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斯卡到比特币：人类为何痴迷于排名和地位游戏？

【编者按】：知名硅谷风险投资人纳瓦尔·拉维坎特（Naval Ravikant）最近在《Modern Wisdom》的播客里聊了将近三个小时，他在对谈中反复区分两种人生游戏：一种是地位游戏，另一种是财富游戏。

地位游戏的规则很简单——比较、排序、优胜劣汰。谁的头衔更好看，谁的社交圈更高端，谁看起来更“成功”。

大多数人的焦虑，恰恰来自于：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始终站在一个永远有人比你更靠前的排行榜里。纳瓦尔指出这种内耗的根源是非常清晰：只要你还在和别人比较，你就已经输了。因为你正在玩一场名为“地位游戏（Status Game）”的致命毒局。

因为地位这套系统，从来不是为了让个体满足而设计的。地位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它只负责制造下一轮竞争。

美国知名经济社会学家托比·斯图尔特从博士论文阶段起便致力于拆解社会等级体系运作的“黑箱”，在其新作《地位游戏》中，斯图尔提出了一个与纳瓦尔一致的清晰判断：在赢家通吃的环境中，地位本身就是资源分配机制的一部分。能力、努力与成果之间，并非直接对应，而是要经过身份、背书与关联度的过滤与放大。

奖项、排名和背书的实际运作方式

尽管评论家在引导我们的消费选择方面作用巨大，但他们并非唯一的“施膏者”。各类奖项和荣誉——普利策奖、奥斯卡奖、诺贝尔奖等——在建立关于品质的文化共识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让人们能够更快地决定应将注意力投向何处。授予奖项的做法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开始盛行。分别成立于 1635 年和 1816 年的法兰西文学院与法兰西艺术院，就是从那时起开始颁发奖项的。从那以后，奖项的数量急剧增加，作家戈尔·维达尔曾打趣道，美国的“奖项比作家还多”。

奖项有时还会扭曲历史。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珍妮弗·杜德纳的卓越成就为例，她与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一同被认为是 CRISPR技术的研发者。然而，正如你可能想到的，这项技术并非由她俩独立完成。该领域的研究者表示，在 10年间，有一群科研人员做出了许多基础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这些成果最终促成了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的诞生——这项技术很可能会彻底改变多种遗传病的治疗方式，其影响或许还远不止于此。然而，由于像诺贝尔奖、科学突破奖这类最具声望的奖项，每次只能颁给少数几个人，它们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历史：它们将杜德纳和沙尔庞捷（或者达尔文）这样的获奖者抬到了极高的位置，以至于许多贡献不相上下的研究者（比如华莱士）会彻底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消失。

有些人不怎么把奖项当回事。一个令人记忆犹新的例子是珍珠酱乐队的主唱埃迪·维德，他在格莱美颁奖仪式上发表获奖感言时敷衍地说：“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它什么意义都没有。我就是这么想的。”然而，环顾我们周围的人便会发现，维德的观点只代表少数派。奖项之所以数量如此之多，正是因为它们承载着强大的社会功能：就像备受赞誉的评论家的观点一样，它们传递着关于地位的信息。而且，奖项的声望越高，其传递的范围就越广。

获得奖项并非仅仅是对某人（被认为做出的）卓越成就的认可，更是对这种卓越的公开宣告——无论获奖者的表现是不是真的那么出众。“受膏”的本质就是得到那些备受尊崇之人的公开认可，而负责为知名奖项遴选获奖者的评审委员会成员，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这类德高望重者。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0日，英国伦敦，匈牙利裔英国作家 David Szalay在布克奖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感言。视觉中国 图

一旦获得一项新的、引人注目的认可——无论是金球奖、全英音乐奖、布克奖、普利策奖还是金棕榈奖，都会让获奖者的地位发生明显变化。在此之前，获奖者与其他水平相当的同行并无显著差别；而获得认可之后，获奖者便凌驾于其参照群体之上，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新的声望。正是这种公众对获奖者社会地位认知的显著变化，为他们带来了新的机遇。格莱美奖得主会收到更多演出邀约，奥斯卡奖得主此前那些冷门电影也会迎来观影热潮。这些极具声望的奖项为获奖者的履历增色不少，而在带来新机遇的同时，它们也改变了获奖者的创作生涯和经济轨迹。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奖项的作用远不止于宣扬获奖者的成就。当然，它们会激励我们努力表现——谁不渴望获奖呢？但它们也满足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想要与他人进行比较以评估自身价值的欲望。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提出过一个著名理论：当人们无法通过客观的、非社会性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能力时，往往会通过与他人比较来满足自我评估的需求。文化产品的创作者会为奖项展开竞争，这不足为奇：评选委员会在选出获奖者的过程中，会对候选人进行筛选和排序，从而提供每个人的成就相对地位的信息。作为对此感兴趣的公众，我们也会关注奖项，因为我们痴迷于精英群体，通过他人成就的比较获得间接满足。谁最有才华？谁速度最快？谁最富有？谁最聪明？谁最美丽？谁是金牌得主？谁在自己的领域里绝对是最顶尖的存在？我们对这些问题永远乐此不疲。

