把生命最后阶段留在最需要他的地方，这种选择也算合乎他一贯的作风。有时不得不承认，历史就是由无数这样的个人故事堆叠而成，每一个背影都值得被记住。

唐山抗震救灾行动结束后，侦察排因表现突出，被集体记一等功，所在连队被北京军区授予“抗震救灾爱民模范连”的荣誉称号。这些奖牌、证书挂在营部墙上，看起来不过是一块块金属、一纸公文，却记录着那几个月里，一群年轻官兵在废墟间用双手、用肩膀、用汗水和伤痕写下的经历。

80年代，许多参加过唐山救灾的老兵陆续转业，回到地方工作，进入机关、企业或银行，身份变了，军装脱下，却很难完全放下那段记忆。有人在退休后重新拾起写作、摄影的兴趣，把当年的点点滴滴整理下来，不为渲染悲情，只为让后来者知道，在1976年的那个盛夏，在一座几乎被摧毁殆尽的城市里，曾经发生过怎样一场与时间、与死神较劲的较量。那场较量里，有汗水、有血迹、有泪水，也有一双双被磨破却坚持向前的手——全是用手刨出来的生命通道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