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诗曼新剧尺度炸裂：这一次，恶魔长着少年的脸

8岁男童高楼坠亡，唯一目击者，他的母亲，指认凶手是14岁的中学生高成彬；

高成彬之前并未有过犯罪记录，他在法庭上痛哭辩称，孩子是自己失足坠楼的，他试图伸手施救，但为时已晚。

一边是深陷丧子之痛的单亲妈妈，一边是前途未卜的未成年人。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判？

这是优酷新剧《正义女神》开篇给观众抛出的灵魂拷问。

开局高能，比鲍国平还变态的角色出现了

负责审理这个案件的大法官言惠知，没有感情用事，更没有被舆论左右。

她根据证词和证据，认为事件纯属意外，撤销了对高成彬的谋杀控罪，还在结案陈词中鼓励案件相关的人士，要重新出发，好好生活。

法律界和坊间舆论一片赞颂，她也迎来事业高峰。

然而她错了，小男孩确实是高成彬谋杀的。

那一天，高成彬先是言语引导小男孩翻过栏杆捡气球，然后一把将他推了下楼。

高成彬之所以能成功脱罪，除了他用精湛演技博得同情，更因为他身后有一位手握顶级资源的大律师母亲高淑桦。

高淑桦亲自上阵，使尽浑身解数甚至不惜制造伪证为儿子脱罪，但高淑桦没有想到的是，有过一次杀人经验的小恶魔，在她的包庇和纵容之下，肆无忌惮释出了更大的恶念。

高成彬会购买坠亡小男孩的同款玩偶，当作战利品把玩；会重返案发地“打卡”，反复回味杀人的快感；

甚至故意刺激小男孩的母亲挟持自己，然后在对方被击毙之后露出诡异的微笑——惊悚程度堪比当年鲍国平。

看起来品学兼优的少年，内心一直有着非常暗黑的底色和扭曲的价值观。

小时候，他顶多是在学校里虐杀小兔子，尚不敢对活生生的人下手，等到他从谋杀罪中轻易逃脱，发现原来自己只要通关一款叫做“完美犯罪”的游戏，就能随心所欲地违背现实世界的社会规范，操纵他人的性命，他的暗黑人格被彻底激化了，小恶魔最终进化成嗜血狂魔，吞噬了他作为人的最后一点良知。

仅仅因为不喜欢自己的补习老师，高成彬就将她视为杀人游戏的新猎物，设计出新的犯罪计划。补习老师死亡前痛苦挣扎的视频片段，更成为他反复“欣赏”的片段。

这样的未成年恶魔？到底是怎么养出来的？

没有天生的怪物，只有异常的土壤

在法庭上，言惠知见过很多失职的父母。

他们有的把孩子当作自己的附属品，要求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期待成长；有的把孩子当成累赘，不管不顾，放养长大；包括开篇坠楼案中受害者的母亲，如果不是她疏忽照顾，独留8岁小孩在天台公园玩耍，孩子也不至于遭遇毒手。

溺爱包庇和监护失职，是恶魔少年背后的家长原罪，而那些看起来“病了”的孩子，实际可能是家里病得最轻的一个。

高成彬的妈妈高淑桦，在法律界出名擅长用法律漏洞为各种重犯脱罪。只要钱到位了，她可以无视受害者家庭的痛苦，埋没良知，颠倒黑白地为凶手辩护。

高淑桦在第一次意识到孩子可能拥有反社会人格后，不仅没有给予及时的关怀和陪伴，反而简单粗暴地限制活动范围，雇人贴身监视，仿佛只要把孩子禁锢在家，只要孩子顺利考上精英学校，一切就会自动变好。

母子俩看似平和的相处，实则暗流涌动。等到高成彬第二次杀人，并意味深长地对高淑桦说出“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讲故事”时，高淑桦知道，这就是她多年职业生涯为虎作伥、言传身教的“报应”。

高成彬的案件，也彻底改变了言惠知的职业生涯。

从程序上说，言惠知依照证据判案，在法律上无懈可击，却让一个恶魔从她手下溜走，言惠知一度陷入巨大的自我怀疑中。

为此她放弃大好前程，主动降职到中区法庭担任裁判官，负责裁决少年犯的案件。

一方面，她坚信恶魔少年会像那些盗窃成瘾的孩子一样，再次出手，她决不能错过逮住他的机会；另一方面，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方法，能够阻止第二个恶魔少年养成害人。

经历过高成彬的案件，她更加严格、缜密地对待每一起未成年人案件。

女学生伤人案中，那个用美工刀割伤男老师的女孩，用谎言和眼泪博得大部分人信任，在家都相信她是校园性骚扰的受害者，言惠知却敏锐地洞察出案件中的疑点。

美工刀是怎么出现的？她和老师的关系怎样？其他学生对老师的真实评价如何？老师手上的匿名情信，到底是谁写的？

疑点逐一破解，案件几经反转，最终真相大白，原来女孩是校园欺凌的受害者，在别人唆摆和刺激下做出伤人和诬蔑造谣的行为。

纵使情有可原，但言惠知仍然选择较重的判决。

她认为，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女孩小小年纪就在法庭上说谎话，给假口供，如果判决没有足够的阻吓性，孩子们就不会记得教训。

