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人身份处于尴尬境地，进不了知县，其他职位又觉得身份太低！

雍正八年，一位年近不惑的江南举人，从京城会试落第归乡。船在长江里慢慢摇晃，他苦笑着对同伴说了一句：“人说举人光鲜，我这身衣裳，倒像是卡在嗓子眼里的刺，上不去，也下不来。”这一句牢骚，其实道出了明清两代无数举人的共同处境。

在科举体系里，举人算是“出身不低”。放在乡里，那是抬得起头的人物；放到官场，却又不上不下。知县这类实权官看得见摸得着，却够不着；州县佐杂的闲官又嫌丢脸，教职清苦，却只剩一个体面。这样的尴尬位置，既是制度造成的，也是时代局限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明清两朝将整个士人群体分层分级，把一条本来应该“凭本事往上走”的道路，硬生生拧成了一张网。举人就卡在网眼上，成了最难落地的一群人。

一、从“抢着要”到“挑着要”：举人命运的转折

如果把时间往前推到清初，举人可没这么愁。

顺治年间，天下尚未完全安定，各省各府战乱之后，官缺一堆。那时朝廷最缺的不是士子，而是能马上顶上去的“读书人官员”。在这种背景下，不光举人有机会，连生员、监生也屡屡被破格起用。

那时的举人，只要不太离谱，当个知县几乎是起步价，有的直接补到知州、知府的位置，算得上“一步登天”。许多人连京城的门都没摸熟，就被派去地方做封疆一方的小主管，起点高得惊人。

转折出现在顺治朝开科取士之后，特别是几科会试过后，本朝进士数量开始成倍增加。进士多了，举人的位置自然被挤压。更别提各地生员的“授职窗口”迅速收缩，很多原本可以通过“补缺”往上爬的人，被挡在门外。

不过在康熙前期和中期，举人的空间还没完全被堵死。教职短缺，知县官缺也不少。只要愿意下到地方担任府学、州学、县学的教职，或者到吏部登记候补知县，举人入仕的机会还是挺多的。

到了康熙中后期，一切慢慢变了。天下基本安定，官场架子搭得差不多了，精英层逐渐饱和。进士在前，旗人特权在上，举人的位置开始明显“缩水”。他们能选择的岗位越来越少，往上一步不易，往下一步又不甘心，这种矛盾越积越重。

不得不说，制度一旦稳定下来，后来人就很难再从缝隙里钻过去。举人的日子，就是在这样的稳定中，变得越来越难熬。

二、八等出身，死死卡住举人上限

清代官场看重两个字：出身。

从制度上看，清廷把士人细分成八等，由高到低依次是：进士、举人、贡生、荫生、监生、生员、官学生、吏。这八类，统称“有出身者”。八等之外的读书人，就算字写得再好、文章做得再妙，也只是“俊秀”，没资格谈官位。

在这八等里，进士、举人被并称为“科甲出身”。放在老百姓眼里，能中举人已经算是光耀门楣：乡试三年一次，一个县往往能中举人的不过一人，甚至有的县十几年才出一个，这种稀罕程度可想而知。

以清代为例，两百多年间，进士大约二万七千人，举人大约十五万人。数字一对比就明白了，举人看似很多，但摊在庞大帝国的疆域和漫长时光里，其实并不算恐怖。问题不在总数，而在“出路”。

因为朝廷授官的顺序，是死死按照出身来的。先满足进士，再照顾旗人中的满、蒙、汉军出身者，剩下的空位再看举人。偏偏旗人还有入仕特权，他们的功名往往可以“对标”汉人的更高层次。这一来，原本属于汉举人的部分名额，被硬生生挤走。

时间来到乾隆年间，举人的处境可以说真正陷入了“尴尬期”。他们能指望的，主要剩下一条路——“大挑”。

所谓“大挑”，是六年一次，由吏部和礼部联合主持，专门为举人开设的选官渠道。听上去像是一个严谨而公平的平台，实际上门槛并不低。举人若要参加大挑，必须是五科会试落第之后，也就是说，要连续几十年在进士门外徘徊，才有资格转身走这条路。

