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毕业一年，换了四份工作

↻ 转自“谷雨实验室”丨作者：程舟

编辑：荆欣雨

干不下去的一千种理由

2025年11月，刚刚毕业半年的王影失去了她的第四份工作。一个月后，2024年毕业的林星刚刚离开她的第五份工作。小春毕业仅两年多时间，干过的工作已经数不清了。她们每份工作持续的时间短则几周，甚至几天，最长也没有超过一年。

打开社交软件，会发现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一年换四五份工作可能只是入门级，最夸张的案例一年内换了12份工作，很多人会入职即跑路。对于这一类年轻人，已经有了个特定的称呼：万辞王。

她们给出了很多个干不下去的理由。

所有公司都需要产出，产出，快速产出。入职一家影视大厂的第二天，主管来到王影面前，说对她做的一条二创视频不满意。在这之前，王影发过去好几个版本，混剪的、重新组合剧情的、预告片式的，每一次都被驳回，最后她也没弄清需求是什么。

王影被认为缺乏剪辑能力，考核标准随即变为从零开始运营两个新账号，内容是短剧海外运营。

她尝试了很多方法，换封面、换不同的发布时间和发布方法，又不停更换流量节点。由于分配的短剧没有标注版权是否到期，她需要自己上传测试。现任带教和AI都提供不了帮助，她甚至求助了前领导。一切努力都不见成效，账号龟速增长，主管一直在表达对她的失望。

第二个月，她的KPI再次变化，负责维护十几个账号，“很像‘养蛊’的状态，招一批人，每个人分配一大批账号，谁做出来就能留下，做不好就走。”后来她发现这个岗位一直挂在招聘网站上，像是等待新一批的消耗品进驻。

迟迟没有产出，被辞退的预感早早笼罩在王影心头。六个月的试用期，第三个月月中，靴子落地了。接到通知的那一刻，王影异常平静。她把工牌和电脑留在工位上，走出办公大楼，告别了这份工作。

12月初入职一家猎头公司后，林星要面临的产出任务是第一周交三份报告，每份报告是符合岗位并且有意向的候选人，第二周是五份，第三周就变成八份。

除此之外，公司有一条硬性指标，每天打通20个有效电话，总通话时长一小时以上。人才库只更新到2022年，林星觉得，直接打电话碰壁的概率很高，她想前期多做点匹配度调研。但主管只要看见她没在打电话，就认定她在偷懒。

林星尝试沟通，得到的回应是“我们的工作都是这么干的，怎么就你有问题”。

有的工作倒是没那么强调产出，但与之伴随的是强烈的无意义感。林星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广西做公务员。五个月中，她能列举出的工作只有两项，去其他政府部门送取文件以及开会时端茶倒水。一周开两次会，掐准20分钟进去添茶水是她唯一的任务，不管与会的人需不需要。大部分时间，她开着电脑假装工作。

在她的想象中，朝九晚五，下班后她会有自己丰富的生活。然而白天上班积累的烦躁耗尽了她的精神，下班后她只想躺在床上，刷视频或者直接睡觉。期望的生活没有发生。递交辞职申请后，她立刻去纹身了，用这一行动彻底终结所有体制内工作的可能。

在遥远的东北，幼师专业的小春毕业后经家里朋友介绍进入一家医院做客服，主要负责对接各个科室的报修需求。她统计过，一天差不多要处理200多个工单，忙的时候每五分钟就有一笔工单，一天下来说了太多话，她只能猛猛灌水安抚冒烟的嗓子。每个月她至少有十天值夜班，随时可能来工单让她绷着一根弦，没办法休息。

有的时候，仅仅只是一次与同事的不愉快，也能诱发一场辞职。在一家金融公司做新媒体运营时，工作第二个月的一个周日，王影把整理的周末热点发到工作群里，以便周一制作发布。这种方式以前得到了老板的认可，但这次，老板却突然斥责王影工作态度不好，周末都没有转发新闻，还说她可以马上走人。

