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上一切的贤妻良母，草草收场的糟心婚姻 | 身边Ourlife

本文首发于“身边Ourlife”微信公众号（微信号：ourlife2024）

本文为真实发生事件，以作者记述方式呈现。

2001年，我第一次见到我的搭档梅。

当时我在采访一个房产公司的女老总，她事务繁多，手机响了又响，电话挂了还有人敲门，跟走马灯似的。几次被打断后，我都快要忘了采访主题是啥了。见状，老总干脆带我在会所开了个包间，关掉手机，告诉服务员，不管谁找，都说她都不在。

好歹可以跟对方囫囵说上几句话了，眼看这篇人物专访就可以完工——我当时为了赚商业稿的稿费，所有的手一起打字，一天能写一万字。我非常自信，但凡她能把话说囫囵了，我就一定能写得花团锦簇。

就在这时，包间的门又被轻轻叩响，随后侧身挤进来一个瘦瘦黑黑的女子，笑嘻嘻地对老总说：“你老人家总要把我的广告版面签了才能‘闭关’呀！”

老总服气了：“你是怎么找过来的？你是个穿山甲的吗？”

我发的稿子是商业稿，房产公司是买了报社的版面的。而打断我采访的就是梅，房产公司的策划主管，所有的广告软文都归她管。她提出一堆意见，我被她软磨硬缠着改了二稿、三稿，稿子要交印了，她还是没完没了，跑到报社来，在楼下等着看报纸的清样。等到凌晨又改完清样，还一脸期待地看着我说：“你自己说，这样一改，是不是更好啦？”

我心里烦得不行：是的是的，快走吧梅主管，谨防警察拖你车！

我后来才知道，这个梅主管在那个房产公司是个神奇的存在——她有老总老公的电话，有老总老妈老爸的电话，甚至还有楼下物管的电话，有时报纸杂志的胶片出完都半夜了，她也要去把老总从床上翻出来给她负责的稿子签字。

但那个女老总提起她，眼睛都笑弯了，因为她实在是能干。

比如，在房产公司，每次开盘，营销部就是全公司最亮的星，全公司都要让他们提要求。离开盘只剩十来天了，梅主管代表营销部给园林部提“开盘条件”。梅说，门口的草皮必须至少两寸长，希望客户看见“绒绒绿意”。气得园林部经理指头都要戳她脸上了：“你家发过蒜苗没？十天就是种上蒜苗，它也长不到两寸长！”

然而开盘的时候，草皮确实是“绒绒”的，因为梅笑嬉皮笑脸磨着园林，找到了别家长好的草坪给挖了过来。

我都想得到这个梅主管在公司里得有多讨人嫌。

后来，梅怀孕了，直到快要生了，还在公司的项目上跑。老总都虚了，生怕她把娃娃生在工地上了——梅的婆家是成都本地的，真要孩子出了点差池，那不得全家打上门来？只要一会儿不见梅，她就要翻出对讲机来喊保安：“报一下梅主管的位置。”

等梅生了娃，老总拉着我一起去探望，说要在梅的婆家面前争取一个好印象。我们抱着一堆昂贵又流行的母婴用品，像婴儿游泳池呀、婴儿沐浴N件套之类，摸进一个拆迁房小区的顶楼。老总笑成一朵花，送上大红包，向梅的婆婆感谢梅对工作的付出。

梅的婆婆也客气，赐座赐茶，接着就一口成都话开始弯酸我们了：“哦哟，我晓得你们是大公司，你们认真，我家这个媳妇也是，一天白天黑夜都在公司混。女人，娃娃才最重要的噻，老公才是最重要的噻，工作，工作能喊你妈妈？能陪你一辈子嗦？”

老总假装没听懂。

梅头上包着毛巾，脸色黄黄的，抱着小娃娃出来陪我们。话没说三分钟，跟老总两个人压低声音聊到她们最爱的工作。

然后，只听得哐当一声，锅子砸灶台上了，梅的公公和婆婆在厨房里吵起来了，一声接一声。

我们知道不妙，赶紧告辞。梅送到门口，睫毛上汪了一圈亮晶晶的眼泪：“我自己的爸爸妈妈走得早，如果是我妈妈还在，肯定留你们吃红糖荷包蛋的。”

在梅坐月子的时候，我在广告公司坐守，去拿要发在我们报社的广告平面设计。平面设计师就要收工了，广告还需要房产公司确认。设计师接到梅的电话，她的声音细微而坚定：“别忘了，签的合同里你们广告公司的logo只能用XX号字，不能加粗加黑。”设计师一边缩小自家logo一边在伸舌头：“妈耶，坐月子都这么凶悍啊。”

产后四十天，梅在公司附近租了房子，把公婆和奶娃娃都带来了。她自己来公司上班，每过两小时就往出租房里跑一趟，给奶娃娃喂奶。她月子里本来长了一点点肉，脸圆乎了一点，可上班后几个大夜一熬，脸又变成瓜子了。

冤家路窄，2005年，房产公司的总经理把我从报社挖了过去，我和梅从此当了同事。

我在公司的战略部，职能有部分跟营销部重合。开会时，已经是营销部经理的梅，对我的工作常常能提出十七八个意见，在我听来，全是些“人为啥不能在天上飞，我们多想一下办法，就可以飞上天了”的逻辑。我像打地鼠一样，直接把她的意见给镇压下去——我工作的条理性比不上她，嘴皮子可是比她利索多了，气壮山河，思维奔逸，常把她说得横我一眼就缩到桌子后面不吭气了。

用同事的话说，我俩开会时，总能掐成一道风景线。

梅的工作范围包括“维护媒体关系”。她在会上要请经费，说年底要搞活动，要去请媒体老师们来，要喊我协作。我烦死了——媒体都是面和心不和的竞争对手，把几家聚在一起搞活动，我只能皮笑肉不笑地陪着。

鉴于梅常对我的工作提出不可行的意见，我直接反击道：“有啥‘媒体关系’需要维护的？只要每家媒体认准一个人投广告，这个‘媒体关系’不该是拉广告的记者自己去维护吗？”

梅急了：“你说的是经济版，人家报纸还有社会版，还有时政版！上次工地砸到工人了，我半夜起来各个报社去灭火，未必你喊经济版的记者去维护时政版唛？”

我不为所动，还是把“地鼠”打了下去：“搞活动，要发红包，要写通稿，要耗人力资源，不如给各家报社的老总们个折扣，吸引他们到项目上买房子。报社老总不可能去曝光自己的家噻，曝光了他们的二手房都卖不起价。”

女老总的眼睛亮了，像灯泡一样亮。果然，这个“折扣”放出去，几个媒体的老总买了房，公司一来完成了销售任务，二来红包也不必发了，码头也不必拜了，只需要总经理大笔一挥“免一年的物管费”，就不需要营销经费了。

