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驿传体系的空间建构与文化衍生——以武汉市汉阳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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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汉阳作为长江中游水陆枢纽，其驿传体系的空间建构深刻影响着区域交通格局与城市文化表征。本文通过多源史料互证与GIS空间分析方法，系统考证地方志、古舆图、城市地名等历史信息，重建明清汉阳四条核心驿路并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1）汉阳驿路网络呈现“一轴三翼四线”结构，与长江水道形成水陆联运体系，驿站平均间距为7.5km；（2）武汉现存道路地名保留着驿传文化基因，具有“通名稳定性＞专名可读性＞功能标识性”的存续特征，“铺”类地名延续性最强，占比53.13%；（3）驿站经济圈通过交通连接与产业辐射，催生了十里铺、马号街、黄陵矶等功能区与城镇的兴起。研究揭示了交通基础设施与地名文化的互动机制，为历史交通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其成果对交通选线设计、地铁站点命名和产业带规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明清驿路；历史交通地理；文脉传承；汉阳

根据《“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到2025年，我国将基本建成一个现代化物流体系，该系统将会连接国内外市场，对供应和需求实现适应性调整。而且，这一物流体系还将高效安全地进行运作，并且使用智慧化和绿色化的技术，以更好地满足未来物流的需求。这个规划是为了适应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动态，强化我国在全球经济领域中的竞争力，建设“四横五纵、两沿十廊”物流大通道，以促进系统性降成本，补齐农村物流短板。作为我国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和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武汉位于长江黄金水道和京广大动脉的交汇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它通航能力强，覆盖范围广，不仅通达全国各地，而且还能够联通国外的运输线路。因此，武汉的物流产业发展十分迅速，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节点和贸易中转站，在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南宋范成大《吴船录》里这样描述历史上的武汉一带：“（鄂州）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为了充分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武汉市计划推进372个综合交通运输项目，涉及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客运、物流、邮政快递、城市公共交通和信息化等九大类。这些项目将有助于武汉市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并且符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的要求。为此，武汉市将主要围绕“两通道、五枢纽、五体系”的建设，打造更加完善、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系统，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增强区域竞争力。

武汉三镇之一的汉阳片区包含汉阳区、蔡甸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三个区，被汉江和长江合围而成，交通区位便利，历史文化丰厚。目前，在武汉市汉阳区有4个以“里”命名的地名：三里坡、五里墩、七里庙和十里铺，其里程计算的起点在原汉阳府，即今汉阳区西大街附近。三里坡以前靠野味小吃店吸引本地人；五里墩因其靠近汉阳城西古驿道而备受重视，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七里庙因为圣殿古刹的存在香火不断；而十里铺则是汉阳城西古驿道上的第一个驿站和交通枢纽，交通便捷。由此可见，明清汉阳府地名文化依然传承至今。除此之外，现在的武汉地铁4号线西段沿着汉阳大道敷设，有着一系列的站点：五里墩、七里庙、十里铺、孟家铺、新天、新农等，都与原汉阳县驿传体系有着传承关系。其中，新天原名新天铺，新农附近有幺铺，与孟家铺一样，在过去都是急递铺的类型。汉阳大道继续向西延伸，穿过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张湾街和索河街，抵达孝感市汉川市马口镇，串联起一系列的村庄和山水，也和急递铺关系密切。

传统的历史交通地理研究主要关注历史时期交通通道的改变、兴废以及影响其变化的原因，而对于相关的交通设施、技术、交通管理制度（如驿站、铺递、驿夫、铺兵等）、交通问题与社会应对等则并没有深入考察。因此，单独研究历代交通路线走向、驿站名称和位置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十分丰富。即便是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察进行研究的成果也并不多见。原汉阳县地区驿站和急递铺地名文化流传至今，对目前武汉市的城市道路骨架和地铁站名起到了文化传承和地名借鉴的作用。如何合理利用地方传统文化，将其传承到现代的道路发展和地铁建设当中，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文本利用原汉阳县及周边的地方县志、古舆图、当今地铁站名、百度地图等文字图像资料，确定了原汉阳县四条主要的驿路与驿站，并进一步分析武汉汉阳地区的地名文化和道路走向，以期为研究武汉汉阳地区的地铁站点分布和道路时空演化提供参考，并为武汉后续城市道路和站点建设提供文化层面的参考。

