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批穷兄弟，常遇春死后追封王，李善长七十七岁族诛

《明史》开国功臣列传里，有一份隐藏的账单。

徐达：洪武十八年卒，追封中山王。

常遇春：洪武二年卒，追封开平王。

李善长：洪武二十三年，以"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大逆不道"论罪，族诛，连坐七十余口。（《明史·李善长传》）

刘基：洪武八年卒，《明史》载其饮胡惟庸所赐药后，"有物积腹中如拳石"。

汤和：洪武二十八年，以寿终，追封东瓯王。

同一批在至正十二年（1352年）起兵的人，结局写在各自列传里，白纸黑字，相去悬殊。

《明史》的赞语对朱元璋的功臣政策有一句话："鸟尽弓藏，信乎其难免也。"

这八个字，是史官对这份账单的最终注脚。

一、起点：至正十二年，濠州

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投奔郭子兴的义军，时年二十五岁。《明史·太祖本纪》载，他此前"游食江湖，三四年矣"，父母、兄长皆死于饥荒与瘟疫。

《太祖实录》与地方志均记载，朱元璋起兵时，徐达、汤和、周德兴、郭英等人先后聚拢，皆为濠州（今安徽凤阳）乡里，多为同乡旧识。

《明史·徐达传》载徐达"与太祖同里闬"——同乡。《明史·汤和传》载汤和"与太祖同里，幼相得"——幼年相识。这批人的起点，是同一块土地上的贫民，共同的出发点是饥荒中的存活，而非政治理想。

这是《明史》对这段历史的基本叙述框架，没有更多浪漫化的记录。

二、常遇春：死在洪武二年，《明史》说这是他的全部结局

洪武二年（1369年）七月，常遇春在北伐途中暴卒，地点在柳河川（今河北龙关附近），年四十岁。《明史·常遇春传》记其死因为"卸甲风"，即急病，非战死。

《明史》对朱元璋闻讯的记载是："帝闻之，大为震悼，赐葬钟山之阴，追封开平王，谥忠武，配享太庙。"震悼、亲赐谥号、配享太庙，这是正史里记录的全部表达。

关于常遇春此人，《明史》有一句评语留存至今："遇春性鸷猛，好杀降。"（《明史·常遇春传》）打衢州、打洲，杀降之事史书多有记载，亦是《明史》明文批评之处。

常遇春死后，其子常茂封郑国公。然而《明史·常茂传》载，常茂后因"擅伤冯胜"事被削爵，发配龙州，洪武二十四年卒于贬所。父亲死得早，儿子的结局也并非平顺。

所谓"死得早是福"的说法，后世史论中有人持此观点，逻辑基础是同期功臣的集体遭遇。但这是后人的分析，不是史书的判断，须加以区别。

三、李善长：七十七岁，《明史》记下了那道罪名

李善长是朱元璋起兵时最早的文臣谋士之一。《明史·李善长传》载，他"佐太祖定天下，功甚大"，洪武元年（1368年）授左丞相，封韩国公，位在众臣之首。

《明史》同时记载了他的退场：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以病致仕，退归乡里。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爆发。《明史》载，李善长之弟李存义为胡惟庸姻亲，株连被发配。李善长本人此时未被追究。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事情发生了变化。《明史·李善长传》记载，李存义之子举发旧事，称胡惟庸谋反时曾告知李善长，李善长"不发"——知情而未举报。

朱元璋据此定罪，罪名是史书明载的原文："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大逆不道。"（《明史·李善长传》）

《明史》同时记录了一个背景：李善长时年七十七岁，离朝已逾二十年。《明史》的史官对此案有所保留，传末载"论者谓善长以元勋功，以卑事微谨处，得存于时"，然而结局还是族诛。

