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类张向斌窃取情报二十年，泄密五千余份，最终下场令人拍手称快

1996年夏天，某国首都的一家中餐馆里，两个中国人坐在角落位置，一边吃着水煮鱼，一边随口聊起国内的形势。桌上的啤酒起了小泡，话题从天气、物价，慢慢扯到工作、到单位，再到“你们国内最近忙什么”。乍一听，只是普通同事间的闲谈，气氛轻松，笑声不断。

谁也没想到，从那样几句看似随意的闲聊起，一个受过严格保密教育的干部，开始在不知不觉间，一点点把自己推向深渊。二十年后，国家安全机关从他的电脑和U盘里起获了五千多份情报，其中绝密级近六十份。这场由一顿饭引出的背叛，代价之大，令人心寒。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时间往前拨二十多年，完全是另一番画面。同样是饭桌，同样是期盼，只不过那时的桌子，是广西农村里打着补丁的旧方桌，上面只有一盘青菜、一碗咸菜。张向斌的父母，一边看着捧着录取通知书的儿子，一边偷偷抹眼泪，只觉得这辈子的苦，总算没白吃。

一头是寒门出贵子的喜悦，一头是卖国贼伏法的结局，中间隔着的，不过二十多年光景。

一、从穷苦人家走出的“国家培养对象”

1970年，张向斌出生在广西农村。那时候的农村，缺吃少穿是常态，孩子饿肚子、穿打补丁的衣服，不算什么稀罕事。家里穷得很普通，普通到一点意外就可能揭不开锅。

为了张向斌的学费，夫妻俩跑遍了亲戚邻居，能借的都借了，有时候还得硬着头皮上门第二次。有人给，有人摇头，有人嘴上不说什么，背地里嘀咕：“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点出来干活挣工分。”

在那样的环境里，能一直把孩子送到高中，已经不容易。张向斌在学校里，性格偏内向，跟同学玩得不多，存在感不算强，但成绩还算扎实，老师提起他，多半会用一句“这娃还算用功”。

1988年前后，他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一个广西农村出来的穷小子，拿到首都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对当时的很多家庭来说，几乎就是“祖坟冒青烟”的好事。那一年，他十八岁。

父母拿着录取通知书，反复看，字认不全，却能看出“北京”二字。有人来道喜，说“这下你们老两口有福了”，他们只是笑，不太会说客气话，但心里明白，这孩子以后能不能翻身，就看这一步了。

到了北外，这个从山村出来的年轻人被老师注意到了。专业课老师知道他家境困难，一边帮他申请贫困补助，一边给他补基础。那几年，国家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逐渐加大，对家庭困难的学生，也有专门资助渠道。可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那套资助体系，他继续往前走，就很难。

四年后，他顺利毕业。凭借外语专业优势和不错的成绩，他进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被分配到亚洲二局，负责东北亚及印支地区国家相关对外工作中的翻译任务。

刚工作那几年，他在单位里很积极，加班翻译材料，仔细琢磨措辞。上级看在眼里，觉得这小伙子踏实可靠。于是，轮到选派驻外人员时，他成了人选之一。

二、“朋友”的糖衣炮弹和一步步失守的底线

1996年，张向斌被派往某国，担任长驻人员，主要任务仍是翻译和联络。对一个出身农村的青年干部来说，突然来到陌生的国度，表面光鲜，内心难免惶惑。

就在这种状态下，某国外交部的A某出现了。在一次正式接触中，两人因为翻译工作认识。不同于不少本地官员客客气气、却多少带点冷淡的态度，A某显得格外热情，主动说要“帮忙照应一下异乡来的朋友”。

“有空一起吃个饭？你一个人在这边，多多少少不习惯。”类似的话，说得自然，不显痕迹。

那之后，A某开始频繁邀请他吃饭、喝酒、游玩，带他熟悉当地环境，教他怎么和本地人打交道，甚至给他提翻译上的建议。对于一个刚到国外的中国干部来说，这样一个“老乡式”的人物，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

可只要稍微了解一点反间谍工作的人就知道，这正是常见的铺垫。真正危险的地方，不在于“追问机密”，而在于慢慢消耗对方的防备心。

有一次，两人吃了饭，在街边散步，A某随口问：“你们国内现在年轻人压力大不大？听说你们单位挺忙的，工作内容应该很复杂吧？”