有意思的是，并不是所有存世举人都能排上号。有人年纪大了，还没轮到一次像样的“大挑”；有人报了名，却等不到合适的官缺。大挑成了“理论上的机会”，而不是现实中的保障。

三、能做的官看不上，看得上的官轮不上

从类型上看，举人能授的官职不算多，而且被限制得异常严格。

明清以来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科甲出身者，不授地方佐杂官。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拗口，拆开讲就是：进士、举人这类人，不能去做州判、州同、县丞、主簿、巡检这些岗位，即便职位不低，也与他们无缘。

要知道，这些佐贰官、杂职在地方也不算太寒酸，有实权，有油水，按常理说算是不错的阶梯。那为何偏偏不授举人呢？

原因还是出身。地方佐杂官，多留给贡生、监生、荫生，以及从吏员里考选出来的人。这些人的出身本就不及举人，路径也不相同。如果让举人和他们挤在一块，既破了“科甲尊贵”的面子，也打乱了原有的官场结构。

所以，对举人来说，选择其实不多：要么走知县之路，要么走教职之路；实在不行，进京当个中书之类的小京官凑合一下。其他种类繁多的地方官职，看得见，却是制度明确写着“不属于你”的那一类。

这种局面带出的尴尬就很鲜明了。

举人如果愿意放低身段，理论上可以去抢那些佐贰、杂职，可是制度不允许。而那些本来就出身偏低的贡监生和吏员，却可以顺着这条路慢慢熬，熬成知府、道员也不是没有可能。

从社会观感来看，举人也不愿意往下靠。哪怕教职清苦，收入有限，但“教官”这两个字听起来体面，名声要比州判、县丞好得多。许多举人宁可去当“清汤寡水”的教谕、教谕司训，也不肯戴上一个“佐杂官”的帽子。

四、左宗棠的例子，最能看出举人的尴尬层级

讲到举人的困境，很难绕开一个人——左宗棠。

道光年间的左宗棠，早年乡试中举，成为湖南举人。按说他的文章才学、人品气度，在同辈人中都算出众。可惜会试三次都没能中进士，这就成了致命短板。

从制度上看，他不符合大挑的条件，又没有进士功名，朝廷自然不可能给他轻易授予实职。知县这条路对他来说，并不是能力不够，而是“资格不够”。至于那些低一级的教职，他又不愿去，觉得屈才。

于是，左宗棠只好在湖南巡抚手下为幕，替封疆大吏出谋划策，夹在“有才无位”和“有官无品”的缝里。以他的本事，当个知府、道员都未必撑不起来，可现实是，一纸功名才是通向官位的门票。

如果把时间从道光推回乾隆，像他这种情况，多半是连幕僚的舞台都不会太大。好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清朝已经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并起，各省督抚需要大量有真本事的人在幕府里筹划军政大局。正因为形势严峻，才给了左宗棠这样的举人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举人的尴尬并不是个人能力问题，而是制度和时代的问题。有才，却缺一张进士的纸；有功名，却缺一条顺畅的道。

五、捐官、候补：举人的“曲线救国”

举人如果铁了心想当知县，并不是全无出路。

乾隆以后，随着国家财政压力加大，“捐纳”制度愈发公开化。举人可以拿出一笔不小的钱，捐个候补知县。这类候补官可以到吏部登记，排队等候缺位，“名义上有官，实际上没缺”。

听起来像是能够绕过科场，多一条路径。可问题在于，排队时间往往漫长。没有地方大员的保举，普通举人想在十年八年内排上一个实授知县，几乎很难。家底薄一点的举人，钱捐出去了，人却在京城耗着，反而拖垮整个家庭。

这样一来，捐官成了回报率极低的赌博。有人成功，从候补熬成了实授知县甚至升到更高；也有更多人，耗在候补名单里，名义上是官，实际上还不如在乡里当个教职稳当。

从社会评价来看，举人通过捐纳上位，与走科道、会试上来的进士相比，总归要被人轻视半分。官场上讲究“出身清白”，捐来的职衔，总会被视作“带点铜臭味”。

六、旗人举人：同为举人，待遇天差地别

说到举人，还得分一句：汉举人是一回事，旗人举人又是另一回事。

清代的旗人文化水平整体不如汉人，这是事实。但在官场上，他们拥有与汉人截然不同的通道。旗人中的满、蒙、汉军举人，在制度上享有更高优先级。简单说一句：旗人举人，大体上相当于汉人的进士。