有一次项目开盘，老总喊我做路牌广告规划。我像郑裕玲“表姐你好嘢”一样，手一挥，这条路，那条路，总之都要插满道旗，让别人的车顺着路标就可以来到售楼部。老总认可了我的方案，嘴皮子一动，喊梅去做落地执行。

那时候，政府的几个局都可以批准道路插道旗，这些主管部门之间互不通气，于是一条路上的楼盘就把路当作兵家必争之地，总要用自家项目的道旗把人家项目的道旗给遮住才好——开车的人都糊里糊涂地把车开到自己项目来就对了，这叫“引流”。

梅下午刚带着广告公司插好的道旗，到了半夜就被别的同行给拔掉，换成了自己的。第二天早上，老总说，她来的时候都看不到我们项目的道旗，差点开到别人家售楼部去了。

于是，早会时，总经理给了营销中心一顿骂，营销老总给了梅一顿骂。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看着梅，意思是，计划本来是好的，执行差了。

我表面上无动于衷，心里却想：哼，这道旗的权属都是模糊的，真要骂，就去骂开发部，批文是他们从政府主管部门拿的，骂梅，就是捏软柿子呗，就是在我们之间拱火呗。

到了那天傍晚，我正在收拾下班，梅跑到我办公室，目光坚定得像个革命者——软柿子从不觉得自己是个软柿子。

“走，我们去插道旗去！”

她带着我，拿着批文和点位图，先去找保安队长。我也不笨，知道保安们也不愿意没事找事，就开口说道旗的“战略意义”，说得很夸张，就跟没有了这些道旗，营销部就要被全员开除似的。

等我敲好锣鼓点子，梅上来就拉着保安队长来了一轮排比反问：“人家把我们的旗帜拔了，他们有XX局的批文吗？他们把我们的项目、我们的保安队放在眼里了吗？他们是觉得保安队和营销中心不是一个团队吗？”

然后，她加重音：“咱的销售目标砸了，大家的年终奖不都完了吗？！”

保安队长也是年轻，血气方刚，被我们这么一激，直接一挥手：“走！”十七八号人拿着橡胶棍子和大手电就跟着梅出门了，上夜班上出了打群架的气势。

夜幕深沉，同行的广告公司也出来巡视“保旗”，看见我们在拔旗，立刻报警了。110呼啸而来，雪亮的车灯打起，大喇叭喊话，喊我们两边都不准动。我那时还年轻，没见过世面，心跳得怦怦的——至于嘛，梅这是要把大家搞进局子以堵总经理的嘴？

没想到，梅居然拿着批文，跑去迎接警车，就像是她报的警，就像见到亲人那么亲。她挥舞着批文，跟警察论证，只有XX局的批文才是正宗的、有效的，其他批文“都是歪的”。总之，我们拔旗，是正义地拔，合法地拔，对方拔我们的旗，则是目无法纪，是妨碍公务。

警察被她说得发愣，转身去打电话核实。梅抓住这几分钟的窗口期，马上喊保安队长搭了个梯子，自己唰唰爬上了路灯杆，嘴里大声嚷嚷着，喊保安部跟上：“我们早点清理完了，让警官早点收工噻！”

合着警察还该感谢她似的。

同行那边的广告公司，见警察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大概就推断我们这个楼盘的腰杆比较硬，警察是站我们的。人家是来打工的，不是来打架的，也就作鸟兽散了。撤退时骂骂咧咧的：“妈的，遇到神经病了。”

终于重新插完了旗，半夜三点，梅开车送我回家。途中还腾出手给自己定了个六点的闹钟：“我要早上起来给婆婆隔水炖花旗参。”

“何必呢，你这是何苦呢？”我随口说。

“没办法啊，婆婆给我带娃，她也很辛苦的，我要记着她，给她发红包，把她的身体放在心上，周末再多做些家务事，一家人才能把娃带好啊。”

我觉得，这个女人就像那种铁姑娘，为了集体的树木能往河里跳那种，心里暗道：“妈的，遇到神经病了。”

梅的工作时间不可思议的长，人就跟个永动机似的。领导就算晚上十点在工作群里说一声啥，她也要跑出来答应一声“收到”，而且还不是自动回复，因为我看到她马上在别的群里去找别的部门的麻烦了。

她的桌子上放着一本《高效能人士的七种武器》，那是领导给我们打鸡血发的。梅每天早上上班有个密密麻麻的清单，做完一件事就打个小勾勾。这件事做腻了就跳去做另一件，安慰自己说，这就休息换脑子了。

她平时加班成性，她在公司的项目上买了个小房子，周一到周四是住在这里，周末才回家——但凡有大假，婆家就要全家出游，如果她说要加班，就要被婆婆骂，如果她说不想加班，就要被老总（她的靠山）骂。

公司要在小长假投一轮密集的电台广告，梅就认真做计划，自己摆出了要放假期间加班在项目现场搞“来人来客统计”的架势，把工作清单当着领导的面给我甩过来：“澍老师，请你审一下稿，广告三十秒要表现一……二……三……四……五……这几个点。”

我照旧“打地鼠”：“堵车的时候才投交通台，放大假了谁还听交通台？都出去耍了，城市都空了，外面来旅客又不会买房子，你这是拿着营销经费不当钱呐！”

梅殷切的目光投向老总，但老总也说：“算了算了。”

从此，我们俩在会上继续吵得有来有往，完了出门有商有量。

春节前，梅的座位和营销老总的座位都找不到人。她们和各个平时用了个遍，也得罪了个遍的兄弟部门搞联谊去了。她和别的经理们勾肩搭背，笑得全无芥蒂，营销老总和其他部门的总监去窃窃私语，搞团队精神。

总之，营销的提成高、奖金高，但不是所有的钱都能揣自己包包的。

一番农家乐里的部门联谊之后，整个春天，梅的工作都比较和谐。兄弟部门对她的投诉和排斥，要到夏天才卷土重来，这，再咬牙坚持一下，不又过年了嘛。

有一次梅说：“我觉得领导交下来的事情要尽力办好，不能因为怕麻烦就不去干。我每次工作都在想，领导预期八十分，我要给他干到一百分，这样突破自己的极限，每次都比上次做得更好。”

那你图个啥呢？

“我之前在深圳的广告公司当设计助理，只能端茶送水的，根本没有摸到电脑的机会，那时候电脑是个高级东西，做设计也是高级技术。我都不租房子了，在会议室铺个床，蹲守在公司，等晚上设计师们加班，我就出来看他们做，给他们下碗面、买包烟啥的，慢慢就自己上手了。等有一次，有个内地的老板要过来改图，大家都忙得飞，有个设计师就开了台电脑，喊我陪他改，意思是拖拖时间。没想到，我PS得很好，甲方老板很开心，从此我就被提拔为设计师了。”说起年轻时的事，梅的脸上有了光。