之后的很多聊天，都是类似的路子。一开始问“你们城市哪儿好玩”，接着问“国内最近有什么大活动”，再后来，夹杂几句“那你们一般怎么安排外事接触”“某某国家你们怎么看”这类略带敏感的问题。

对外联络工作本身就与外交、对外关系相关，一些非涉密的观点、判断，在单位内部讨论得多了，说起来也顺口。张向斌在轻松氛围里，多说几句，不觉得有什么。久而久之，他习惯了在这个“朋友”面前透露一些自己掌握的情况，其中难免有属于工作内部的信息。

在很多泄密案例中，涉事人员都经历过类似过程：并非一开始就被明明白白地问“机密是什么”，而是一步步被带着，把工作里的东西当成“聊天的素材”。

到了某个节点，A某显露出真实身份，背后的情报机构，也终于从试探阶段，走向实质策反阶段。

那天，在一次相对隐蔽的会面里，A某摊开话题：“其实，我真实的工作，你大概也能猜到一些。我很看重你，我们可以更深一步合作。你只要提供一些材料，对你没有坏处，反而能得到不少好处。”

张向斌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他清楚自己的身份，也明白国家给过自己的机会。他知道，“泄密”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不过，A某没有急。他手里握着三样东西：多年积累下的“交情”，可以拿出的“利益”，以及足以让对方害怕的“把柄”。

“你想想，你这些年，跟我说过多少你们内部的事情？要是上面认真查，你解释得清吗？我不希望你有麻烦。”这话，说得不轻不重，却踩在了对方心里的那根弦上。

紧接着，是许诺高额回报。“你只是提供一些对你来说不重要的小材料，谁也不会知道，对你自己也有好处。”这类话听多了，对弱点稍重的人，很容易动心。

一边是“身败名裂”的恐吓，一边是“继续体面生活、还有钱赚”的诱惑。站在那个岔路口，他选错了方向。

第一次任务，通常不会给太难的内容，这在很多情报机关的策反套路中，是共性。张向斌接到的初次“任务”，不过是从内部网络里拷贝一些级别不高的材料，有的甚至在公开渠道稍加搜索也能查到类似信息。

他按要求做了，传给对方，拿到了远远超出自己工资水平的一笔钱。

这种“试探式合作”，在心理上有很强的破坏力。人一旦越过那条心里的红线，后面再往前多迈几步，就容易得多。第一次的紧张和不安，很快在大量金钱带来的刺激中被压下去了。

A某继续扮演“开导者”的角色：“你看，不也没出什么事吗？你这么优秀，理应过更好的生活。”而他带张向斌体验的消费场所，也从普通饭店，换成了高档娱乐场所。

花钱的地方多了，口袋空得更快。这时候，那条本该死守的底线，就成了可以一次次让步的东西。

张向斌逐渐从“被动提供”变成“主动揣度对方需要”。这条路，一旦走到这个份上，再谈“收手”，几乎已经不现实了。

三、十二年驻外、二十年泄密：从骨子里变成“卖国工具”

在驻外期间，张向斌的职位和身份，都有不少变化。表面看，他是表现出色的干部，外语能力强，工作熟练，晋升也算顺利。

而在生活层面，他逐渐放纵自己。拿到大量钱财之后，他开始频繁嫖娼，与多名外国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据公开报道，他甚至和驻在国的一名女性官员生下了两个私生子，生活极为奢靡。

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巨大的隐患。男女关系、金钱开支，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为继续控制他的“绳索”。从现实效果来看，他确实已经彻底成为境外情报机关手里的“工具人”。

2008年前后，他提出辞职申请，理由是对长期驻外工作感到疲惫，希望回国另谋出路。单位当时并没有掌握他泄密的证据，考虑到他多年在外工作，也就批准了。

在很多人眼里，这不过是一个老驻外干部想回国换个环境，没什么特别。但对他自己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离开岗位之前，他动了一个更恶毒的念头：趁着还能接触内部网络，再多拷贝一些重要资料，作为今后继续出卖的“资本”。

回国之后，他没有一次性把这批资料全部交出去，而是采取“分批出售”的方式。每次拿出一部分，提高要价，让对方持续买单。对境外情报机关来说，这样的“长期供货者”，价值不小。

