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巍记220：面对西安俑文化，沈巍发问人殉制度是否全球皆有？

3月15日，沈巍在“雨戈”画展中，面对一幅以“汉代玉俑”为主题的画作，他提到了“俑”这种文物形式的存在。

他说：

——讲到这个俑呢，我这里扯开一下啊。俑呢实际上本身是社会一个进步的产物，就是说，古人嘛，人死了要陪葬，生命陪葬，那么用这个木的来代替。

但是到了孔子手里呢，孔子认为连这个都不能够，这个他都不能接受，所以才会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这头一个做俑来代替的，他应该是没有后代的，将来断子绝孙的。

但是我们因为这个俑，实际上我们也是个社会进步，第二个呢，也是一个艺术品种。

比如说这个马王堆汉墓，还有就是阳陵，汉景帝的这个陵墓里面都有这个俑。其实也就社会进步了。——

来到西安，自然要提到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兵马俑。

而沈巍却从“兵马俑”中看到了一种肃杀的寒气。

在当日晚上上班聊天的时候，当有网友问及兵马俑兵是否“用活人做的”的时候，沈巍重续了白天参观时萦绕心头的问题：

——这个呢，就是今天我已经讲到了这个话题。人殉制度，就是世界历史上的，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残忍的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在外国是不是有？好像我没有看到外国资料上有这个记录。

好像没有中国这么严重，好像是。这个我可能等一会（查一查），就是你看我们交流的时候呢，就有一种启发，就是突然之间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有这个殉葬制度，外国有吗？——

的确，中国历史书上记载的人殉制度，的确有其残酷的一面。直到明朝，残酷的人殉制度还死灰复燃，直到明英宗的时候，才彻底地中止了人殉制度。近日在网上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大明盛世，揭开发黄的纸页，人殉的惨烈依然触目惊心：朱元璋死后，有后宫四十名嫔妃全部生殉，朱棣也有三十名左右的嫔妃为其殉葬。即使被后世称为仁厚的任、宣二宗也有至少十名以上的妃嫔宫女殉葬。

那么，沈巍对外国是否有人殉制度问题，提出了诘问，显然并不是这是他的数据库中的盲区，而是他暴露出来他的个性的软肋，就是他对残忍的事，有一种护痛式的回避。这一残酷的人殉制度，并不是他愿意去主动接受去了解的内容。

那么，我们找一找资料，看看外国是否有人殉制度。

据黄展岳著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文物出版社,2004.12）一书记载，外国的人殉制度并不乏记载。现摘录如下：

——古代埃及、西亚两河流域、印度、日本和我国史书都有关于人殉的记载，而且一再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西亚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的人殉习俗，发生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或阶级社会初期阶段。在西亚巴比伦尼亚和基什，人殉开始于苏美尔早王朝中期（前3000年~前2700年）。有些地方持续到早王朝后期（前2700—前2371年）。考古发现的人殉以乌尔（Ur）王陵为最重要，共十六座。每座殉葬数人至数十人。

国王阿卡拉木都（Akalamdng）墓（1050号墓）有殉人四十人。王妃墓（1054号墓）有男性殉人四人。可能是国王阿巴尔吉（Abargi）墓（789号墓）和王后苏巴德（Shub-ad［Pu-abi］）墓（800B号墓）的墓室周围有殉人五十九人，多为女性。在墓主不明的1237号墓中，殉人多达七十四人，其中有六十八人是女性③。从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之死》（Gi-1-garnesh）中列举的殉人身份得知，殉人大都是自愿从死的。殉葬在王陵墓室内的殉人较少，他们大都是墓主的亲信；殉葬在墓室外的殉人很多，他们大都是家奴、仆从或侍卫。

在埃及，人殉的出现大约不晚于第一王朝（前3100年左右）。考古发现的重要人殉墓是阿卑多斯（Abydos）王陵，它有五百座殉葬墓；萨卡拉（Sakkara）王陵有八百座殉葬墓。第五王登（Den）王陵的周围有一百多个衬葬小墓，殉一百三十六人。殉者主要是王室亲眷和侍从，还有少数高贵妇女（可能是王后）和大臣。据说当时流行着“神圣统治”的教义，国王就是神。