连坐者七十余口，《明史》有明载。

四、刘基：《明史》写了那碗药，没写结论

刘基（字伯温）于洪武四年（1371年）主动致仕，归青田（今浙江青田）。《明史·刘基传》记载他此后"韬晦"处世，极少与朝廷往来。

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刘基病重。《明史》的记载是这样的：

"惟庸为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明史·刘基传》）

这段话需要仔细读：史书写了饮药、腹中硬块、涂节事后举发胡惟庸时"并谓其毒基致死"——是涂节的指控，不是史书的定论。《明史》用了"云"字，是转述，而非确认。

是否毒杀，《明史》留下了悬案，未作最终判断。

同年三月，刘基卒于青田，年六十五。

《明史》对他的总体评价是："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

他儿子刘琏的结局，《明史》亦有载：洪武十三年，刘琏与胡惟庸党争，被逼坠井而死。刘基临终的嘱托，史书未载详情；结果，史书写得清楚。

五、徐达：《明史》只写了一句话，蒸鹅的事不在其中

洪武十八年（1385年）二月，徐达卒，年五十四岁。《明史·徐达传》记其身后："帝为辍朝，以王礼葬，追封中山王，谥武宁，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位皆第一。"

《明史》关于徐达之死，正文仅有"十八年二月，病笃，遂卒"八字。

背上长疮之说见于《明史》，载其"背疽"——这是有史料依据的病情。

至于蒸鹅一事——正史《明史》无一字记载。这个故事见于明代野史笔记，最早流传版本出处模糊，历代史家对此存疑。疮疾忌食发物是医学常识，鹅肉属发物，两者结合成为民间流传的说法，但这一说法的来源不在正史之列，须明确区分。

所以徐达之死，正史只给了我们"背疽"与"病笃"，蒸鹅是民间传说，不是史实。

六、汤和：《明史》记下了他的请退，也记下了朱元璋的反应

汤和在《明史》中的最后一段，与其他功臣形成了鲜明对照。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汤和年老，主动请退。《明史·汤和传》的记载是：

"帝大悦，立赐告归，以千户卒二人从。赐第凤阳，增置守冢户。"

"帝大悦"三字，是史书给这次请退的定性。

《明史》同时记载，汤和归乡后，"不预外事，弄孙为乐"，并且随年岁渐老，不能言语，朱元璋曾亲自赴凤阳探视，与之"叙故旧，唏嘘感慨"。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汤和卒，追封东瓯王，谥襄武。

《明史》对汤和的评语是："和晚而益恭慎，是以获终。"（《明史·汤和传》）

"晚而益恭慎"，"是以获终"——史官用这六个字，概括了汤和与其他功臣不同的结局。

这不是后人的分析，是《明史》的直接判断。

七、《明太祖实录》里的一句话

朱元璋在《明太祖实录》中留有一句话，原文是："朕起兵四十余年，戮力天下，非为私也，为生民也。"

这句话的背景，是他为自己一系列处置功臣的行动所作的解释——天下是为天下人打的，不是为任何一个人或一批人打的。

《明史》的史官对此有自己的立场。在《明史》的赞论中，史官多次提及开国功臣的集体命运，并以"鸟尽弓藏"作为概括。这是史官的判断，与朱元璋自己的表述形成了对照。

两种叙述并存在史书里，后人如何取舍，各有各的答案。

八、《明史》最后记录的数字

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案，《明史》载"坐党死者三万余人"。

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明史》载"坐死者万五千人"。

这两个数字，加在一起接近五万。

《明史·太祖本纪》对洪武年间的这两次大案有完整记录，时间、罪名、株连范围，都在史书里。

至正十二年，濠州，一批穷苦乡里聚在一起，开始了一场改变王朝格局的战争。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驾崩。

《明史》没有记录他驾崩前说了什么。史书给他的盖棺是：

"在位三十一年，年七十有一。"

那批濠州的穷兄弟，有人死在沙场，有人死在诏狱，有人死在刑场，只有汤和，死在床上，七十岁。

《明史》对汤和结局的六个字——"晚而益恭慎，是以获终"——大概是整部洪武功臣列传里，留给后人最深的问题：

在那个时代，"恭慎"，是保命的道理，还是一个人能做到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