我懂了，当年的深圳4A广告公司，那是内地公司仰望的存在。内地的地产公司老板去沿海挖人，哪看啥文凭。高中文凭的梅，就是靠着电脑技术，和这份“我要给他干到一百分”的觉悟，一路攀爬。

“你说，（地产）项目多美呀，花草树木搞得跟仙境一样，比风景区还好，人家还要自费来玩，为了留在这里还要出大钱（买房子），我们每天在这里上下班，相当于老板出钱喊我们来风景区耍，多划算！”

牛马要甩鞭子才跑得快，但我看出来了，梅是能给自己上迷幻药的——她每年都是公司的模范员工，能得一堆锅子电热毯之类的奖品回去献给婆婆。论学历，公司的管理层里她最低，比她更低的都去当保安当保洁了。但论执行力，我们不和她争。

一两年后，我和同事们混熟了。我发现，好多女同事都和我一样，在家懒，在外头勤。家务是没时间做的，娃是没时间带的，每个忙于工作的女人背后都有另一个女人，不是婆婆，就是亲妈。

每次大假归来，我“打地鼠”时就多了几分精神，因为假期躺足了回血了，每次斗嘴都要说完最后一句的。梅则是一脸疲惫，因为假期里她要带着婆婆公公去旅游，要弥补他们带娃的辛苦，就跟兼职了几天旅行团的导游似的。

梅是我们办公室里最想当贤妻良母的，也最能在家里“洑上水”的——她得讨好家里的领导，她的婆婆。我能想象到她假期的样子——五星级酒店，定！大红包，发！在外面做到一百分，在家里也要力争一百分。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她当时上班上得艰难——要早知道，我就让她一步嘛！

饶是梅有再高的“效能”，把“七种武器”都耍圆了，她每天也只有二十四个小时，卖给了公司，就没法卖给家里。她婆婆心中有个打卡机，在老太太看来，儿媳妇“出勤率”肯定是不够钟点的。

她婆婆常常跟她老公说：“我们都上过班，哪个上班像她这样上得个白天黑夜不落屋的？莫来骗人了！”

这是质疑儿媳妇的在岗时间。

她回家晚，婆婆带娃时，常颠着娃说：“哦，你妈妈不要你啰！你妈妈把你甩给我啰！”

这是在指责儿媳妇没完成岗位职责。

娃还小，她早上出门，婆婆会追出来吼一句：“早点回来哈！”

于是她开车去项目的路上都是包着眼泪花的。出了城，看到大卡车成群，都想把车往大卡车下开——她说她不是想死，是想，如果出了点事，就可以到医院里好生睡个长长的觉了。

早点下班回家，她怎么不想啊，她想得很呐，然而公司项目上也有项目的“婆婆”，还有很多，哪里是她做得了主的？

如果她不能像婆婆希望的那么早回家，那就一定有一场气生。

等她晚上一回家，婆婆立刻把娃往她怀里一甩，让她带着睡觉。她带娃就带娃吧，可婆婆还要两个钟头起来看一次娃，摸到他们两口子的房间，如果娃打被子了，婆婆不会直接盖上，而是使劲一推她，把她推醒：“你才睡得好呢，娃打被子都不晓得！”

那时候地产行业有钱，下班后开会常常是在火锅店、咖啡馆、茶楼、会所，反正一张发票开去，报账就是了。

但这可祸害了梅，她回家的时候，身上总是一股火锅味或者一股子烟味。有一次开完会回家，晚上十点多了，她正在玄关换鞋，斜刺里公婆二人窜了出来，横眉瞪眼，指着她鼻子骂：“你到哪里去了？你莫来豁（骗）我们，你这是上得什么班！？你老实说吧，你就是在外面哪里野去了！”

梅直接就被激得哭了，边哭边辩。老公瘫痪在床玩手机，劝也不劝一句。等她终于抽噎着进屋，老公就甩给她一句：“莫紧到（一直）闹了，睡你的去。”

我记得有一年中秋，公司在一个餐厅里搞团建，大家都在开心地吃喝，梅的老公突然就冲进来了，站在梅面前，秋风黑脸的，那表情好像把自己老婆捉奸在床了一样。梅尴尬地笑着起身，跟着他回去了。后来梅说，那次大概率是婆婆在家抱怨她野到不晓得哪里去了，老公就尽孝来捉人了。

就算梅在公司里和我打擂台时说得一套套的，对着自己这一家子“体制内”，她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明白：在民营地产公司里，高薪是要拿时间来换的；我们是每周都在挨骂的；分解的指标是背在每个人头上、倒计时的；我们晚上睡觉在梦里都是挂着工作的——还有，老板一个风吹草动，项目部就像蚂蚁窝被开水浇了，整个炸了营的。

难怪她当时瘦成闪电，黑得可以暗中保护领导，公司发的最小号的工装，她穿着都空荡荡的。

天选打工人也是人，是人就有磨损。

梅脖子上长了个包，不知道是啥包，要请假去看病。

老总也是个工作狂：“哎呀，项目这么忙，你怎么这时候要请假啊？”

梅软软地顶了回去：“请问项目上啥时候不忙呢？”

在华西一轮轮检查下来，仍然不知道是那个什么包。

还有段时间，梅的一侧眼睑不停地跳，她跑上跑下，用光年假，在华西花了五千块，拿着检查单见到了专家的金面。

专家凑近她，指着自己的眼皮：“你看我的。”

原来专家的眼皮跳得比她更凶。

梅有时对着电脑叹口气：“哎，辞职回家带娃娃算了。”有时压力大了，跑去对着老总一顿哭：“我辞职算了！”

梅要辞职的风声一放出来，大家纷纷请她吃饭，喊她不要走，说着说着，大家都流眼泪了。她要走了，我们就想起了她的好处——她做事是不惜力气的，一起出去“踩盘”，都是她开车，大家一起做事，她不会耍小聪明偷懒。

等大家都请了她吃饭，老总那边却怂了——这么好用的下属，不可能指望HR再给你派一个来。于是她就反过来哄着梅，又把她安慰留下来了，不敢给压力了。梅就又不走了，回到了座位上继续讨我们的嫌，显见得就是来骗饭的。

我理解，梅对公司爱得深沉。她说过，第一次住五星级酒店，是公司出差；第一次吃西餐，是公司搞团建；第一次买苹果笔记本，是领了年终奖；第一次买奢侈品，是去香港学习——这世界华丽精彩的一面，她都是在公司一步步爬上来后才看到的，没有公司，从农村走出来的傻姑娘还在电脑前修图。

2012年，我倒是真生病了，辞职回家养病去了。

梅则迎来她的职业巅峰：有一家上市的地产公司，搞了个卖不掉的大项目，挖她去当营销副总。

那个大项目就像东施效颦的东施，但凡别的项目有的配套，它都要整一个。配套整多了，成本自然就加到房价上了，所以开盘的时候，房子就定下了个卖不掉的价格，从2010年开始，开盘N次，每年都“喜迎三千万的销售业绩”，猎头挖来的几任营销总，都是几个月就卷铺盖了。

