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阳神鸟到不祥之兆，乌鸦的千年形象蜕变史

乌鸦在远古时期不仅是神鸟，更是华夏文明中核心的太阳神象征。如今，人们想到乌鸦，第一反应都是厄运、不祥之类的词汇。但至少，在被人类赋予兆应之初，它其实是一种祥瑞。直到先秦文化中，乌鸦都不是坏鸟，而是带着神谕吉兆使命的“神鸟”。

在神话传说中，天上曾经有十个太阳，他们都是帝喾和女神羲和的儿子，帝喾不想让十个儿子无所事事，于是就派给他们一个重大任务：负责掌管人间的晨昏。为完成天帝交予的任务，十个太阳制定了一个计划——每天，仅限一个太阳登上扶桑树看风景，其他九兄弟则匍匐在谷底的甘渊纳凉。于是，人间便有了昼夜之分。

但后来，十个太阳都出来了，强大的热力让人间无法承受，于是尧便命令后羿射日。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最后只留下了一个。而太阳的原身乃三足乌鸦，所以，信仰太阳神话的人们将三足乌的三条腿用作黎明、正午和黄昏的标尺。但就像太阳被逐一射落一样，神秘性的乌鸦也将在历史中渐渐褪去光环。

乌鸦属于鸦属，目前已知共有46个种，57个亚种。乌鸦是中大型鸟类 ，体长一般在40~70厘米之间，喙为纯黑色，鼻孔完全被硬直的鼻须遮盖；体羽多为黑色或黑白相间，黑色羽毛通常带有紫蓝色的金属光泽；翅长于尾，尾端呈凸状；腿与脚呈纯黑色。

乌鸦为杂食性禽类，受生存条件限制，通常只能吃到动物尸体的腐肉。但，若生存条件允许，它也会吃树上的浆果、地里的五谷以及有害的昆虫。乌鸦的复杂性，决定了它的历史形象并不单一。

《墨子》中有一段乌鸦与周朝勃兴相关的文字记载：“赤乌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代殷有国。”意思是，周文王讨伐殷商是顺天应命的。因为在那之前，曾有一只三足乌口衔大玉圭降临在周室的祖庙之中，预示上天要将管理人间的权力授予周文王。

在武王伐纣之际，乌鸦又一次应兆而出。《尚书传》曰：“周将兴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诸大夫皆喜。”三足乌带着谷种齐聚周王宫的上空，昭示着周王朝乃天命所归。

不仅如此，孔子也曾与乌鸦产生过特别联系。孔子生活的时代，诸侯之间纷争不断，战火延绵。为此，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寻求诸侯国君对儒家学说的认同与支持。然而，各国国君对于孔子所提出来的仁政理念及道德教化，大多只停留在表面的敷衍，而非内心的真正认同。

说是某日，孔子带着弟子出门狩猎。孔子的仇家收到消息后，便策划了一起暗杀行动，他们在孔子的必经之路设下埋伏，准备以兵匪之祸将孔子及其弟子乱刀砍死。值此危机关头，就在杀手们准备动手之际，一群数不清数目的乌鸦突然从天而降，用鸟喙或爪子攻击杀手们的眼睛，致使他们落荒而逃，孔子及其弟子则转危为安。

乌鸦救孔子，很明显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借助儒家思想的传播，乌鸦的神性及灵性被世人进一步认可；另一方面，借助来自于乌鸦的神异，孔子也终于成就了“贤如日月”的千古美名。由此也可见当时乌鸦属于神鸟。

可就在乌鸦日益彰显神性之时，有关乌鸦的“恶名”也开始出现，比孔子晚两百年左右出生的屈原，就认为乌鸦是恶鸟，当时屈原认为，楚国要想振兴，必须要联齐抗秦，但他的提议遭到了楚国贵族的强烈反对，屈原愤懑而作《招魂》，结果被楚顷襄王的霉头，进而遭流放江南。

在江南期间，屈原写下诗作《天问》，里面提到：“羿焉彃日？乌焉解羽？”在屈原看来，与太阳互为一体的三足乌是恶鸟，这种说法跟当时主流观点恰恰相反。后羿射日，表面射的是太阳，但死去（解羽）的是三足乌，十个太阳带来的灾难本质上是驮着太阳运行的三足乌不遵规律、不守规范导致的。若将此解释运用到楚国的治乱兴衰中去。屈原实际上想表达的意思是，楚国要避免灾难，就必须远离乌鸦式的人物。

