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修攀岩鞋十三年，不断退隐的人

在攀岩圈，几乎没人不知道黄山。他们常会听到这句话：“费用不着急。晚点我们会给你提供明细”。这个「晚点」，是一个很模糊的时间：有可能是一周、一个月，甚至是一年。

于是，客人们只能追着付钱。一位岩友分享道修鞋经历：鞋龄一年半，平时以难度野攀为主，偶尔抱石。近一两个月开始出现破洞。趁着鞋头还没磨穿，寄去黄山修鞋工作室，顺便把底换成更耐造的材料。速度很快，四天就修好寄回。

“但说到付钱，黄山客服就消失了。果然，收钱一点都不积极。”

带着岩友们的疑问，《户外探险》来到了黄山岩鞋工作室。黄山笑着说，仅仅是太忙了，忙到没时间收钱。

“总有人催我收钱，说找不到人。白天，我都在工作室修鞋，很少看手机。我只能集中在某一个时间段，去查账本、对编号。有时候，晚上也很累了，更不想看手机了，所以就回复得很慢。”

撰文｜赵景宜

编辑｜玄天

设计｜周末

图片来源｜新辰

本文为《户外探险》原创内容

收到鞋，满意了再付款，这是早年定下的规则。那时，黄山修鞋还在摸索阶段，很多尝试都是第一次：这块橡胶厚一点好，还是薄一点好？换底之后，脚感会不会发生变化？脚尖、前掌、鞋头的每一毫米变化，都可能造成攀爬时的失误。有时，外观看起来没问题，客人一句“不太对”，这双鞋就算修失败了。

除此之外，鞋子只有修复后，才能知道价钱。有些鞋带断了，有些局部开胶，有些需要直接换底。往往，鞋外表看起来是好的，但里层已经开始碎裂。“拿到鞋之后，发现鞋头已经薄得像纸一样，只换底是不够的，还要加鞋头维修。根据工序、材料的不同，才能最终确认价格。”

从2013年开始，黄山修过了三万多双攀岩鞋。如今，工作室有了徒弟，但仍很难处理越来越多的攀岩鞋。每一双鞋修完后，黄山要亲自参与最后检查工作。随后，他还要完成登记、核对，并安排发出快递。

这种忙碌，反而凸显出了黄山的缓慢，一种近乎于植物的特性。随着我们访谈的深入，我总会感觉到，尽管送到工作室的鞋不断增多，黄山却似乎在过着一种“不断退隐”的人生。退隐，并不意味着位居边缘，而是一种循例着惯性的生活。

故事要从北京说起。2001年，在西单文化广场的人工岩馆，21岁的黄山第一次伸手，抓住了岩点。不久后，他听说在北京白河有野外岩场，便一头扎了进去。从那以后，他成了白河的常客。

高中时，黄山就喜欢爬山。大学来到北京，正赶上了国内户外运动野蛮生长时期。徒步、露营、登山、攀岩，各种资源与信息不断涌现。黄山回忆说，那段日子就像“掉进了蜜罐里”。毕业后，他去了三夫户外工作。他年轻、精力充沛，几乎尝试了所有极限运动：滑雪、铁人三项、甚至每天清晨跑完十几公里山路，再去公司上班。

那几年，黄山翻阅了大量国外的攀登与越野跑杂志，那些关于岩壁、速度与身体极限的画面，对他形成了持续而直接的冲击。为什么会迷恋攀岩，黄山的解释很简单：他不喜欢城市，每到周末都在山里呆着。起初，他只是徒步、露营，但很快意识到，这样的节奏对他来说还不够极限。

“攀岩不一样，它对我一直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我在岩壁上的感觉很舒服。”黄山说道。相比强调短时强度的单段路线，他更偏好多段攀登。在陈辉于白河开发著名多段线路“完美心情”时，黄山就在一旁协助。

黄山观察着陈辉，如何在那片冷峻的花岗岩上布点、推进。在他看来，多段攀登是一场系统思考：路线的节奏、器材的管理、绳索的站位，任何一毫米的疏忽都会被放大。只有把流程想得极其清楚，攀登才能顺畅。