一、驿传体系的概念内涵

交通促进了交通节点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流要素的联系，并随交通联系类型和层次的深化，推动并重构交通发展格局，并在历史演化进程中呈现出从点到线、由线及网的发展特征。驿路是一种用于传递邮件、快递和旅客等物品的交通网络，古代时期常常用于国家政务和商业贸易活动。驿站是驿路上的重要设施，相当于现代的邮局和快递站，提供驿马、车船、饮食、住宿等服务。中国的驿路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周朝时期。秦汉时期开始发展起来，在唐朝达到了高峰。宋朝时，驿路从东北至南方，横跨全国，其中京杭大运河也是重要的驿路之一。明清时期，由于交通运输工具的不断发展，驿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代社会，快递网络已经完全替代了古代驿路的作用，但是驿路在历史和文化上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成为旅游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探索中国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清末时期，武汉地区是6条重要官路的交汇点。这些官路包括桂林官路、秦岭大路、汉中大路、长江路、云南官路和广东官路。驿道成网，每60里设立一个驿站，每10至25里设立一个递铺。整个邮传网络交汇于此，成为全国邮传网络中心之一。

在中国古代，驿传体系包括驿站和驿路。驿站是重要的官方邮政通信机构，也是官员途中歇宿和换马的住所。驿站只传送公文，而不办理民间通信。驿路或古驿道或官道是指中国古代通过驿站传送文书、军情、政令、物资的交通路线。它们多设于通衢大道。1896年3月20日，清政府在北京成立了大清邮局，中国邮政由此开始运营。在晚清至近代，武汉邮局经历了“民信局”“客邮”“外国书信馆”“大清邮政”四个历史阶段，性质互为补充，以满足中外民众之间互通信息、邮寄物品的需求。“府前铺”是原汉阳县官方邮政通信收发的总驿站，驿卒骑着驿马在驿路上飞驰，将原汉阳县与外部的紧急或重要信息来往传递。驿路以汉阳府为中心，连接京都、省城、县城，并与邻近省、府、县相连，每隔若干里设一个驿站，驿驿相接、层层辐射，保障了原汉阳县境内文书传递、军情飞报、政令畅通、物资转移的顺畅进行。

驿传体系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在甲骨文上能发现有关驿递、驿传的记载。明代驿传机构有3类：驿站、递运所和急递铺，三者的业务范围由大到小，但数量由少到多。明初，驿站接送使客、飞报军情、转运军需；递运所运送使官和物资；急递铺快递公文和物品，主要采用步递而非马递、船递。明中叶，急递铺业务并入驿站，同时不少递运所也改为或并入驿站，于是驿站成为此时重要的驿传机构。急递铺的命名多采用“就近原则”，以重要的山川河流命名，或以所在乡（镇）、村、坊、堡的名称命名，体现出与当地的联系。《明会典》记载：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十里一亭汉制也，我国家更亭曰铺”“必十里一铺”。《大明律释义》中记载的急递铺是每十五里设置一所，而在顾炎武所著的《日知录·驿》中记载的急递铺是每十里设置一所。这表明，在有关急递铺间距的史料记载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实际上，急递铺的设置并不是完全按照十里或十五里来设置的，而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的。在清代，通信、运输和招待业务是在明代的驿传体系基础上合并的，全部由驿站来统一实施。驿站的数量比较多，有多种不同的名称，例如驿、站、军塘、营塘、台、所、铺等。