民营老板有一点好，但凡认栽，就舍得给钱给位置。猎头挖梅的时候，给的帽子几乎是“营销人”的“顶儿”了，开出的年薪可以一年买一套房。猎头说，之前营销部开会的时候，每个营销总都是海阔天空，思维开阔，做了好多策略，可到了落地的时候，大家都闪了，去找“客观条件”去了。

梅嘴巴不如之前的营销总们会说，但她会执行啊。她的眼睛像电灯泡一样想啊想啊，找所有认识的人聊啊聊啊，最终打定了主意：“澍老师，我想明白了，（房子）价格贵没有关系，只要让别人相信这个价以后还要更贵就行了。得让他们觉得这是‘原始股’，过几年片区发展起来了，这价格更买不到了。”

说干就干，梅以“未来的陆家嘴”为主打，铺开了一场精密的商业软文宣传网。

曾有人给老板献策，要“拉动商会消费”。但一进某个省的“商会群”一看，群里律师有十几个，营销总监有十几个，剩下的是小企业主们，个个都是想去“撬动资源”抱大腿的——这得从哪里“撬动”？

我至今不知道梅是怎么杀进了一个商会核心圈子的，她把商会的某大佬搞得跟自己的亲家一样亲，大佬一挥手，买了“未来的陆家嘴”的三栋房。于是，接下来一年之内，大佬的追随者差点抬了半个组团。

售楼部讲究马太效应，一旦冷清，就会越来越冷清。营销总监的口号是“拉动人气”，真干起来，招数乏善可陈，无非拿着老板的钱请公关公司来做免费的活动。一周“红酒品酒会”，一周“美食品尝会”，和银行、和金融、和各种“高端行业”搞联谊，来的都是“有钱人家”——的保姆和老人。他们闹哄哄地来，打了包就走，看看他们连披萨、糖果都要塞一塑料袋的样子，也晓得绝不是公司的目标人群。

梅想要的是真有实力能买房的客户。银行的“VIP聚会”都被搞得烂大街了，她想要撬动的渠道是二手中介带客——这一招也不新鲜，全城的房产商都想要画个“以后成交了给中介提成”的饼，想凭这么一说，就让中介带二手房客户来一手房看房。但中介可是自己给自己打工的主儿，不见兔子不撒鹰。这么大的房子，不可能看一次就买，难道客户以后自己去买房，还会给中介报备吗？即使报备，谁晓得你房产商认不认账？

穿山甲梅不画饼，她一家家走访二手房中介，一个个跟中介聊。梅的办公室抽屉里有一叠红包，都是她去财务部借的。

“小弟娃，我们不说那些虚的，但凡你有客户愿意来看房，不管成交不成交，你直接到姐这里来领三百块误餐费。”

“我派豪车来接哦，派专业司机，保证给你把客户弄得舒舒服服的，就算他没看上我们的房子，他跟到你看其他的房子，不也多个参照系，更容易成交？”

售楼部门口，一排豪车闪瞎人眼睛，旁边还都站着衣冠楚楚的司机——都是梅去找集团的五星级酒店借来撑场面的。售楼部的门厅，一棵大圣诞树，比王府井商场的还亮。

售楼部内部像个会所，花团锦簇，炫目得跟“金粉世家”的世纪婚礼一样，有晚礼服姑娘在弹钢琴。时不时地，所有的美女销售员就会鼓掌，说：“恭喜签约！”然后，侍应生把盘子端上来，金黄色的香槟冒着泡泡，在场的一人一杯——梅把集团的五星级酒店服务员也调过来了，还有不知道她从啥渠道请来的演员，每天都在“签约”。

集团五星级酒店的车和人，大概都被梅掏空了。“引流”来的“真客户”，看着销售总图上一片红，看着售楼处楼上楼下乌压压的人，再转一转工地，就以为自己喜欢的那套房子少说也有三个人在抢。

梅自己随时在售楼部徘徊，但凡看到美女销售员搭不上话了或被客户问住了，她就自己上了。但凡报纸上商业稿说的，她都认为是真的，似乎忘记了是自己签字发的稿。各种报纸，售楼部都加印了好多份，拿着这些报纸，梅满腹经纶，旁征博引，把这“真山真水的未来陆家嘴”夸得客户连连点头。

不要说客户，我在旁边听过一次，感觉都要眩晕了。梅是真的信她自己这套话术——房价要涨、要涨、还要涨。不管是培训售楼部的美女们，还是我俩自己轧马路，她总是念叨个不停：“你看嘛，真山真水，原生地貌，哪里还有嘛？成都以后房价要每平方两万！现在买到就是赚到！”

我觉得她疯得莫法，翻她个白眼，她就质问我：“成都比杭州差在哪里嘛？”意思是成都的房价是该和杭州看齐的。

我还是“打地鼠”：“差在成都不像杭州有上海当‘靠山’啊！成都如果房价能涨到两万，那咱吃碗牛肉面少说都要一两百了。”

梅：“滚！”

若干年后，成都的房价真的经历了一次暴涨，那时被梅说来的客户，个个都赚了钱。

但梅已经不在那里了。

2025年底，我去“踩盘”，一个国企的售楼部布置了一棵大树，树上挂满红包。我瞥见有中介带客来，销售员就会摘下一个红包，敏捷地塞给中介。

没人知道，这就是梅发明的“中介误餐费”。

我之前写过了，我的前夫是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生病不能工作的时候，他也曾在梅手下当差，做高级经理。

那几个月，前夫意气风发，我的婆婆和公公笑逐颜开，看到儿子回家就像是看到了凤凰回巢，简直不晓得要怎么搞后勤才配得上凤凰了。饭是端到儿子手上的，儿子的鞋子是擦得锃亮的，我觉得婆婆都快像日本那女人一样，每天到门口目送挥别，再进门来个“哈衣！”给儿子送上拖鞋。

前夫回家晚了，婆婆公公就会留足了好菜，再给娃说：“爸爸很爱我们，爸爸是去赚钱养家。”周末梅的公司搞活动加班，公婆就强烈要求我开车带他们去“探班”，指着在活动现场张罗的前夫给娃说：“你看爸爸好厉害。”

我都要羡慕前夫上得这个班了——好些方案都是我在家帮着他做的，我无名英雄一个。

即使这样，在地产公司上班压力还是太大了，才三个月，前夫就被压垮了，抑郁症了，不做了，辞职了。婆婆公公痛得心尖尖都在滴血。

公公还比较克制，只在阳台上叹气抽烟。婆婆则把梅当成靶子，天天咒道：“这个女的才讨厌，你们本来多好的，在大公司上班本来多好的，她要来骂我儿，害得我儿得抑郁症了，害得你们闹离婚！我看她这么的女强人，二天总也要离婚嘛！女强人一个个的都没得好下场！”