在屈原的《楚辞·涉江》中，屈原将这层意思阐释得更为明确：“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意思就是:“贤士远离，小人窃位，这便是楚国将要国将不国的原因。凤凰与乌鸦的对立，说明在屈原心中，乌鸦不仅毫无神圣性，恰恰相反，它就是神鸟的对立面，是不祥的恶鸟”。不过，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以乌鸦为吉兆化身的思想，还是长时间占据着社会的主流。

春秋战国时代邹衍，被尊称为“邹子”，他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他当时发明了一套“五德终始说”。他说，五德对应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形成一套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系统，这套体系影响着王朝的兴复更替。历朝天子都天生自带某种“德行”。

邹衍指出，舜有土德，夏具木德，以此循环反复，则商属金，周属火。这套理论，让统一天下的秦始皇颇为信服，在秦始皇看来，秦朝灭六国，结束了东周以来的纷争，就相应地在五行中留下了“水克火”的行动轨迹，若要国运昌隆，则秦朝理应坐兴“水德”。水德尚黑，所以一切与黑色相关之物，在秦始皇看来都是有利于强化政治合法性和统治基础的象征之物。“天下乌鸦一般黑”，乌鸦得到秦人的喜爱及推崇，也就不足为奇了。

乌鸦作为秦朝“水德”意象中的一种鸟类图腾象征，开始被频繁用于行政统治的宣传。

两汉的时候，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影响，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乌鸦获得时代的特殊光环，被赋予了浓厚的忠孝内涵。成书于两宋间的《尔雅翼》对“乌鸦孝鸟”则有更细致的案例解释：“乌，孝鸟也。始生则母哺之六十日，至子稍长，则母处而子反哺，其日如母哺子数，故乌一名哺公。”

总之，乌鸦作为“孝鸟”的形象一旦确立，“人子孝，孝鸟至”的故事模式，在被孝道思想深刻影响的文献记载中，孝子与乌鸦俨然成为了硬币的一体两面。隋唐时期堪称是乌鸦最高光的时期——它集合了“孝鸟”与“神鸟”的双重属性。

唐宋之际，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南移后，在南北文化的碰撞中，这种对乌鸦的厌恶情绪逐渐蔓延开来。到了南宋时期，乌鸦便开始沦为不祥之鸟。因为乌鸦是杂食性动物，喜食腐肉，且嗅觉灵敏。只要空气中弥漫着腐败的气息，乌鸦总能敏锐察觉，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成批聚集，分而食之。这样，乌鸦与死亡就不可避免地被捆绑在一起。

尤其南宋自秦桧主政之后，整个国运就一直往下走，当时大量的将士壮烈牺牲，曝尸荒野，又不幸为乌鸦所啄食。在极度凄凉与悲愤的情感交错下，宋人自然加深了对乌鸦的误解与怨恨。乌鸦长久以来被赋予的“神鸦”形象，此刻荡然无存，而代之以黑暗与死亡的象征，令人避之唯恐不及。

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有一句：“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这里面的这里的神鸦就是乌鸦，但并非普通的乌鸦，而是在佛狸祠旁因祭祀香火、供品聚集的乌鸦，是辛弃疾词中极具象征意义的意象。“神鸦”一句，写出了辛弃疾对于北方已非南宋国土的血泪感慨，最是沉痛。可见南宋人已不再相信乌鸦的神圣，反而将丢失山河的耻辱与悲痛全部投射到乌鸦身上。

在清代，清朝皇室帝普遍信奉萨满教，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布库里雍顺是萨满教神话中三仙女误服红果而孕。给仙女喂服红果的，正是乌鸦。所以，清朝皇帝相信自己是乌鸦的后代，乌鸦具有神性。然而，随着清朝逐渐坐稳天下，这种古老的图腾信仰终因缺乏事实支撑，化为乌有。

时至今日，乌鸦总体还是呈现相对负面的形象。一只小小的乌鸦，历经千年时光，从华夏太阳神鸟、天命孝鸟，一步步沦为不祥之兆，本质上是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变迁、王朝兴衰的情绪投射、文化伦理的迭代更新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形象蜕变，不仅是一段鸟类文化的发展史，更是一面映照华夏文明更迭、民众心态变迁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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