这场输出持续了二十分钟。王影一句都没有反驳，十分钟后，她提了辞职。

在影视大厂工作的时候，王影也常常觉得孤独。公司同时用好几个聊天软件，王影在哪一个软件发信息都没有人回复，她特别绝望，只能穿越一整层楼线下找人。因为部门办公区没有空位，她的工位在办公楼的另一端，远离其他人，如同被放逐一样。

林星也曾有这种感觉，在体制内时，来自吉林的她是办公室最年轻的一个，那些本地同事用她听不懂的本地方言交谈，她完全插不进话题。更糟心的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一度消弭了她对人的信任。既是老乡也是学姐的一位前辈，在林星刚到广西时，对她照顾有加，却在一次约她吃饭时，把她带到坐满科长、局长等十几个人的房间，林星被他们追问各种详细的家庭情况，非常不适。当晚学姐给她发信息，极力撮合她和自己所在单位的局长儿子谈恋爱，林星明确拒绝后，学姐突然变脸，以照顾的人情逼着她加上联系方式。

还有一些时候，是年轻人们觉得公司还不如他们靠谱。在进入一家公司之前，公司背调求职者，求职者也背调公司，但大部分时候，不互相靠近，很难看到彼此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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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星进猎头公司前曾在企查查看过企业是否正规，发现这是一家规模不算小的公司，在多个城市有分公司，小红书的员工爆料少，去面试时，她也观察了公司内部环境，年轻人不少。她由此判断公司基本靠谱。结果入职时，公司跟她签的是劳务合同，结日薪，承诺一个月后转签劳动合同。进公司的第四天，已经工作超过一个月的同事告诉她他们还在续签劳务合同，想转劳动合同需要满足公司苛刻的KPI。林星当即决定离职。

进入一家跨境电商公司前，王影同样进行多方位的调研，在脉脉、小红书和抖音上搜索这家公司，发现公司规模太小，搜不到相关的信息，最后在天眼查上查看公司缴社保的人数不少，她才放下心。

第二周末尾，她跟一位即将离职的同事聊天，得知公司当年不只没有盈利，还欠代理商100万，一整个小组都在给工厂打工还债，当年招的员工都走光了。公司甚至是在第三周才跟她签劳动合同，就在王影决定离职之前。这成了她最短的工作经历。

以前入职一家新公司，王影会早起化妆，“又是一家新公司”，她希望可以干得很久。到第三份工作时已经变成“又是新公司，什么时候过试用期”，前两份工作她离职时给带教送礼物，请同事喝奶茶，后来包袱一收走人，一个眼神都不想多留。仅仅一年，那个初入职场的热血青年已经不见了。

热情的终结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些脆弱的，无法吃苦的年轻人。但她们都曾有过热情。在杭州师范读动画专业时，王影曾在一家大厂的AIGC部门实习。上手后，她开始参与APP端内玩法建设、页面风格设计等，这些项目相关的工作流程繁琐，每个人都有两台电脑开着满屏软件。她还要接手部门内其他人的后续工作步骤、制作宣传片，跟部门几乎每一个人都对接过，工作非常繁忙。

这是她第一份真正意义的工作， “我几乎投入百分百热情”，走进公司时手机电量80%，下班时电量还剩70%，她还会主动加班。

半年后她转去社媒部门，负责推广APP，工作压力更大。策划、制作、发布都是她和带教两个人负责。半年内他们为APP积累了20万粉丝，创下1.6亿的播放量。她制作的爆款视频最高播放量超过830万。她形容自己为核动力牛马，高效率运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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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体制后，林星投奔了苏州张家港干外贸的朋友，进入一家外贸公司。在这，她体验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状态。

早上睁开眼，林星的手机里就会涌入很多工作信息，来自客户的新需求、领导的新安排。她的工作是根据客户对服装的需求，到车间打样，敲定最终版，再投入生产。最多时，她要同时回复16个微信群，包括公司、客户、原料、辅料等不同类型的工厂。客户有时差，上班的时间是这边的五六点，她也要跟着加班到晚上8点多。忙忙碌碌，她分不出时间想其他。