1912年5月30日，北洋政府交通部部长施肇基在呈交大总统文中提到：“湖北省于民国元年十一月抄送邮寄章程内称，驿站早经裁撤。”自那时起，在原汉阳县，驿站逐渐消失，最终于1912年11月完全撤除。取而代之的是近代新式的邮政系统，从此，驿站成为历史。

二、明清汉阳驿传体系的空间建构

（一）汉阳驿路的空间分布

狭义上，明清汉阳驿传体系计算里程的起点指汉阳府衙前的“府前铺”；广义上，古驿道起点从汉阳府的3座城门口开始算起，即西侧的凤山门、南侧的南纪门、东侧的朝宗门形成的“三翼”。原汉阳县在清康熙二十年（1681）始辟驿道，到清同治八年（1869）境内辟有驿道4条，它东至江夏县、南至嘉鱼县、西至汉川县、北至黄陂县形成“四线”。汉阳驿路布局呈现“一轴三翼四线”形态，与长江水道这“一轴”形成水陆联运体系，驿站平均间距为7.5km，见图1。

东线为汉阳至江夏的驿路。东线驿路从汉阳县往东，经东门朝宗门出发，经长江到达江夏县将台驿（现武昌区文昌门），水驿路长10里，为原汉阳县境内最短的一条驿路。另外，在《鄂省州县驿传全图—上册》中的江夏线驿站铺选图中，对此也有详细的图示说明，见图2。

南线为汉阳至嘉鱼的驿路。清同治八年（1869），南线驿路全长95公里，多为土路，易受水灾损毁。驿卒常以小舟代步，黄陵矶和黄沙港为重要居民聚集地，其中黄陵矶尤为繁荣，清末设巡检司署，成为水路门户。驿路穿越纱帽山、银莲湖等芦苇湖区，夏秋泛水时官府派快船通行，冬春则担土筑路、搭木桥，但因匪患和路况危险，地方官员组织商户捐助，修建了无拦桥、头港桥等多座桥梁，保障驿道畅通。清光绪十年（1884）《汉阳县识》记载，同治八年新设黄沙铺、黄陵铺等驿站，光绪三十二年（1906），汉阳知府严舫和知县林瑞枝大力改善驿道，号召商船带石垫路，形成“垫一道”。另据清乾隆《汉阳府志》，南线驿路从汉阳城南门（南纪门）延伸至沌口塘、小军山塘等地，沿长江通往沔阳、荆州，成为重要的交通纽带，见图3。

西线为汉阳至汉川的驿路。据清同治《原汉阳县志》记载，原汉阳县共设置急递铺10个，总铺在原汉阳县城，其余分布全县各地。往东10里到达武昌府江夏县总铺；往北40里到达黄陂县滠口铺；往西10里到十里铺，再15里到孟家铺，再依次10里分别到达：新店铺、黄连铺、幺铺、蔡店铺、崔家铺、陆神铺、高观铺、汉川县养鱼铺。

北线为汉阳至黄陂的驿路。据《汉阳县驿站铺递图》记载，北线为原汉阳县到黄陂县的驿路，从汉阳城中的县前驿往西，过西门凤山门，经过永安桥（今永安堂），60里到蔡甸驿后，往北渡襄河（现汉江）经过汉口，40里到达黄陂县滠口驿（今黄陂区滠口街道）。