2007年，黄山与李嘉、何川、孙斌等人同行，在四川拍摄纪录片《龙之涎》。在山谷中偶遇了一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攀登小队。他们三人一组，正在攻克一面完整的大岩壁。这让黄山很震撼——明确的人员分工、吊帐、器械管理，全然不同于他熟悉的野路子。那些器材散发出的工业美感，以及严丝合缝的配合，让他很着迷。

回到北京后，他买了自己的吊帐，开始研究更全面的攀登体系。黄山想走的更远，不止是运动攀，还要尝试传统攀、高海拔攀登，这要涉及到攀冰，对混合路线的理解，要掌握的技术更为全面。

2011年，黄山来到了浙江台州，那时野外岩壁几乎是一片处女地，他无意间发现了天柱岩。他决定开发一条线路，连续十多天，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清晨，黄山在几百米的高空醒来，拉开吊帐的拉链，能听到鸟鸣声。

他手里拿着重型电钻，腰间挂着几十斤重的挂片、挂锁和备用电池。他需要一边向上攀爬，一边寻找岩石的稳固点：钻孔、清孔、敲入螺栓、上紧挂片。雨水打在脸上，天气很不好。在开发当天柱岩的第五段时，由于岩石极其坚硬，电池消耗得飞快，他不得不背着沉重的背囊，在绳索上反复下降和上升。

这种高强度的单人作业，对心理素质是极大的考验。有时候，一个人的孤独感比岩壁的难度更让他窒息，但他享受那种宁静、自由的感觉。

最终，这条全长 230 米、共 7 段的多段运动攀线路完成了。这之后，黄山决定留在台州。他厌倦了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挥之不去的雾霾，而台州恰好相反：生活成本低，有山，有熟悉的朋友，也足够安静，可以尽情去攀岩。

那时的他还没有想到，自己会从悬在空中的吊帐里走下来，走进一间狭小的车库，开始一段持续十三年的修攀岩鞋人生。

在台州，黄山整整两年没有正式工作。他在山野间游荡，当向导、开线路，在垂直的岩壁上寻找自由；而现实的生存压力，就像春天的冰裂缝，悄然扩大。

那段时间，他在论坛上看到一位朋友发帖，提到给攀岩鞋换底的想法。很早的时候，他就从《Climbing》杂志的广告页上，留意到了修鞋广告。黄山突然意识到：在国外，修攀岩鞋是一项专业而成熟的工作，而在国内，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很快，黄山在台州租下了一个不到 18 平方米的车库。车库就在他住的楼下，没有空调，夏天闷热得像蒸笼，冬天则阴冷潮湿。好处是，机器开起来基本不会打扰到别人，隔音很好，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精致的小工作室”了。

那时，没有人教他如何修攀岩鞋，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他每天把大量时间投进去，几乎不再参与其他活动。有人找他一起做项目，或者接点外快，他基本都会婉拒。相比之下，修鞋这件事对他更有吸引力——他更想把精力放在这里。

最初，他交钱去参加修鞋培训班。对方承诺什么都能修，结果教的主要还是皮鞋维修：换底、改色、换根。这对攀岩鞋来说，用处并不大。“攀岩鞋对精准度的要求，这些修鞋技术，并不能完全相通。

参考资料极度匮乏。他只能在 YouTube 上看零散的视频，没有系统教学，画面往往只是一些模糊的特写镜头，只能靠自己硬琢磨。那时，岩友们都用QQ群交流。黄山在群里告诉大家：旧的攀岩鞋可以寄给他来修。他总会觉得修不好：脚感不对、弧度不对。一收到反馈就很沮丧，只能不断调整模具、线型，反复试错。

在修了上百双鞋之后，黄山才感觉稍稍入了门。他总会觉得，当时的打磨、修复手法不够好，想要琢磨出更新、更成熟的技术。朋友们会把在国外修过的鞋拿来给他参考。 黄山回忆道，他当时心里没底，如实相告：“这鞋拆开研究，可能会坏。”对方却很干脆：“没事，你拆。”“这些朋友特别好，特别仗义。”

这种“破坏式”的学习最终让一些鞋最终没能救回来，但在琢磨对方是怎么修的、如何处理工艺细节中，黄山的修鞋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尽管，黄山在圈内已经小有名气，但修鞋带来的微薄收入，在扣除房租和昂贵的进口橡胶材料费后，几乎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