人类相互比较的欲望也催生了我们对各种排名的集体痴迷。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Glassdoor 给雇主排名；《新闻周刊》给医院排名；《金融时报》和各种排行榜给投资银行排名；猫途鹰给酒店和餐厅排名；《人物》杂志似乎给所有人排了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给大学排名；高中、大学乃至整个国家都给学生排名；《纽约时报》给畅销书和各类最佳产品排名；社会保障局给婴儿名字的受欢迎程度排名；《福布斯》给亿万富豪排名；各类社群则会给职业排名——医生相对于护士如何，护士相对于电工又如何。

我们会根据城市的规模、污染程度、生活成本、生活质量给它们排名，甚至连不明飞行物目击次数都可以拿来排名。运动员的排名依据的

是各种奇奇怪怪的统计数据。谷歌搜索结果本身就是大型网页排名算法的产物，而谷歌用户最喜欢向这项服务提出的请求就是提供“最佳”排名。我们确实很喜欢排名。和奖项一样，排名通过将某些文化创作者和文化产品的质量标记为相对他人他物而言的“最佳”，从而对其“施膏”。而且，由于“另一条不确定性原理”的存在，我们也需要排名。在缺乏客观标准的情况下，排名为我们做选择提供了一种快速简便的捷径。

背书的作用与之类似，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施膏”的是已然获得“受膏”的个人或实体，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专业评论家或奖项评审委员会。埃拉·菲茨杰拉德的歌声堪称传奇。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对于一位身材“丰满”的黑人女性而言，仅凭才华并不足以让她登上最知名场馆的舞台。据称，菲茨杰拉德曾说：“我知道自己在爵士俱乐部演出能赚不少钱，但我真希望能在那些高档场所表演一次。”

这时，光彩照人的玛丽莲·梦露登场了。她是菲茨杰拉德的铁杆粉丝，曾花大量时间聆听她的唱片。1954 年两人在洛杉矶相识后，便维持了一段终身友谊。传说当梦露得知菲茨杰拉德没能在洛杉矶一家名为“莫坎博”的著名夜总会获得演出机会时，她决定伸出援手。梦露告诉夜总会老板，如果他能邀请菲茨杰拉德演出，自己每晚都会坐在前排。1955 年 3 月，菲茨杰拉德在这家俱乐部连续演出了两周，她的事业从此一飞冲天。

我们的社会地位既取决于我们的成就，也基于我们的先天特质，但现在我们知道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不仅与我们的成就和出身有关，还取决于我们所结交的人——那些庇佑我们的“影子”，以及我们所握的“手”。例如，一位图书代理商在选择签约作家时会十分挑剔，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声誉与此息息相关。其旗下拥有著名作家这一事实，就是对他的能力的一种隐性（或显性）认可，是一种“受膏”。这一逻辑反过来也同样成立：一位崭露头角的作家如果由知名代理商代理，就能获得助力；这种合作关系公之于众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背书。出版商进而会将这位作家在地位层级中推得更高，帮助联系知名人士在其书护封上撰写溢美之词。这些评论所带来的提升，与菲茨杰拉德因个人与梦露的关联而获得的助力如出一辙。

当我们审视所有这些“施膏”的力量——评论家、奖项、排名与背书——会发现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现象：它们让地位“流动”起来。无论是讨论大学与学生、画廊与艺术家，还是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一种双向关系始终在发挥作用：声望卓著的机构会将自身地位赋予其成员，而具有声望的成员同样会为机构提升地位。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声誉源于一个由“映射地位”构成的复杂网络。你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你所认识的且会公开支持或认可你的多方参与者。而如果你在社会阶梯上所处的位置足够高，你也会拥有提升他人地位的力量。个体或机构之间存在关联这一简单事实，便使得这些参与者能够将彼此的地位映射给对方。

常春藤盟校的毕业生会因母校的显赫名声而获得助力，奖项得主会沐浴在评审委员会的认可光环之下。而随着这些毕业生和获奖者在各自领域不断发展，他们又会将自己的认可延伸到其他个体与机构身上。当这些人绽放光彩时，他们又会将地位映射回最初助力他们成名的大学和评审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尊重与认可构成的共生循环，周而复始，不断运转。