（二）汉阳驿路上重要站点

汉阳城西第一站——十里铺。十里铺是官府在汉阳城西驿道上所设的第一个驿站，其设置最早可追溯至汉末、三国至晋朝。汉阳龟山旁的却月城、凤凰山旁的鲁山城都曾设有郡、县两级行政机构，因此需建立驿站传递公文。其后受战争影响，汉阳地区行政治所和驿铺中断。随着隋朝建立，国家统一，至开皇十七年（597）设汉津县，大业二年（606）改汉津为原汉阳县，汉阳交通和商业贸易都有较大发展。十里铺驿站本来处在官马大道上，向西通往蔡甸及至京城；此后又由十里铺往西南开辟一条省际驿道，可达沔阳、荆沙、宜昌至四川等地，十里铺成为汉阳城西交通枢纽。十里铺驿站是汉阳通往省内外交通大动脉上一处重要驿站，鼎盛时期驿站有驿卒百余名，骏马百余匹，房舍上百间，占地十余亩。明清时期，十里铺形成街道集镇，处于两条驿道相夹的西南角，街道两端分别连通两条驿道。东北向有一便道经过雨霖山通往汉水边的罗家埠，是外地商客从汉阳十里铺到汉口的一条捷径，扩大了十里铺的商业氛围。街道两旁建有茶楼、酒肆、客栈、钱庄、肉案、会馆、商铺、铁木作坊，背后还有寺庙、善堂等。清末时期，随着邮政局的兴起，驿站已失去历史使命。十里铺驿站商业集镇消失殆尽。至1937年前，该地仍有数家商铺为居民服务，但随着战火破坏，这些商铺也遭受惨重损失。

老汉阳县城第一街——马号街。明朝成化年间，选址人员将蔡甸马号街附近设为驿站，由此产生了老汉阳县（今蔡甸区）的第一条街道。老汉阳县驿站配套建筑有办公房、住宿、伙房、马厩、马料场等，总占地面积在十亩左右，配有马40匹，排夫（驿使）10人，马夫2人，铺司（负责人）1人，铺兵4人，属于中等规模的驿站。老汉阳县驿站的设立，带来了各种社会服务业：卖米的、卖面的、卖油的、卖杂货的、卖柴草的、卖文房四宝的、茶馆、餐馆、小吃店、药店等。几年后，驿站附近顺着驿道就自然形成了一条街道，人称“马号街”，又叫“官驿前”，两个名字都跟驿站相关。虽然当时已有官府“巡检司”衙门的官员“通判”驻在现在的司巷，老汉阳县已经是汉江下游的重要商埠和港口，但是靠近汉江边的湖塘众多，房屋都只能选择高地而建，并未形成整齐划一的街道。

三、驿传体系的文化衍生

（一）地方文脉的传承

当代武汉地铁部分站名留存了本土历史文化记忆，原汉阳县的地方文脉得到了有效传承，最大特点是关于“铺”的通名稳定性最强。如今武汉市汉阳大道基本上沿袭了汉阳古驿路走势，见图4。明清至今的武汉城市历史演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重要的驿站，如今演变成为人流密集的居住社区或交通站点，如武汉地铁4号线（西线的阳川驿路）上的钟家村站（府前铺）、十里铺站（十里铺）、孟家铺站（孟家铺）、新天站（新店铺）、蔡甸广场站（蔡甸铺），武汉地铁16号线（南线的阳嘉驿路）上的沌口站（沌口铺）、小军山站（黄陵铺）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从高速度到高质量的重大转变，但城市地方文脉却承受了大规模城建浪潮对传统空间的挤压以及全球化对地域化稀释的双重挑战。通过对老地名的搜集与整理，赋予现代地铁站点名称，这不仅是对旧城文脉的一种再现，更是对场所精神的一种重塑，旨在构建富有故事性和认同感的城市公共空间，提升城市的文化辨识度与吸引力。通过这种方式，城市将从单一的现代化面貌转变为多元文化交融的活力场域，有效避免“千城一面”的现象，迈向“一城千面”的特色之路。总之，将驿路的历史价值融入城市交通发展的新框架中，是实现地方文脉在新时代背景下活态传承的重要路径。