在技术摸索期，他一天只能处理一两双鞋。账户里的余额一天天减少。现实的问题开始变得具体而紧迫：钱。在修鞋之前，黄山的收入很不稳定，但一个月也能有两、三千，可以维持生活。开始修鞋之后，入不敷出。除此之外，修鞋本身也需要持续投入——设备要升级，材料要更好。比如从国外进更耐用、更稳定的鞋底材料，这些都需要钱。

2013年，一位朋友在贵州筹办公司，急需人手，问黄山能不能过去帮忙一段时间。公司在茅台镇展开项目——通过德国的有氧发酵技术，将几百家酒厂堆积的酒糟转化为有机肥和天然气。

那是极度忙碌且“分裂”的一年。白天，黄山是办公室主任，负责接待、外联、协调，每天周旋在酒厂与复杂的商务流程之间，事无巨细。但他并未放弃修鞋。在微博上，岩友们支持他，不断有人把鞋寄过来。

在街边，黄山租了一个极小的门脸当作工作室，月租一千多。当地的传统修鞋店不少，有些店主不干了，黄山就去把他们淘汰的设备收过来。在网上，黄山又淘了一些二手的打磨机、修鞋机。

白天上班，晚上修鞋。这个过程中，黄山的供货授权、鞋底材料渠道慢慢稳定了下来，也攒下了一笔钱。离开贵州时，他已经做出了决定：回到浙江，全职投入，把修补攀岩鞋当成一辈子的事。

2014 年，黄山搬到了仙居县的一个古村落。

结束了一年的繁忙职场生活后，他带着攒下的几万块钱，决定彻底切断多余的社交，找一个有山的地方安心做事。仙居的成本极低，且离山极近，这符合他当时最理想的生活。

搬家是一场漫长的告别。那时黄山开着一辆老富康，每周往返于台州市区与村庄，一点一点运送设备和家当。这场搬迁持续了一个多月，最后一次，他叫了一辆小货车才彻底拉完。村里人看他往院子里搬各种沉重的机器，由于不了解他的行当，对他充满了怀疑。

他在村里租下了年租金只需 3000 元的房子。起初，他不太跟村里人打交道，比较封闭。每天晚上八点睡觉，早上五点起床。最开始，每天要修的鞋很少，黄山也想着养鸡、养鹅。这才慢慢地，跟村里人熟起来。

“你养这些东西，就得问他们去哪买。一来二去，他们就觉得你这个人挺有意思。我跟他们解释，说我是在村里修攀岩鞋。他们也挺好奇的，问你修鞋能有生意吗？他们以为是修皮鞋、运动鞋。后来才知道是很小众的东西。”

在村里，菜几乎是不用买的。邻居们自家种的芋头、土豆、蔬菜吃不完，会直接顺着窗户塞进他的工作室。黄山说，在村子里生活，每个月就花100块。时间久了，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喊他，把黄山当成了自己人。

日子就这样一点点归于平静：清晨进工作室，傍晚收工。修一双鞋，工序极其繁琐，要经过二十多道工序。第一步，拆除鞋底，再选择对应的鞋底材料。紧接着，他要去打磨、刷胶水，之后进烘箱。加热之后，再贴底。最后再把鞋底压好。

夏天，村子那条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古堰，水极清，能看见鱼，小孩在里面嬉水。黄山每天都会去游泳，早晚各一次，那种清凉的水流让他能从高强度的修鞋工作中短暂解脱。

“有一双鞋我印象特别深，是Cobra眼镜蛇。”黄山回忆道。那是当时国内最火的鞋款。那双鞋寄到他手里时，不仅鞋底已经彻底报废，连内层贴脚的皮料也因年代久远而硬化、脆裂，一碰就碎。

他还是想试一试。黄山反复琢磨这双鞋该怎么修。他觉得，既然对方把鞋寄过来，就不能辜负这份信任。那时候，中国能修攀岩鞋的地方屈指可数，他无论如何，都想把这双鞋救回来。

为了这双鞋，黄山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凌晨两点，才把一个中底给缝好。他像进行外科手术一样，把老化坏死的内衬全部切掉，再按原样手工缝一块新的，再把鞋底重新贴回去。