从1996年真正落入圈套，到2016年被抓获，中间整整二十年。他从驻外翻译，到卖情报为生的“渠道”，身份在机关档案里只是一行字的变化，实质上却从“国家干部”变成了“长期间谍活动参与者”。

201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安全厅在工作中发现线索，指向张向斌涉嫌向境外提供大量国家秘密。安全机关对他的活动、接触对象、资金流向，进行了细致调查和取证。

同年，他在家中被依法抓获。办案人员在他电脑、光盘、U盘等存储介质里，查到了惊人的情报数量：超过五千二百份。

其中，绝密级情报五十九份，机密级情报八百四十八份，秘密级情报五百四十一份。仅从数字上看，就足以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国家秘密分为三个等级：秘密、机密、绝密。秘密级，泄露后会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一般危害；机密级，危害程度更重；绝密级，则是“最重要的国家秘密”，一旦泄露，会对国家安全、利益造成“特别严重的损害”。

不少人可能没有直观概念。可以打个比方，高考各科试卷，在保密等级上就属于绝密。只要想一想，假如高考试题提前泄露，会对社会造成多大震荡，就能大致理解“绝密”这两个字有多重。

张向斌泄露的绝密情报，不止一份，而是五十九份。这些情报涉及的领域，并未全部公开，但从案件报道里可以看出，其中不少与我国重大外交安排、对外方针、涉外合作等紧密相关。一旦掌握在对手手中，很容易被用来对冲、干扰乃至破坏我国的战略部署。

他从对方那里拿到的每一笔钱，背后都是国家安全被侵蚀的代价。那些在账面上看不见的损失，往往体现在谈判桌上的被动、国际斗争中的掣肘。

面对国家安全机关摆出的证据，张向斌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他在接受采访时，只说了一句颇为刺耳的话：“到底是哪个组织，哪个个人，让我上了圈套，我也在拼命地找。”

这句话，有点像卸责，又有点像自嘲。他似乎还把自己看成是“被人利用的受害者”。但如果把他的二十年行为串起来看，很难说这只是“上了圈套”那么简单。走到这种地步，靠的不是一时糊涂，而是一次次主动选择。

四、审判与结局：贪欲埋下的终极代价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相关事实逐条被查清。泄密的数量、密级、时间线，资金往来记录，境外接头情况，都有确定证据链。

2019年2月，广西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向斌案作出一审判决。罪名包括间谍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等。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于这样一个长期为境外情报机关服务、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人而言，这样的判决，在法律框架内可以说是极为严厉的回应。

同年11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公开报道中，披露了包括张向斌案在内的三起重大间谍案件。至此，这个曾被视作“有前途的翻译人才”的人物，以“卖国贼”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他从一个农村孩子，成长为首都重点高校的大学生，再成为对外联络系统的骨干翻译，这是很多人眼里标准的“逆袭”轨迹。国家投入资金和资源培养他，组织给了他平台，老师帮过他，同事信任他，上级提携他。

但在面对金钱诱惑、私欲膨胀的时候，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了背叛。泄露一份情报，获得一笔钱，就离深渊更近一步。他把这条路当成了所谓“赚钱门路”，直到天网收紧。

从法律角度看，他触犯的是最严重的几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从情理角度看，他辜负的是父母的期望、老师的栽培、国家的信任。

张向斌的父母，当年砸锅卖铁送他读书，是希望他别再过穷日子。读书，的确改变了他的命运，只不过改变之后，他自己做了什么样的选择，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读书可以开眼界，可以让人懂得更多道理，但读书并不会替一个成年人做抉择。走哪个方向，在哪个节点停下还是继续，最终决定权都在当事人手里。

张向斌在关键时刻，把秤砣压在了金钱、享乐和私欲一边，而不是压在国家和人民这一边。到了宣判那一刻，一切都没有回旋余地。

从案卷里的数字能看到的是五千多份情报、上千份高等级秘密，从看不见的角度讲，是二十多年里，在外事舞台背后，一双双伸过来的手，悄悄被他牵了过去。

一个人是怎样变成“卖国工具”的，这个案子给出了相当清晰的路径：从被照顾的穷学生，到被信任的年轻干部，再到被境外势力盯上的对象，继而在“交情、利益、威胁”的三重夹击下，主动坠落。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下场才格外具有警示意味。对于任何一个掌握一定权力、特别是掌握重要信息的人来说，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一两次“疏忽”，而是一次次在欲望面前的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