（二）城市交通的连接

汉阳古驿路的演化展现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从古代邮驿系统到现代综合交通网络的深刻变革，不仅体现了技术进步与时代变迁，还深刻影响了城市的形态、功能及居民的生活方式。汉阳古驿路作为古代重要的通信和物流通道，其路线大致对应于现今的汉阳大道（西线阳川驿路）、鹦鹉洲长江大桥（东线阳江驿路）、汉江桥（北线阳黄驿路）以及武汉地铁4号线（西线的阳川驿路）和16号线（南线的阳嘉驿路）的部分线路，见表1。地名文化基因通过“通名存续-专名转译-功能标识”三阶段活态传承，分析32处历史节点（如将台驿、文昌门等），其中通名“铺”类地名延续性最强，占比53.13%。

随着时代的演进，古驿路逐渐被现代化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所取代或升级，演替为道路、桥梁、地铁线路等，驿路专名可读性得到加强。武监高速、汉蔡高速、岱黄高速等道路作为城市交通的主干道，加强了区域间的联系；鹦鹉洲长江大桥等桥梁克服了武汉作为“千湖之市”的自然地理弊端，提升了城市地块的整体连通性；武汉地铁4、16号线的引入，快速疏导着城市密集的人口流动，有效缓解了地面交通压力，提高了城市运行效率，同时也促进了沿线区域的均衡发展。由此可见，古驿路的现代化演替不仅展示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从单一连通功能向多元化、立体化、协同化的转变，还促进了城市居民的自由流动和物资的高效运输，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撑。虽然昔日的驿路已淡出历史舞台，但其精神内核——即促进交流与连通的价值，仍在现代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中得以延续和升华。

（三）产业发展的布局

汉阳古驿路南线的阳嘉驿路如今为武汉经开区的经济发展主轴，串联起了沌口街道（沌口铺）、黄石村（黄沙铺）、军山街道（黄陵铺）、新滩镇（新滩口），如表1所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明确提出，依托通顺河大道和东风大道-四环线-武监高速快速通道，联系车谷中心城及沌口、纱帽、湘洪等组团中心，展现城市风貌，串联形成经开区产城融合发展带，见图5。这一经开区产城融合发展带便是汉阳古驿路南线的阳嘉驿路的现代化演绎。

古驿路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其功能标识性更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轴线。古驿路沿线的古驿站发展为产业发展带和城市组团中心，这一变化是对古代驿路交通功能的现代诠释和创新演绎，也为城市的拓展和产业的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从古驿路到产业发展带的成功转型，不仅提升了区域的交通便利性，也为产城融合注入了新的活力，还为其他历史交通线路的现代化改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四）城镇空间的发展

驿站通过交通连接与产业辐射，催生了十里铺、马号街、黄陵矶等功能区与城镇的兴起。新中国成立前，十里铺附近的居民建筑主要是由土坯和瓦片以及简陋的木屋构成。附近是荒凉的山丘、平淡的山脊和墓地，形成了荒凉和破旧的全景。尽管有这些挑战，位于十里铺的战略交通枢纽仍然保持完整。新中国成立后，以前无法进入的“官马大道”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变成了宽敞而显著的汉阳大道。此外，在原来的西南驿道上修建的十升路，为十里铺周边地区的发展和繁荣铺平了新的道路。改革开放后，十里铺强劲的商贸服务业脉搏得以持续跳动，周边的新住宅区林立，包括武汉地铁4号线和在建的12号线的交汇点，如图6（a）所示。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蔡甸（老汉阳县）驿站的不断发展，驿道与码头之间联络增强，逐渐从南到北形成正街、河街、蝙蝠街等“九街十八巷”。因此，马号街才是蔡甸老镇的第一街，如图6（b）所示。而如今，马号街已经不存在了，其连同周边的原文教地块一起被开发为新的住宅项目，而项目以南的“汉马路”依稀可见当年“马号街”的时代印记。

四、基于驿传体系的城市发展策略

（一）交通线路选线设计：空间基因导向的协同规划

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下，关注驿路在现代城市交通体系变迁中的文脉传承尤为重要。可视驿路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纽带，通过文化活化策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驿站、古道遗迹作为文化复兴的切入点。