她说得好像“要离婚”就是女人最悲惨的下场了。我就给她轰了回去：“你们家里这么多亲戚，这么多熟人，谁会在你儿子不如意的时候给他搭桥铺路找工作？谁会在他抑郁的时候，把公司别的部门都吼到不准给他压任务？谁会每天上班先跑来逗他笑一笑，怕他心情不好？这样可以背靠背的朋友，我这辈子也没得多的，你要咒她，你就别住在我家！”

梅再来的时候，前婆婆已经从我这里搬走了。

她横我一眼：“你娃的情商咋这么低？你就该耍两面派噻，你就说：‘哎呀，哪个晓得嘛，她就是脾气怪，我和她也闹翻了。’这样你们就能过下去了。”

说的，好像“过下去”是我多大的福气似的。

我离了之后，梅偶尔会在下班途中到我家刹一脚，喊我陪她逛门口这条街，去买豆浆机，咖啡机，还时不时采购稀奇古怪的零食。她解释：“我给售楼部小妹子买的，她们在岗时间长，需要补点零食喝点豆浆。”

在网上有个病友群里，告诉了她一个治眼皮跳的偏方，她就跑到陕西的一个农村，找到个卖膏药的。膏药一贴好，她走出村子，阳光炫目，晴空之下，村口的柿子树挂满了艳红的柿子。她默默一颗颗地数柿子，突然发现，多年来扑扑乱跳的眼皮真的不跳了。

那年春节，梅的项目卖了三点六个亿，她一战封神。集团的团年宴上，全体高层捧老板是“伯乐”，梅的笑容像太阳那么亮。

我原以为这是梅事业的起点，没想到却是天鹅的绝唱。

梅的儿子是个“费头子”（爱惹麻烦，让人费心），从小学一年级就是各科老师告状的对象。五点钟放学家长接娃，五点半各科老师还在拉着梅的公婆告娃的状。

告状也没用。

公婆送娃上学，一路不住嘴地叮嘱娃：“老师说话你不要接嘴啊。”结果有一次老师上课时说了个笑话，娃一下站起来，严肃地环顾四周，问同学们：“老师刚才说了个笑话，你们为啥不笑呢？”教室差点被小朋友们笑翻了，老师气得告状都说不清楚话了。

在小区的院子里玩，公婆也看不住娃。一群小朋友在隔壁单元的一楼争论，讨论这家新做的阳光房是不是用的钢化玻璃。小朋友们认为是，梅的娃认为不是。钢化玻璃破了，裂口是圆的，于是娃抓起半块砖头砸过去，玻璃哗啦啦啦碎了一地，都是尖锐的玻璃碴。

“看吧！我就说不是！”

还有一次，梅给娃请假带全家到海南去玩，老师再三叮嘱梅要“低调”。可等娃一回来上学，天啦，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个个同学都知道了海南是多么好玩的地方，个个回家都找自家爹妈哭闹要去看沙滩和贝壳。

五年级下学期，娃的小腿摔骨裂了，梅的婆婆公公不会骑车，没法再送娃上学，于是梅请了一个月的假，用尽了她所有加班的调休。她每天把娃背上教室，自己在教室最后一排坐着陪读，但凡娃拉着前面的小朋友说话、给后面的小朋友传纸条、还要去拉一下同桌小姑娘的辫子时，她就弯腰潜伏过去拿毛线针敲敲娃的小手，娃就消停了。放学，梅再把娃背回家，守着娃把各科作业都做了。

这学期结束时，娃的成绩扶摇直上，娃的班级居然也破天荒得到了流动的“纪律红旗”。班主任把梅一顿表扬和感谢：“全靠XX的妈妈坐在这里，我们才第一次得到了红旗！”

娃小升初时，成都搞起了“五五分流”，菜市场中学的孩子很有可能考不上高中，考不上高中，那就只有去职高，去职高，在市民阶层看来，就是“完啦”。梅转头就带着娃去看这个片区的对口中学。娘俩走过买菜的摊子，绕过杀鸡的杀鱼的水坑，菜市场中学的入口就在里面。时间正好快放学，但有一批孩子却被扣下了，估计是各个班的差生。他们低着头，梗着脖子，一个中年老师在恨铁不成钢地骂人。

娃的眼睛暗淡了。

梅再带娃去看成都最好的私立中学，在新区，寄宿制学校，学生们穿着像英国中学那种校服，看上去就有范儿。新教学楼在斜阳下闪着光，大田径场跑道红彤彤的。

娃的眼睛又亮了。

梅正视着娃的眼睛说：“如果你想要读这里，你愿意刷题，妈妈就辞职陪你读书，保证你读上好中学。”

就这样，梅提出了辞职。“伯乐”老板都被惊动了，出来接见她，把她的年薪再往上拔了一下，还问她对薪资还有啥想法——营销副总已经是“位极人臣”，不可能再升了。

我跑去劝梅。这次，梅的婆婆是笑眯眯地赐饭。梅带我到楼顶喝茶，那里被她婆婆开出了一片碧绿绿的菜园子。

“待会儿吃饭你莫要挑素菜，素菜是婆婆专门给我娃种的，特供我娃的。”她叮嘱我。

那还用说，我早发现了，她家饭厅里有张桌子，盖着白纱布，里面是专用的碗和专用的杯子。梅的娃放学进家，她婆婆马上就放下给我倒水的瓶子，从白纱布里拿了杯子，烫了，再端上来另外烧的水，放在风扇前晾着，一套流程就像卫生院在消毒。

我和梅坐在一株三叶梅下面喝茶，微风吹下皱巴巴的粉红小花朵，散落在我们的裙子上。

梅告诉我：“我们平时做的项目，无非就是卖房子，那赚的都是钱。我现在回家，是要做我儿子这个大项目，百年树人，这个才是大项目。”

梅的逻辑是，“自己的事再大都是小事，娃的事再小都是大事”。

那天的饭桌上，气氛和谐无比，大家笑得像朵朵花。

“钱，钱算啥嘛，我孙儿三代单传，他有出息才是真的一辈子的事。”梅的婆婆说。

“我们家，只有她才搞得定娃。”梅的公公说。

梅的老公在金融机构工作，还做着投资，说话就像巴菲特一样自信。巴菲特一开口，梅就把筷子放下，目光专注地听，也不插嘴，好像公司开会时“洑上水”。饭吃完了，巴菲特把碗往前一推，“你们慢慢吃”，自己进屋刷手机去了。

我经历了失业、生病和离婚一条龙，那时想事情习惯往坏处想。做贤妻良母好是好，可万一离婚了咋整？等梅送我出门，我就找出了一句好听点的话来说：“现在房子涨得这么好，你要不先认购一套项目的花园洋房再辞职？把贷款拉满了。你工作这么多年，就只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都不像业内人士了。”