比特币如何跨越鸿沟成为合法资产

与地位高的人或机构搭上关系，其作用远不止提升一位崭露头角者的声誉。当这类关联达到一定数量时，它们还能抬高那些不为人所知或不受重视的创新实践或技术的身价。新的社会趋势、文化运动、消费热点，乃至科技领域的探索，都不会凭空获得发展动力。挑战现状的文化运动必须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让公众相信它们值得关注，并争取到一群忠实的追随者。这需要可信度，而可信度主要源自一个渠道：那些已然拥有可信度的主体所给出的有力背书。

当地时间2026年3月11日，波兰，智能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比特币标志，背景是股市百分比数据。视觉中国 图

以比特币为例。数百万消费者持有或交易这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截至本书撰写时，拥有一枚比特币的“特权”需花费约 10.5 万美元——虽然大多数比特币持有者或许都无法说清区块链的实际运作原理。然而回溯到 2009—2010 年，也就是这种所谓“数字黄金”的早期阶段，情况却截然不同：

当时比特币的购买成本低廉，且被视为边缘事物或可疑资产。你知道那时谁对比特币感兴趣吗？是那些想要买卖毒品的人，是那些策划雇凶杀人的人。他们会打开使用“洋葱协议”加密传输数据的 Tor 浏览器，登录暗网，进入“丝绸之路”或“阿尔法湾（ 它们都是类似eBay[亿贝]的暗网市场，主要交易非法商品和服务 ），然后用比特币进行交易，因为这类交易不会被当局追踪到。

当然，这种去中心化、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货币概念，也吸引了少数更为主流的人群，但大多数人对其视而不见。那么，比特币究竟是如何跨越鸿沟，成为一种华尔街金融机构和普通投资者眼中的合法资产类别的呢？

这一声誉转变花了数年时间，而其背后的推手，是一群为比特币注入可信度的知名人士与机构。这群人中包括身材瘦高、性格和善的委内瑞拉投资人迈耶·“米奇”·马尔卡，以及贝宝（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他们通过公开宣传比特币并对其进行投资，助力其获得合法性。为反驳“比特币不合法、与实体经济脱节”的说法，蒂尔在 2013 年将比特币比作美元，他表示：“我们应当把货币看作一种永不破灭的泡沫。比特币或许就拥有成为这种新现象的潜力。”

比特币走向主流的关键转折点，出现在同年12月：当时，顶尖风险投资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的合伙人克里斯·迪克森牵头为当时尚处萌芽阶段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Coinbase完成了一轮2500万美元的风险融资。这家知名公司对Coinbase的投资，向硅谷乃至全球释放了明确信号：加密货币已然站稳脚跟，不会昙花一现。

无论是智能手机、重组DNA（脱氧核糖核酸）、通用人工智能、太空旅行、小行星采矿、元宇宙中的虚拟现实，还是基因编辑，抑或其他任何新技术——每一项成功进入市场的真正突破性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被大多数人质疑的疯狂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技术才逐渐跨越了人们对其可行性的巨大疑虑鸿沟。而帮助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企业家跨越这道鸿沟，正是知名风险投资公司、杰出科学顾问、著名天使投资人，以及科技生态系统中其他资深精英群体的核心业务。这些参与者不仅是资源提供者，更是“施膏者”：

他们将自身声誉赋予新兴技术，此举往往是希望通过这种背书，为

自己换取经济回报。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能获得地位回报：若能成为一家开创性公司的早期投资者，便拥有了极大的炫耀资本。这再次印证了一点——地位始终处于流动之中。

那些已经拥有地位的人掌握着“使他人神圣化”的权力——他们会将这份认可给予那些看似值得拥有地位的人，而实现方式便是通过某种公开形式对幸运的获得者表示肯定，比如发表一篇好评、颁发一个奖项、给予一次背书或是授予一个高排名。地位体系存在一个不可思议、近乎神奇的特点：倘若你拥有地位，你可以将其赋予他人，且自身不会因此失去地位。对于金钱这类资源而言，分享得越多，自身损失就越多；但地位并非如此。事实上，很多时候，将地位赋予他人反而能让你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地位。当极具声望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公布获奖名单，或是当知名投资人为某个新想法投入资金时，他们自身的地位往往也会因之而水涨船高。

虽然不公平，但确实每个人出生时都会带有某些“先赋特征”，而无论在何种时空背景下，社会都会对这些先天具备的特征赋予不平等的价值权重。总有某种性别、族群、父母职业、种姓或宗教信仰会被视为“更高地位”的象征。其次，个人优绩也会推动地位的获得——群体往往会将社会认可与更具影响力的职位，授予那些对群体贡献最大的成员。最后，“施膏者”（包括奖项评审委员会、有影响力的评论家、顶尖高校、名人，以及任何群体等级体系中的上层人士）会将自身声望赋予精心挑选的少数“宠儿”，从而推动地位的动态变化。

说到这儿，想必你已经明白，我们并非生活在乌托邦之中。引用《马太福音》中的那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本文选摘自《地位游戏》一书，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来源：[美]托比·斯图亚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