因为跨行业，她要学习很多纺织行业的专业术语，每天的奔忙里很大一部分是“到处问、到处学”。她觉得自己“就像打怪一样有挑战。”乏味的体制内到充实的工作环境，林星很享受。

然而，这份“喜欢”不足以抵挡现实考量。到了快转正时，公司突然说许诺的学历补贴和免费公寓取消了，收入减少，支出增多，算一算损失差不多三千块。试用期工资打折，林星当时到手薪水大概在5500左右，外贸的工作强度高，她没法接受这种状态下的待遇缩水，更无法接受应得的东西被剥夺。她还是选择了离开。

终结工作热情的不只是生存的现实，也有学历的现实。王影想留在实习的这家大厂，部门领导提醒她，学历不算特别有竞争力的她很需要出业绩，AI部门根本没有转正机会，但社媒部门也许有希望。王影就读的杭州师范属于普通一本。大厂求职竞争激烈，“卷”学历是一道筛选门槛，网上流传的一份表格里，知名的互联网大厂招人985、211几乎是标配。

最终，带教在某天午休时找到她，有话要说却支支吾吾，“我就知道转正可能没戏了”。学历是他们给出的理由。当时对应岗位的学历要求是有留学经验的硕士。

他们还告诉她，虽然不能转正，如果她愿意，公司不会辞退她，可以让她以实习生身份继续工作学习。

愤怒过后，王影只剩下“不值得”这一种情绪，她的工作能力好像被认可了，但又没法再进一步，她甚至觉得“早知道混几个月算了，早点离开还能多几段实习经历”。她已经接连错过秋招和春招。不甘心的她尝试争取一下，提出涨1500元工资，当时实习生月薪只有3500元，而她的工作量不逊于正职。公司拒绝了。

“就是在这一段之后，我所有的工作热情都燃尽了。”几天后，王影提交了离职申请。

坠落

当你第一次离职之后，在你还没意识到之前，生活可能已经进入一场极速坠落：之后的工作会越来越难找，即使找到了，工作也会越来越差。

去年4月离开外贸公司时，林星完全没有找工作的焦虑。她想着，新一届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而且刚离职时，她投出去的简历都能很快进入面试环节。

焦虑始自Gap的第六个月，钱快花光了。更喜欢江浙沪生活的她选择来无锡找工作，十几天里，她投出去的简历鲜少得到回应。

她不断放大范围、降低标准，销售、教培，只要看起来是正经工作，她都会去海投，她几乎无时不刻不在刷招聘软件，有人跟她打招呼就发简历。“没有什么要求，有个工作干就行。”生活里好像只剩下“找工作”这一个念头，朋友在她身边跟她说话，她都常常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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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租房子时，她问中介， “还招人吗？”然后，她成为了一名房产中介。

林星心里很清楚，自己毕业于一所985大学，不该来干中介。但她好像也没那么挫败，她小时候的梦想是开出租车，每天跑很多地方，还能听客人聊故事。离开外贸公司后，她开过几天顺风车，妈妈知道后骂了她一顿，并认为开顺风车是对学历的一种浪费。

大部分时间里，中介的工作是出门找客户。林星是新人，没有原生客户，领导经常向她施压，让她在外贴小广告。但林星觉得贴小广告“太没素质”，所以总是选择像电梯间瓷砖墙面这类比较好揭下来的地方，贴上去完成打卡，再把小广告撕下来。客户更多来自线上，当时公司要求每个人开三四个甚至十个小红书号，再加入不同租房群，挖掘有租房需求的客户。领导会查手机。这些让她觉得“奇奇怪怪”。

入职的时机正好是租房的淡季，大家的业绩都不好，林星的KPI更是不好看。两个月里，林星租出了十多套，而按照公司的标准，每个月要完成二三十单，厉害的中介可以到五六十单。

