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发反犹言论，德学院护短称学术自由，部长市长却逼院长辞职

杜塞尔多夫的问题，并非仅仅是杜塞尔多夫的问题。这所城市目前发生的状况，在其他地方也曾上演过类似的情景，并且未来依然会重演。在其他地方，情况通常是这样的：一所高校宣布举办一场活动，而部分学生认为该活动不应举行。于是，他们无视自己也受其保护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试图阻挠活动的进行。

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情况却恰恰相反：学生们宣布举办一场活动，而另一种声音认为该活动最好取消。高校管理层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因为这场活动同样有权主张学术自由。事态随之升级，并且往往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将学术机构的危机处理和公关能力推向极限。这并不罕见。罕见的是，目前在杜塞尔多夫发生的升级程度。杜塞尔多夫的问题，终究还是杜塞尔多夫的问题。

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高校的自治权同样被写入了州宪法。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院长多娜泰拉·菲奥雷蒂受到猛烈批评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她将公众排除在由巴勒斯坦艺术家巴斯玛·谢里夫参与的学生闭门活动之外。这位电影制作人曾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反犹言论，并使用了加沙武装组织的术语。菲奥雷蒂对此未作明确表态，而是以艺术和学术自由为由驳回了针对她个人的指控。在细节上，她承认了错误，但在原则上，她坚持让活动举行的决定是正确的。谢里夫受邀是为了谈论她的电影，而不是她的政治观点。但这两者真的那么容易剥离吗？

即便是自由权，也并非毫无限制。但由于这些权利本质上是旨在防止越权行为的防御性权利，因此，什么样的情况才能构成合理的限制，就成了一个尤为关键的问题。当杜塞尔多夫市长斯特凡·凯勒，作为公民请愿书的当然接收者，第一个在要求菲奥雷蒂辞职的公开信上签字时，这是否已经构成了一种越权行为？还是仅仅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当科学部长一边宣称尊重艺术学院的自治，一边却又尽其所能地损害其院长的声誉时，这两者又该如何自洽？

在刚刚发布的国际学术自由衡量标准“学术自由指数”中，德国的排名再次下滑。对科学部部长贝蒂娜·施塔克-瓦青格的傲慢举措记忆犹新的德国大学校长会议，刚刚发出警告：“像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这样的事件，不应引发质疑宪法赋予的高校自治权的政治条件反射。”

“拆解它”，谢里夫在她一篇引发争议的帖子中写道。其言下之意是：拆解、摧毁以色列。因此，她言论中的反犹太主义色彩是毋庸置疑的。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多娜泰拉·菲奥雷蒂犯了错误。但这二者叠加在一起，就足以成为质疑学术自由的理由吗？学术自由的敌人已经够多了。即使出于合理的义愤，也不应将把柄交到他们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