而孩子们现在不教，将来酿成大错才阻止，就太晚了——这也是他从恶魔少年案里得到的教训。

再说，未成年人如果“有苦衷”就能随意伤害他人身体、谋杀他人人格，那社会上其他人的性命财产，又谈何保护？

希腊神话中的正义女神忒弥斯，一手持着天平，代表选择，一手持着利剑，代表审判，蒙眼的布条则象征着正义。佘诗曼出现的女法官，比这个传统形象还更立体和有血肉。

她内心还有一份对正义的秩序感和信念感要坚守，她相信“蒙眼”无法获得真正的客观，正义需要人们通过追求真相获得，而人性的缝隙，是需要用法官的良知去填补的。

正义与恶的距离

律政剧一向是港剧的拿手戏，从早年的《壹号皇庭》系列到近年的《绝命法官》，都有鲜明的制作特色和叙事风格。

曲折离奇的案件背后，是幽微复杂的人性，以及律政从业者共同秉持的一份““持法之刃，怀人之悯”的人文关怀。

《正义女神》是港剧第一次集中关注少年犯罪的题材，依然有“真实事件改编”这种熟悉的配方，但更多的是深挖悲剧生成背后的家长失职和家庭教育溃败真相，剧集有一个更先锋性的尝试，是对社会态度进行了开放性的探讨。

比如说，“正义与恶的距离”这样的复杂命题——

坚守程序正义，可能让真正的恶行者逃脱制裁，间接带来纵容恶的结果；全力惩治恶行，又会陷入“以非正义手段实现正义”的道德困境。

法官作为司法体系的核心，如何在两者的拉扯间守住底线？

现实中的少年案件也时常遭遇类似的拷问。

2024年河北初中生杀人案，三个初中生只因一时矛盾，就将同学骗到废弃蔬菜大棚杀害掩埋，手段极其残忍，案发之后依然态度轻佻。事件引发网络众怒，强烈要求严惩罪犯，案件最后依照现有法规顶格处理，主犯顶格判处无限徒刑，从犯不予刑事处罚。

《正义女神》中的“离岛三害案”，从案情到判决，都基本对应了河北初中生杀人案。

从各种少年案件的审理细节能看到，未成年被告是有被特殊优待的。

法官可以不穿法袍，也可以坐在和被告比较接近的距离和高度，减低他们的心理压力……就算犯罪成立，多数也是从轻法落，原则是教多于惩。

初衷是好的，但也让一些未成年人将这份包容和善意当作免死金牌，放肆作恶。

比如秋月楼纵火案的少年恶魔，只因跟陌生路人的几句口角，就敢杀人纵火泄愤，在法庭上依然有恃无恐，叫嚣“最多坐三年”。

可无辜的父亲为了保护宝宝，致全身三度烧伤，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就此家破人亡——没有犯错的人，偏偏付出了最大代价。

对于“正义与未成年的恶”的思考，剧里借助不同法官的办案风格，分成两种：

一种是以郑官为首的 “程序正义派”。

他重视KPI，只看卷宗和证据做裁判，认为找证据是警察或者律政司的责任，如果有疑点，那就“疑点利益归于被告”。

程序正义的好处是，效率高，职责分明，法官的主观情绪和视角不容易介入判决；坏处则是可能间接纵容罪恶。

像秋月楼纵火案，纵火少年的父亲充当他的强力保护伞，把一整条街的监控都破坏掉，将事件唯一证人禁锢起来施以威胁，连律政处的检控官，都遭遇他的恐吓。

如果当庭法官坚持“程序正义”，在缺少表证的情况下，凶手就很容易在父亲的包庇和操作下，轻松逃脱法律责任。

另一种就是言官为首的“真相正义派”。

她严格谨慎，执着真相本身，面对疑点，她绝不轻率放过，面对辩护律师爱钻法律漏洞，她也有自己的方法将漏洞补上。

作为秋月楼纵火案的法官，她无惧恶势力阻挡，亲自将被禁锢的证人带到庭上；打听到受害者可能死亡的消息，故意拖延开庭时间，直到确认受害人死亡，案件指控即从纵火改谋杀，少年被告面临的就是最高终身监禁的处罚。

虽然有“踩过界”和“低效”的嫌疑，却有效打掉了未成年罪犯背后的保护伞，将公道还给了真正的受害者。

剧集对于两位法官的做法，没有给予好坏评价，但从每个案件人物的故事看来，观众其实很清楚，社会对未成年人的“恶”需要用哪种态度面对。

E姐结语：

真实事件取材”本身就自带分量——那些从真实苦难中提炼出的故事，天然承载着厚重的时代记忆，当这些记忆经由富有张力的戏剧表达出来，由有血有肉的人物角色还原出来，观众对于其中的人性光辉与黑暗，会有更深切的体悟。

港剧的向来有水准，优酷出品的《正义女神》更是敢拍敢讲。它不止题材现实、具有先锋性，在社会关怀与人文温度上，也做出了独特的表达。

比如对于言惠知的判案理念和司法坚持，还有“预防少年犯罪，家庭教育是第一道防线”这一核心观点，身为家长的观众，在看剧时很难不反观自身：

我的育儿方式是否存在偏差？会不会一不小心，就落入“父母不教，法律来教”的悲剧？

这便是这部剧的现实教育意义，也是它的社会价值所在。

今天的深夜话题是：

你对哪个案子印象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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