根据《大清会典》的规定，满、蒙、汉军举人会试三次不第，就可以授予知县。这是写在制度里的保障。至于补在哪个地方，则与乡试名次有关。名次高的，安排在“近省”，如直隶、山东、江苏这类相对富庶、交通便利之地；名次低的，则多派往福建、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这些“远省”。

无论远近，有一点非常清楚：旗人举人只要规矩上够条件，最低保证就是知县，不必像汉举人那样，在教职和大挑之间反复徘徊。

值得一提的是，旗人举人里还有一个特别群体——宗室举人。因为出身于皇族，他们属于天潢贵胄，按清廷规定，这一类人不得出任知县等地方实权官，只能在京城各部院衙门担任一些品级不高的小京官。

宗室举人看上去似乎“受限”，但这种限制本质上是另一种保护：不让他们下去和地方士绅、乡官打成一片，既保持了皇族的身份距离，也避免了外戚、宗室通过地方权力坐大。

七、教职的体面与清苦：举人的“退路”

在所有能授予举人的职位中，教职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府学、州学、县学的教授、教谕、训导，都是举人比较常见的选择。这些职位官阶不高，俸银也有限，但有两个优势：体面、安稳。

在老百姓眼里，“先生”二字，比“县丞”“州判”好听多了。读书人教书育人，哪怕俸禄不厚，名声却好。很多举人会在多次会试不第之后，认命似的接下教职，把希望寄托在门生和儿孙身上。

有些人在教职岗位上兢兢业业，培育出不少人才，反而在士林中留下了好名声。这一点上，举人的心理其实挺微妙：不愿意承认自己“仕途到此为止”，却又不得不找一个看起来不那么失败的落点。

从制度来看，清代对举人担任教职一向比较宽松，尤其是顺治、康熙前期，教职奇缺，举人想入仕当教官几乎没什么难度。到了中后期，官位竞争激烈，教职仍然是举人较容易拿到的岗位之一。

只不过，很多人内心里很清楚，踏入教职，就等于和“实权官场”渐行渐远。这个心理落差，很难用外在体面去抚平。

八、明清制度下，举人尴尬的根子在哪儿

如果把这一切线索串在一起，会发现举人的尴尬，并不是简单的“官小”或者“机会少”，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一是出身分层过细。八等出身，把士人划得明明白白。举人身处第二等，看似尊贵，实则被进士压在头上，被贡监吏员顶在下面，动弹空间有限。

二是名额分配被特权挤压。旗人有入仕特权，旗人举人在实质上享有“优先录取”。对于同样一纸举人功名的汉人来说，这是无法逾越的一道墙。

三是岗位分工带来的“面子问题”。举人按制度不能做佐杂官，逼着他们非要往知县、教职这条路挤。进不了知县，就剩下教职这条退路；想放下身段抢别的官，也没这个资格。

四是时间成本过高。靠大挑、靠候补，很多人把最好的年华都耗在等待上。有人熬到四五十岁才得一个小小知县，有的人干脆老死乡间，举人身份成了终身的“虚名”。

在这种结构下，举人的身份就变得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

在乡里，他们是族中长辈口中的“有出息的人”，走路能抬着头，说话有人听；在京城官场，他们又是挤不进核心的一群人，既够不上真正的权力层，也不愿沦落到基层杂官里去混资历。

有人说，明清两代的举人，好比在楼梯中段的那一层，往上看，光亮刺眼；往下看，人声鼎沸，却又不甘心转身。知县是手指头都摸得到的理想，却始终差半步，而其他岗位，要么嫌寒酸，要么无法触及。

也正因为如此，这个看似荣耀的身份背后，藏着的，往往是长年累月的纠结与无奈。对那个在江面上苦笑的举人来说，这一点，恐怕最清楚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