更让她不安的是，进了公司她才发现，她出租的房源和她租下的是同一批，这批房子9月刚装修好。同事都跟她说不能住。“但房租已经交了，只能硬住。”幸运的是，她没有明显的健康问题。面对客户时，她只能对甲醛问题保持沉默。他们有不成文的默契，尽量不租给带小孩的家庭，大部分租客是年轻人，有“毒气”让年轻人扛一波，“算是不太有良心的情况下稍微保住一点底线”。这种道德上的愧疚持续折磨着她。

决定辞职时，林星思考下一个工作做什么。有朋友觉得和她交流感觉不错，建议她试试人资。于是她去了一家猎头公司，面试环节，公司的HR当面说她刚毕业一年，换了四个岗位，空窗久、频繁跳槽，简历中的两个大忌都占了，直接质疑她学历很值钱吗？为什么休息那么久？在别的行业干不久，能否在猎头行业里干下去？职场从来不欢迎空窗期。

林星想不通， “休息就是休息，有什么问题？换工作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怎么可能在20来岁，刚进到社会，就选到想干一辈子的工作？”

但她太想要这份工作了，她跟HR保证这次一定能稳定。她真的坚定地跟自己说要长期干下去，不管多困难，克服一下。签下不规范的劳务合同，在无锡这座不大的城市每天单程通勤一个多小时，午休提前回去工作。最终，决心没能坚持过一周。

在换过四份工作后，王影感觉工作正在消失。

她找工作的节奏比上班还辛苦，早上9点的闹钟起床，打开各个招聘软件，投1~2个小时简历，下午1点到2点、下班前4点到6点分别再投一波，晚上11点到12点，再刷一下各类软件，看看有没有新增的岗位。只有周六给自己放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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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拿到过一家知名投影仪公司的口头offer，在打印薪资流水、社保证明，准备入职手续时，HR突然通知她，因为跳槽太频繁，offer取消了。

她更焦虑了。我们第一次电话时，她说，前一夜她失眠了一整夜。她试了很多助眠方法都不管用。

她从来不是个懒惰的孩子。高中毕业之后，每一个寒暑假她都在打工，她做过设计师、婚礼策划、教培，摇过奶茶、去工厂当过文员，好几个工作还是到外地，那么多尝试都是为了搞清楚以后适合做什么工作。她对一份理想工作的考量很具体也很现实，最终目标是这个工作能不能赚大钱，或者能不能让她长久赚钱不失业。进入金融公司时，她就有学炒股知识为自己赚钱的想法。她愿意为一份工作牺牲个人时间，如果它有成长、薪资高，这样的工作她觉得自己没有遇到过。

“难道我的运气真的有这么差吗？我如此努力，现在却连一份工作都没有。”

小春现在正在一家超市做收银兼管理快递柜，早上7:30，小春已经到岗，晚上8:30才下班，一天的工作时长是13个小时，每个月只休两天。这份工作她已经干了三个多月。

我们的电话经常被打断，来买东西的客人，需要她帮忙找快递的居民，她和每一个走进超市的人熟练地打着招呼。时间被各种琐碎分割，又因为漫长格外煎熬。

离开医院后，大专学历的小春辗转在奶茶店、馄饨店、蛋糕店打工，还摆摊卖过柠檬茶。这些工作几乎都没超过三个月。不是没想过找坐办公室类型的工作，打开招聘软件，出现最多的是客服和电销，有过医院客服经历的小春非常不适应这一工作类型。她生活的有油田的城市养活了一大批人，但在这产业之外能给年轻人提供的工作选择非常有限。

超市收银员到手4000多的工资已经是她目前拿过的最高薪水（这份工作没有交五险一金，此前蛋糕店、奶茶店工资3000左右，医院客服工资2750，这些工作的在岗时间也接近10小时），尽管对这份工作的厌恶让她每一天醒来就想吐槽、想离职，她还是舍不得这笔钱。