一是廊道优先。在轨道交通选线中，优先沿历史驿路轴线布局，如将规划中的地铁线路与古驿路对齐，利用空间句法参数优化站点间距，实现历史文脉与交通效率的平衡。二是节点活化。在钟家村、十里铺、孟家铺等站点采用“历史廊道TOD”开发模式，使轨道交通网络的文化效能提升。以十里铺站为例，建议其TOD开发容积率提升至4.0，并保留20%用地用于驿路遗址公园建设。三是符号转译。构建地铁站“驿—铺—店”三级视觉标识系统，如在地铁站出入口采用驿站出檐深度1.2~1.5米的坡屋顶形制，站厅层铺装嵌入铜质驿路走向图示和车马雕塑，便利店门头植入《明会典》规制中急递铺木牌元素。

（二）新建地铁站点命名：文化基因图谱的活态传承

汉阳地名文化基因呈现“通名稳定性＞专名可读性＞功能标识性”的存续特征。为了体现地域文化特色和历史传承，建议在武汉地铁线路命名上彰显当地历史文化内涵，如命名“铺”“驿”“塘”“赛”等，为站点赋予驿传体系内涵和云梦古泽特色。基于地名文化基因数据库，建议构建“历史关联度—空间可达性—公众认同度”三级命名评价体系。

一是公众参与。通过社交媒体曝光站厅举办关于汉阳驿传体系的集章活动、快闪表演、宣传展览等，吸引市民参与到驿传体系的保护与传承中来。二是文化增值策略。在武汉地铁3、4、6、16号线相关站点增设“驿路故事”语音导览系统，每站3~5分钟，使站点文化附加值提升。三是跨媒介叙事。利用AR技术在地铁站厅还原古驿路场景，如在地铁16号线沿线站点增设阳嘉驿路芦苇荡全息投影，增强空间沉浸感。

（三）产业发展带的规划：历史廊道驱动的区域协同

从武汉西部整体发展来看，汉阳驿传体系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城镇空间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仍缺乏一套完整的大汉阳地区产业发展带实践体系。因此，可以通过规划产业发展带并带动区域协调发展，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从而提升大汉阳地区产业发展带的整体经济竞争力。

一是核心圈层（5km辐射带）。聚焦钟家村枢纽，布局文化创意、城市旅游等轻资产产业，容积率控制在3.5以内，保留40%开放空间用于驿路遗址展示。二是拓展圈层（15~30km辐射带）。沿4条古驿路布局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在蔡甸经济开发区设置“驿路产业走廊”，土地出让价优惠30%，吸引上下游企业入驻。三是边缘圈层（30km外）。通过高铁-水路联运，在仙桃、洪湖、荆州等外围节点建设“飞地产业园”，享受武汉经开区15%税收分成政策。同时建立“驿路文化遗产基金”，每年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1.5%用于历史廊道维护。

五、结语

本文基于地方县志、古舆图、地铁站名、地理坐标等，研究明清以降原汉阳县历史交通地理和文化衍生机制，通过“空间重构—机制解析—策略响应”系统揭示其演化规律及当代价值。其中，汉阳驿路网络形成“一轴三翼四线”结构，驿站平均间距7.5公里；地名文化基因通过“通名存续-专名转译-功能标识”三阶段活态传承，“铺”类地名延续性最强；历史廊道TOD开发模式能提升轨道交通网络的文化效能。为此，可以构建汉阳“驿路空间基因库”，指导地铁站名命名与遗址公园建设；设计“古驿路产业协同带”，提升车谷副城GDP年均增速；创新“交通遗产廊道化保护”模式，推动长江经济带历史交通网络纳入国家文化公园体系。未来可以拓展至荆楚文化圈全域，探索驿传体系与“万里茶道”的空间耦合机制，并构建跨区域历史交通地理数据库。

作者：程歆玥 刘勇

来源：《荆楚学刊》2025年第6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杨 琪

校对：欧阳莉艳

审订：郑雨晴

责编：宋柄燃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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