他的身体是神圣的，他的诏谕也是神圣的。他的人格高于国家一切政务之上。甚至他属下的贵族离开了他的恩典就不能存在。作为神，他死后和其他诸神一同存在。为国王生前服务的贵族和高级官吏盼望国王死后继续为他服务，同样靠他的恩典而继续生存，如同在太阳的永恒光芒照耀下获得幸福。平民和奴隶，同样相信全能的神圣统治者，他们生前依存于他，在他死后也希冀能继续为主人服务，以获得他的帮助。因此，他们的殉死，颇有可能是自愿的，甚至是求之不得的。

在前苏联德聂伯河到伏尔加河一带，早在青铜时代的横穴期（前3000年末?前2000年上半期）就流行妻（妾）为丈夫殉葬的习俗。

日本的人殉习俗也有长远历史。根据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记》记载，日本在二千多年前的倭日子命时起就存在人殉制度。殉葬的方法是在死者坟墓周围挖壕沟，让殉葬的人站立壕沟中生埋之，称为“立人垣”。这种恶习，直到12世纪平安期才衰落，但到镰仓时代，随着武士道的兴起，又风行割腹殉葬，至近代仍未终止。

印度是亚洲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几千年来，流行着寡妇自焚殉夫的陋习。据说愿意奉行这种习俗的妇女，可成为具有神力的“沙蒂”。当丈夫死后，寡妇即穿上结婚时的服装，坐在丈夫尸体旁边，抱着亡夫的头，不断念经祷祝，临近火葬时，她就随同亡夫坐在柴堆上，听候“圣火”燃起，自焚身亡。当人们知道这一消息后，便从四面八方来到火葬地点，向她献椰子和硬币，以表敬意。这种陋俗，虽然在1829年英国统治时期就下令禁止，但是在印度教盛行的印度北部和西部的一些地区还时有发生。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亚洲、西南非洲、澳洲、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诸岛上的一些原始民族，直到近现代仍保留人殉的习俗。——

但这里提及的区域，不包括欧洲，那么，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文明里，是否有人殉呢？

我们找到美学者保罗·麦克金德里克所著的《会说话的希腊石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03）中有这样的记载：

——在附近的普尔尼，有一座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150年的公共墓地，人们在那里发现了196个头骨。在一个公主的密封首饰盒里(大约属于公元前1400年)，放着140片金制饰品。那匹在她死时殉葬的马，无疑是她的宠物。在一座祭坛上，发掘者发现了一具骨架，骨架的旁边还有一把青铜刀，因此，发掘者相信，这是人殉的痕迹。虽然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殉的事情十分稀少，但在神话(如伊菲革涅亚)和事实上(如撒拉米海战前夕)都发生过。——

而荷马史诗中也提到地人殉，这是唯一提到的一次，这就是阿喀琉斯杀死了12名特洛伊壮硕青年为他的好友殉葬，因为“纯洁的青年俘虏的血是人的牺牲中最神圣者“。可见西方文明的源头，也不缺少人殉的踪影。

前一阵，沈巍云南行回来，就用他的带着人道色彩的目光，注意到一位曾经流放到昆明的明朝王爷，在他的墓葬中发现了十多名陪葬女性，沈巍就对这位王爷的人性底线发出诘问，直到他来到了西安，从美术作品里的“俑 ”文化到现实情境下更声势浩大的“兵马俑实景”，他都保持了一种冷静的、审视的目光，过滤这后边的人性的血腥与酷烈的阴影，并明确地透露出他个人的好恶。

可以看出，他不仅是一个知识的储备者，更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言说者，而这种判断，并不合乎汹汹物议的俗态思潮，他显示出了难得的清醒与良知，为此，沈巍表达了他的巡访兴趣与大众风行之间的龃龉给他带来的苦恼与矛盾：“我的观点也不完全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一种世俗的内容放在里面的。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就是我的很多审美情趣呢，真的跟大家是不合拍的。”

而换一个角度，他的另样的声音，却带来了一种对俗态的新审视，往往带给人一种醍醐灌顶的明悟。

这才是沈巍话语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