小春也想过，要不要去大一点的城市打拼，但出去赚的可能并不比现在高很多，却要多出租房这类大额花销，有次在苏州，她被舒适的环境吸引。终归只是想想，念头短暂地闪了一下，她迈不出这一步。“没有那么坚定的想法一定要走出去。更重要的是，到大城市，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还是属于廉价劳动力。”

大城市开放机会，也设置了学历、能力、社交方面更多筛选标准。而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像是小春的“魔咒”。去蛋糕店上班时，她抱着学点手艺的心态，跟她一起进来的女孩很快上手，她却怎么都学不会裱花抹奶油。过往工作似乎没给她带来任何有用的技能。家人劝她考个证，或者专升本，小春觉得自己没有心力和动力继续学习。由此产生的焦虑和迷茫把她困在原地。

每离开一个工作，小春一边庆幸终于解放，一边又纠结接下来怎么办。摇奶茶或者超市收银，小春感觉不出这些工作有什么实质的区别，这些工作中也无人在意她稳不稳定， “我看不到未来，看不到什么美好的前景，像被推着走，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只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说到一半，她重重叹了口气。

她发给我一张照片，这是她的最新爱好，观察超市门口的小鸟，看它们蹦蹦跳跳让她觉得自己还活着。那只小鸟站在远处的街角，防盗窗的几根栏杆像是相框把它围在中间，但小鸟随时可以飞走。

小春拍摄的小鸟

错位的需求

年轻求职者的期待与企业的需求似乎总是错位的。于是我找到了拥有十几年人力资源相关工作经验的许欣。

许欣觉得，不匹配是两种思维模式的碰撞。一方面，企业与求职者的预期不一样，年轻人初入职场，期待企业提供系统培训，“教”会他们。（王影与林星都有过“为什么没有培训体系”的疑惑）而从企业的视角，抗压力强、更有主动性、可以快速上手的年轻人是他们最喜欢的。“企业愿意支出的培训成本和给员工成长的空间都在进一步压缩，考虑到培养人才的周期比较长、人才跳槽问题，更偏好‘即插即用’型员工。”

“职场认知也在发生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于工作的诉求不再只是薪水，而是通过工作去了解自己想做什么，或不想做什么。跳槽频繁有时是必需的探寻过程。但企业要评估用人的稳定性，对于频繁跳槽的年轻人会有更多的考量。”

很多新闻都曾报道大厂裁掉35岁以上的员工，制造出许多大龄失业的焦虑。“年轻人在这种社会压力下，失去长期稳定工作的安全感，所以希望付出，可以立刻得到回报，看到有确切回报，才愿意努力。而企业希望你先证明有价值，再谈升职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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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下

最近两次工作变动，林星都没有和家人说，她和父母撒谎，说已经回到原先的外贸公司上班。

决定离开体制时，她和父母吵得很厉害。林星的父母做个体生意，对女儿的期待非常明确——“稳定”。那段时间，他们经常给她打电话，劝她改主意，说着说着吵起来，谁先听不下去，谁就先挂电话。

“这个世界上只有我爸妈觉得我应该去考公务员。”初见林星，她骑着一辆摩托车，染了金色的头发刚刚齐肩，穿着一件很酷的皮衣外套。很难想象，这个“拉风”的女孩会选择进入体制。

林星从初中开始就露出叛逆的一面，到大学，她穿孔、染发、骑摩托车，把叛逆的形象焊死在身上。但个性鲜明的外表下，她其实没有做过太出格的事，初中一起“混”的朋友上了职高，她一路升学到985，虽然因为骑摩托车被学校批评写检讨，却又担任班长的职务。

叛逆又叛逆的不完全，最典型的体现一个是大学报考新传专业，一个是考公，两件事她都听了父母的话。高考时，她想去大连外国语学院学一门语言，结果一不小心超常发挥进了985，父母让她报考当时热门的新传专业。