我的算盘是：梅虽然这些年赚钱厉害，但花钱也很凶，给婆婆打的红包都是厚厚的。她“升官”的时间不长，腰包并没有一般人想象得厚。如今要回家当贤妻良母，好歹把自己的财产划出个“护城河”来呀。现金不够，债务来凑，我就是小人长戚戚。

梅则是君子坦荡荡：“婆家有七八套房呢，他们不赞成我再买房了，我之前在项目上排的号，都被他们鼓捣（强迫）去退了。我想也是，买多了房子也住不过来。我的钱就交给老公做投资，他是内部的，有消息。”

话说得，就像她是一条小溪流，要融入婆家的大江大河。

说不赢梅，我只好往好处想：也好，贤妻良母的岗位职责无非就是做事带娃。她辞职了，居家的“在岗时间”总能刷够了，婆婆会对她满意的。搞好了娃，家庭可以给她的收益，说不定比公司可以给的大得多呢。这么殷实的家庭，她又生下了三代单传的儿子，这次该能讨到婆婆的欢心了吧。

敬业的梅走“贤妻良母”这个赛道，也是超卷的。

她辞职后，我就很少见到她了。每次见她都需要预约，至少提前一周，比她搞的顶级别墅样板间的参观还要难约。我们略略逛逛街，匆匆吃个饭，凳子都没坐热，她就掐着表——“哎呀娃要放学了”，“哎呀婆婆要去医院了”，然后风一样地消失了。

如果我去家里看她，她也是在厨房里不停手地做活。土豆丝切得像豆芽那么细，无骨鸡爪做得和馆子里一样好吃。她的娃喝水不再经过消毒程序了，吃饭也不再是“小菜园”特供了。饭桌上，一家人和和气气的，梅要把饭递到婆婆公公的手上。她老公喜欢吃的菜，她去吃过一次，就可以在家用高压锅原封不动地复刻了——嗯，要抓住老公的心，必先抓住他的胃。

大家吃完，娃就跟着爸爸刷题——巴菲特当年从学校直接分进金融机构，是家里读书最多的人。

当时碧桂园的广告是“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我看，梅就直接提供了一个五星级的家。

“老人煮给我吃，咋个好意思呢，我年轻，多做点该的嘛。”梅在家里忙归忙，但不像之前上班想着家里、在家里想着上班那么焦灼了。

梅说，小时候她妈妈也是这样的，在家里做个不停，做完田里的活儿再做家里的活儿，等爸爸和哥哥从政府下班回来，开一桌热腾腾的饭。如果爸爸和哥哥不回家呢，她们娘俩吃洋芋稀饭就可以了。只有男人回家，才会做有肉的菜。她妈妈常常一边教她做事一边骂她：“你看你这么笨，以后嫁了人要遭公婆打死！”好像养个女儿就是为了长大去合公婆的心意似的。

梅的父母在她二十二岁就都过世了，如今梅在家里天天上桌四菜一汤，放下锅子拿笤帚，想必她妈妈在天上看到一定是满意得不得了。我站在厨房看她忙前忙后，想，她要是投胎成个男的就好了——我前夫当个“高级经理”都被自己父母捧天上了，梅要是个男人，当个几十万年薪的副总，全家人该跪下唱《征服》了吧？没有人让副总辞职来拿锅铲的。男人赚钱，全家支持，女人赚钱，倒欠了全家一个陪伴。

2016年，成都的房价经历了一轮暴涨，当初被梅说进“未来的陆家嘴”的客户，个个都赚了钱，自然又带来更多的富人朋友投资置产。梅之前打的“窝子”终于引来了大群大群的鱼儿，接了梅营销工作的副总笑得合不拢嘴。我听说，副总手下的销售经理光提成都拿了百多万，更别说副总本人了。

当时二孩政策还没放开，我俩的前领导的老公非要二娃，她也只好辞职在家生。她乌鸦嘴地断定：“你看梅这搞的啥事呀，地产这事看圈子、看运气，等她娃上了好学校，她再要找工作，她就赶不上趟了。”

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有点肉痛，梅却一笑而过。她说，放弃了就是放弃了，就不往回看了，她家的“大项目”，估值“起码一个小目标”。

第二年秋天，梅的娃考了省内最好的私立中学。在本地人看来，进了这中学，就有七成的概率能直升高中，进了高中，那就是进了一本的保险箱。

梅的脸上飞了金，就像吃了仙丹一样高兴。娃金榜题名，在她看来，就像她自己把小时候没好好念的书又念了一遍，然后考上985、211，戴着学士帽毕业，满腹经纶地走向人生巅峰。

值了值了，一切都是值得的。

娃如愿上了好初中，梅的后院就起火了。

巴菲特本来是甩手掌柜。家之前是爹妈的，后来就交给老婆了。娃交给老婆带，爹妈也交给老婆去孝顺，他就只管上班，只管投资。等娃去初中寄宿了，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一问，总是去参加同学会。中学的，大学的，连小学的同学他都要见见，七八个人是聚，四五个人也要聚。过去很宅的人，突然爱上了社交。

这也太反常了吧？

有一次老公在房间里打电话，梅抱着一堆屋顶晒过的铺盖就跟进房间，她把铺盖放进柜子里，里面夹着一个开着录音模式的手机。

回头听录音，先是两个人腻歪一番，然后电话那头的女的说：“你到底啥时候和你家黄脸婆离婚？”男的推搪着，哄骗着，说：“你就把她当个免费的保姆嘛！”

梅在露台听完录音就爆炸了，她冲进厨房，拿起菜刀就往自己手腕砍，一连砍了好几刀。巴菲特吓得脚都软了，送她去医院缝针，发誓要和外面的女的断了。

令人暖心的是，公公婆婆也在旁边抱怨儿子。

我不太会安慰人，梅也不需要我安慰。她到我家，抱着我的电脑，用我和她的两个手机，注册了N个小号，把线索一点点理开——同学会的照片，总会有同学发的，各组照片里，有个浓妆的女子一直出现，二三十岁，笑得花一样娇艳。

梅翻遍好多个微博和QQ空间，终于锁定了嫌疑人的社媒账号，点进去一看，满满的都是两人cosplay的照片——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词——有的是巴菲特扮演国军的军官，女的穿旗袍化浓妆楚楚可怜，好像是被军阀抢了亲；还有巴菲特穿着病号服坐在轮椅上，女的穿着护士服推着他，好像梅的老公已经病入膏肓，两个人要生离死别似的。

“现在年轻人都不讲个吉利的吗？”我说。

女福尔摩斯扒完照片的时间线，眼睛里的光熄灭了：“看来，我说要辞职陪娃读书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了。当时他是赞成我辞职的，如果我没带着他的娃，他可以怎么对我都行。但我带着他的娃，他就没想过，他起了二心，我又辞了职，我们母子以后生活会很狼狈吗？”