“我做事的时候特别投入，会把门关起来，不让人进来，也不想被打扰，放点轻音乐，一个人沉浸在工作里。吃饭就出去随便吃点，然后回来继续干。那时候最烦的事情就是有人敲门，哪怕是朋友，都会觉得被打断了。”

“我觉得做手工的人可能都差不多，尤其是这种需要高度专注的活。你脑子里不会想别的，只想着手里这双鞋怎么修好。有时候几乎是机械地在做，时间过得特别快，一低头一抬头，半小时就过去了。”

“所以你问一天能修多少，其实修不了多少，因为时间过得太快了。手工为什么要手工，就是因为它需要你专注，一旦分心，这个活就没法做。那时候我完全不考虑收入，纯粹就是想把鞋修好，哪怕已经远远超出成本。”

如今，遇到那些特别老旧、复杂的鞋子，黄山大多会直接告诉对方修不了。从材料的老化程度和所耗费的工时来看，修复它的代价往往已远超买一双新鞋。除非，这双鞋非常有纪念意义。

这种时候，黄山修的与其说是一双鞋，不如说是为对方留住一段挂在岩壁上的旧时光。

最初，黄山对生活的预期极低。“一个月赚3000块，就可以了，够生活了。剩下的时间，就去攀岩呗，你是自由的。挺理想主义者，对吧？”

很快，情况完全不同。为了应对庞大的工作量，黄山带过很多徒弟，但留下来的人很少。这种活计需要忍受枯燥。“比如那些坐一会儿就觉得累，非得出去抽根烟、缓一缓的人，是干不了这行的。”

黄山不只要修鞋，管人、管流程、管运营，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都要去操心。“你一旦开始做这个事情，就没法轻易脱身。就像现在当老板一样，反而更忙。我这个人不太可能当甩手掌柜。什么事情都得自己亲力亲为，自己能完全控制，我才能放心。”

工艺也在进化：最早黄山完全手工裁片，橡胶鞋底片都是按原样自己打样、剪裁。如今成了La Sportiva 的独家授权换底服务商，有了原厂配件。不只是鞋底，还有魔术贴、鞋带、鞋扣、橡胶片，都能直接换。效率和效果都更稳定了。但修鞋本身，已经不再带来强烈的成就感。

“真正的满足感，是来自别人穿上鞋以后觉得舒服、满意。但这种满足，来自于他人的感觉。攀岩就完全不一样，攀岩是完全个人的体验，是你自己站在山顶、完成一条线路，那种感受更强烈，也更纯粹。”

我们问道黄山：你现在更快乐，还是一个人在车库修鞋时更快乐？

黄山坦言说道，一个人是最快乐的。“那时候虽然没什么钱，但几乎没有压力。那种状态很有意思，每天都对修鞋这件事充满了期待。总觉得，也许哪一天攀岩突然就火了。我好像一直等待那一天，所以很快乐。”

回过头想，这种等待本身就是一种快乐：每天修几双鞋，剩下时间可以随心所欲找朋友玩，去山里攀岩。如今，黄山几乎挤不出攀岩的时间，只能埋头干活。

“原来以为做大了会更自由，后来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黄山思考了片刻，继续说道，因为压力横在这里，事情做得越大，身后的责任和问题就越多，只能被推着往前冲。这种“退隐者”的悖论在黄山身上显露无疑：他本是为了寻找自由而专研修鞋，如今这成为一个让他无法轻易脱身的义务。

有时，黄山会想起在白河的生活。他挺向往那种只有摩托罗拉翻盖手机的——只能打电话、发短信。他心里只有攀岩，只有开线。离开贵州，他刚搬到仙居时，计划一边修鞋维持生计，一边在当地开发线路。

2014年，黄山计划开放另一条三百多米的多选线路。他独自工作，爬到六十米处时，赶上梅雨季节，裂缝渗水，风险失控，他被迫撤了下来，把整套装备留在了岩壁上。

“我原本想等雨停了再上去，结果修鞋的活儿一旦铺开，就再也没能回去。”

那套装备在岩壁上挂了整整两年，直到后来朋友从北京过来攀岩，黄山才拜托他去把装备取回来。那次撤退，像是黄山与狂热攀登生涯的一次正式切割。此后，如我们所知，他全身心扑在了工作室上。

哪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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