我也不明白啊！梅本来可以在公司往上爬的，她往上爬，弄到的钱不都是这个家的吗？不都是给他们三代单传的娃吗？像梅这么能干的女人，公司要喊她干活，年薪得开几十万。家庭要喊她干活，只需喊她一声“妈”。

怎么就不算一下这个账呢？

巴菲特的“要和外面的女人断”的誓言并无效力。我和梅一起去咨询过律师，是我过去的同事。

听到梅没有工作、手上的钱也都交在老公手上在投资，女律师字斟句酌地说：“他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他在外面有人，就不该享受你提供的服务。不要说是结了婚，就算两个人是在谈恋爱，这样也是不道德的。”

谴责归谴责，打官司的话，女律师却“不建议”：“‘投资’是很难说的，我建议你放弃娃的抚养权，换得对方自觉地把你的钱还给你——一来，对方三代单传，不会把娃让给你的，二来，你现在没有工作，争（抚养权）也争不过的。”

女律师不肯收钱，梅就下单了盒车厘子送她，两片被秋风吹的落叶飘出了律所。

婆家的房子再多，梅也总不能去分，要分只能分她的小房子。

在公司“洑上水”，公司是给钱的，公司想把我们开了，也要出N+1的。在家里“洑上水”，干活都是应该的，男人想把媳妇开了，媳妇拿得回自己的钱就不错了。那时候我以为世界就只有一本《婚姻法》，直到若干年后看一份外国法官的离婚判决书，读到“如果一方曾经为家庭放弃了工作、学习的机会，那么离婚时，这人应当得到补偿……一个中年女子，是不可能去和刚毕业的女大学生竞争工作岗位的，她为家庭放弃的机会，永不会再来”，就像被扎了一针。

梅出门来当福尔摩斯时，仍然在家里某个角落丢下个开着录音的手机。回家后，她听到婆婆和公公的长吁短叹。

婆婆在叨叨自己的儿子：“我就说你真的哈（傻），弄个外面的女人，这个女的又年轻又没得正经工作，以后全要靠你的，不晓得你搞这些事做爪子！你总要把你工作耍脱了才高兴嘛！”

梅说，她听到这里，还心里一暖。

巴菲特是全家供起来惯了的，才不得接受爹妈批评，还嘴道：“哦，你就一天咒我嘛，我工作耍脱了的话就是你咒的！”

婆婆怒了：“我哪儿有这个能力咒得到你！我如果有这个能力，我就咒梅死，咒她马上死！”

仿佛一刀穿过胸口，一直撑着梅的那口仙气，就此散掉了——是啊，她如今无父无母，她要死了，财产直接归这个家庭了，纠纷也没了，这才是婆家的最优解。

很快的，安安静静的，梅的老公也变成了前夫，她分到了自己赚下的、在原来公司项目上买的小房子。她拿回了多少自己的钱，我没敢问。

她的娃有一段时间被大人们合谋，蒙在鼓里，梅也是离婚没离家。春节，一屋子心怀鬼胎的大人假装看春晚，娃在领压岁钱时突发一阵乐观的幻想，跟同学说：“我的爸爸妈妈要是离婚就好了，他们都去各自结婚，新的爸爸妈妈过年就会给我红包，他们的爸爸妈妈也会给我红包，那我的红包就翻了几倍啊！”

娃这个愿望，没等到那年儿童节就实现了。梅告诉我：“我说不忙给娃说我们离婚的事，让娃开心过最后一个儿童节，但那个女的要喊他出去耍，他马上进屋给娃说了，我听到娃‘啊’的惨叫了一声，像是他心窝挨了一刀。”

说完，她转头去看路边的炒货摊子，我拐进了隔壁的花店，我知道她一定是哭了。

我不贤惠，离婚了我认栽，但梅这么贤惠也得认栽，我真不服。

有一次轧马路时，梅说：“娃的奶奶之前给我说，你还是要注意收拾打扮自己，‘要抓住男人的胃，还是要抓住男人的心噻’。她说得我好像是个旧款iPhone，好生收拾打扮就可以比得上新款一样。尼玛，老款再保养，也比不过新款呀！”

还有一次，梅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如果老子高中毕业就去超市站柜台，每个月赚个两三千，他们一家像这样弄我，就只有一包耗子药下到锅头大家都不活了。幸好老子不是站柜台的哦，工作重新找就是了，自己一个人过还清闲些。”

我只能感叹，女强人离婚了也是女强人，弱女子离婚了，搞不好就是社会新闻。

离婚后，我们感到一种难言的轻松，好像是乌龟爬出了沉重的乌龟壳，又像香槟的气泡，咕嘟咕嘟地直往上冒。

梅就在我家改简历，打电话，要重回职场。没人等她回去煮四菜一汤，也没人等她接送医院了，她不用再掐着表。我以为她已经无可再瘦，可她却瘦出了灵魂的轮廓。

就像乌鸦嘴上司说的，梅被她的高中文凭碍住了。之前的项目肯定回不去了——“伯乐”老板被她的辞职下了面子，新人副总又把位置把得铁紧。去新的公司面试，常常是她谈得老板两眼冒绿光，转头人事部一看学历，就跑去给老板委婉“建言”了。

梅要再去大公司当总监是不可能的。就算她愿意从经理干起，那总监又要拼死抵抗了——卧榻之侧，岂能容这样的经理觊觎？

我严肃地说：“我为这些公司伤心，他们不知道他们遭受了多么巨大的损失。”梅就笑得咯咯的，再约猎头去了。

那段时间，我们甚至有时间带娃们看动画片了。有次，屏幕上一群小乌龟要到海里去，沙滩上海鸥遮天蔽日，掠食者呱呱叫着，冷不防就是个俯冲就叼走一只。但小乌龟们在沙滩上还是奋力唰唰往前爬，不抛弃，不放弃，一鼓作气。

影院灯亮的时候，我们两个眼睛红的鼻子窸窸窣窣的。

从2016年到2020年，梅辗转在小地产公司的各种“轻奢”“高奢”“定制”项目，把四川盆地走了一圈。营销总监可以当，销售指标也可以背，但领导一开始骂人，一开始向她发泄压力，她立刻就辞职了，哪怕项目提成忍到春节就可以拿，她也能在十二月说走就走。

“人这辈子，吃得到多少用得到多少呢，不就求个自己心里好过吗？”

后来，梅收养了一条流浪狗，很乖觉地对她脚跟脚，也不上床也不上桌子。每次她去给儿子送饭，狗就乖乖地在路边帮她守着包包。别人逗狗，狗一步都不走开。她回来，狗高兴得尾巴都要摇断了。

我说：“你的狗狗好懂事哦，比人还懂事。”

她白我一眼：“嗯？人怎么配跟狗比！”

“说话累，见人累。”

梅不再参加聚会。她曾经像穿山甲一样到处钻，现在她手机一换，微信也换了，任谁约她也约不出来。即使是我要找她，也是很难找到人。她之前的车，跟个出租车似的，几年开了几十万公里，卖了。她去考了个摩托驾照，戴着头盔掠过路上堵得严严实实的豪车，呼啸而去，像风一样自由。

她的小房子有个小露台，绣球圆嘟嘟的，紫藤一串串坠到了楼下邻居的窗子。她还不知道在哪里搞了一块菜地，等她有心情浮出水面的时候，就会突突突骑着摩托出现，扔给我一堆有虫眼的蔬菜，或是在老乡家分到的、挂在灶台上烟熏得滴油的腊肉。

有一天梅说，她要去K家打工，兴兴头头就去了。K家是不看文凭的，功夫全在手上。她赚着一小时不到二十块的时薪，卷着各种复杂的饼饼，就图个和年轻人热热闹闹，说话全靠吼。这体力工作一来不用再看手机，二来锻炼了身体，就跟健身房似的，而且这个健身房还给她付费。

梅说起来眉飞色舞。

我带我妈去吃汉堡，梅戴着头套，从厨房里伸出头来对我一笑。我看着手里的鸡腿堡，分量都把盒子撑得裂开了，心想，这一定代表着西南地区汉堡的最高水平——酥香化渣，就像我二十三岁刚来成都，第一次吃的时候那么觉得惊艳。

在K家，大学毕业生是可以往管理转的。一起卷饼饼的胖小伙子得意地跟梅说：“梅姐，我下个月就是见习管理层了哦，你以后要对我好点哈。”

梅卷着饼子头也不抬：“那你要对我好点哈，否则我每天把‘牛五方’给你卷成‘鸡腿堡’，让顾客投诉你。”

小伙子：“好嘛，我对你好点。”

梅的娃还是有点智慧，知道谁是亲妈。高中时，他搬回了梅的小房子，奶奶爷爷那边，没有大事不登门。

等到梅的前夫奔五了，突然发现了有个成年儿子的重要性了。团年时，娃说，他爸爸就跟霸道总裁似的，说：“你每个月回来陪爷爷奶奶说话，我一次给你三千元。”当年推轮椅的新妻一直没上班，在家带着娃的妹妹。妹妹四岁了，娃问小妈为啥不送妹妹去幼儿园，他爸爸眼睛一瞪：“她、她爹妈都在我屋头耍，三个人不带娃做啥子？为啥还要花钱上幼儿园？”

梅听了，微微一笑：“他之前嫌弃我要上班，没法在家带娃，又嫌弃我父母双亡对家庭没有帮衬，现在好了，他想要的都有了。”

她给儿子说：“你回去看老人嘛，对老人好，也是你的福报。但是钱不该收，你自己现在也赚得到钱，亲情不该用钱来衡量的，你收了你爸爸钱，这就变成个交易了。”

见儿子不想听她的，也就住嘴了。

后来她给我说：“没办法，年轻人正是物欲旺盛的时候，这也是他自己的因果。”

一年春节团年，梅的哥嫂一阵密集轰炸，劝她还是要找个人一起过，否则老了一个人孤单。尤其是嫂子，叽叽呱呱没歇气：“总要当个完整的女人噻！”

梅埋头吃菜：“就算找个人一起过，那两个人也不能同日同年死，到最后还不是总有一个人是孤单的？人活到后头，总是一个人的。”

我在旁补刀，说我坐飞机出差，在候机室里听到一个油腻的中年男人在煲电话粥，大概对方在问他的感情状态，他懒洋洋的，摇着穿皮鞋的脚尖，轻蔑地说：“我咋可能在意她嘛，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婆娘。”

她嫂子都被堵得没话了。

梅说：“女的到了这年龄，再找，就是给人家去养老的。年轻的时候都没碰到合适的人，难道老啦还运气来登（达到顶点）啦？”

室外烟花爆竹，火树银花，室内的梅，像老僧入定，无喜无悲。以前她脖子上莫名其妙起的包包，不上班的时候又莫名其妙消了。但她又得了“干燥综合征”，她身体里的水分好像都蒸发了，眼睛缺少眼泪，要热敷，要滴人工泪液。

真希望她再遇到一个偏方。

口罩之后，地产一路跌跌跌，都快树倒猢狲散了。好些同事失业，有合伙开“新概念餐厅”的，有加盟连锁创业的，还有自己搞个小院子开民宿的，干啥的都有。他们“绷起”，相信有一天会重回巅峰，打工时攒的钱哗哗往外流。

有一次梅和我一起出来见前同事，男的，也是个70后，失业近五年了。最近他浮出水面来社交，踌躇满志的，皮带都是有标志的，还带着个年轻姑娘，颜值起码是七分的。

泡上茶，他开始吹完当年吹现在，说明年要结婚，要再生一个娃。姑娘就娇羞地笑。

他又说，要到姑娘的家乡搞个院子：“院子搞狗舍，还搞茶社，咖啡社，总之让狗寄养得宾至如归，让主人们在此谈天说地，成为个‘社群’！”

他说得姑娘的眼睛亮亮的，我和梅听得心脏都提起来了。

等到姑娘好不容易去上厕所了，我：“那你之前欠的经营贷怎么还？”

梅：“那搞院子的钱从哪里来？”

我们又一起问：“一个院子里如果有几十条狗，那味道能好吗？你这院子是打算搞个‘鼻炎患者社群’吧？”

后来梅该退休了，我陪梅回家乡办退休，遇见柜台的办事员搞官僚，和她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在办事大厅力压“群雄”（《我的“县城婆罗门”闺蜜 | 身边Ourlife》）。出门，我夸她：“你还是可以噻。如果是我和前夫来，他可能一路都在劝我算了。”

“算了，总比我前夫好点，他肯定一路都在说我这不对那不对，回家就往床上一躺，累得莫法，等我把饭煮出来吃了，碗一放又回去躺倒，嘴巴头还在批评我不对，早就该去找人，不该闹。第二天我还得自己去找人。”

说完，我们两个嘿嘿笑了，就像捡了一坨钱。

有时候我们两个悲惨的、被抛弃的离异妇女也在总结失败的原因。

我说：“我发现，男的到了中年是有性别红利的，离了找更年轻的。女的如果结婚时傻得啥都不要求，不行使自己的性别红利，就相当于签个合同一没收定金二没约定违约金，那就别怪男的毁约了。”

梅也说：“我发现，泼妇的老公往往是好男人，又干家务又接娃娃；反而是那种把老公很当一回事的贤惠女人，家务抢着做了，也不管老公的钱，也对老公不说一句重话，她们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可能人性就是贱的，就是惯适（四川话，使人习惯于惰性或依赖）不得的。”

我们两个偏激的女人对望一眼，像是看透了女性的世界线。

（文中人物为化名）

编辑 / 许智博

* 文章版权归爱奇艺 · 身边工作室所有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作品声明：仅在头条发布，观点不代表平台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