毕业时，身边很多同学要么考研，要么进入大厂，她不想在这两条赛道上“卷”，又很迷茫能做什么，最后听从父母意见报考公务员，在毕业季慌乱的气氛中，她觉得自己陷在“有一份确定工作该去珍惜”的情绪里。而这些很关键的决定，到最后林星都是后悔的。

或许因为这些“失败”的经历，林星现在想坚持自己的试探。“离得远，他们不知道我真正的情况。他们觉得我现在正在做一份正经、体面、稳定的工作，那我就让他们以为，他们开开心心，我也不用再听他们唠叨，大家就能和和气气相处。” 这意味着需要一点“演技”，在中介公司时，周末要工作，父母可能随时给她打视频电话，她走出去接起来，假装正在休息，至今她还没有露出过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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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影正在被家人逼着考公。

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大哥早早考进教师编，现在已经成为那一片最年轻的校长，双生的二哥进了国企。看到哥哥们工作稳定、生活舒适，父母让她求“稳”的心态变得越来越强烈。他们不停催促她回家考公。

最近，只要她跟家人接触，不管是打电话还是聚餐，话题总会回到工作与考公。矛盾的爆发不可避免。吵得最狠的一次在12月初，爸爸跟她说既然家里提的意见不听，也不愿意联系家里，不如当没有这个女儿，别打电话回来了。

那次吵架至今，双方都没有再主动联系过。前几天，她又跟大哥大吵一架，大哥给她发信息，说她本科毕业没有工作，“说出去丢脸”，她觉得大哥有时像NPC一样，跟她所有的交流只围绕着 “回来考试”。

王影其实并不排斥考公本身。只是每次听家里人说起，都觉得只是一张嘴的逼迫，没有考虑过这件事的实际难度，也没打算给她提供支持。“我跟他们说买资料报课要花钱，考试也要交报名费，我没有工作全职备考，谁给我出钱？他们又不说话了。”

小时候，父母出外做生意把哥哥带在身边，她跟着爷爷奶奶长大，跟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大部分时候，王影自己规划人生、独立做决策。失业的她面临不小的经济压力，离开最后一份工作时她买了两斤挂面，几个鸡蛋和一把青菜，每天只吃一顿青菜鸡蛋挂面，现在每天也只吃一顿饭。即使如此，她从没想过向父母要钱。大学期间生活费也是自己打工赚来的。

就连情感的支持她也很少感受到，父母年龄比较大，她一直觉得他们像封建大家长，非常难沟通。她后知后觉自己得到的关心最少，高中寄宿时因为妈妈不给自己送衣服，经常没有应季的衣服穿而被别人嘲笑，大学四年一条被子盖了四季，家人没有想过给她替换，尽管老家离杭州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她甚至觉得自己的妈妈可能并不喜欢自己。

“越长大，我的脑子越清晰，然后回想起以前的事情，发现原来我过的是这样的生活。”

现在想起最后两份工作，林星觉得自己多少有点“病急乱投医”，没有仔细考虑合同、待遇是不是有问题，也没有评估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真的适合。她打算放慢节奏。“我刚毕业一年，简历已经贬值的很厉害，很难找到好一点的工作。那不如停下来，看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向。”

如同离开体制时的想法一样，她觉得自己的能量太小，改变不了什么，“但我不想被同化，想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想法。”她心中有个终极的目标——开个店或者工作室，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写作，拍照，唱唱歌弹弹琴。她新的试探方向是自媒体，自媒体名字就包括“自由探索”。她说自己做好了不行就“卷铺盖回家的”准备。

王影暂停投简历了。她的活力好像被早早开始的各种工作提前消耗殆尽，“不想工作”的情绪现在成倍反扑上来。最近她找了一份家教的兼职，有了收入，兼职时薪实际比她正式工作还高，只是一两周去一次的频率，目前还赚不到太多钱。“没有收入也行，我还能再躺两个月。”

放弃找工作给她带来新的变化，每天睡到自然醒，做做饭，打打游戏，跟朋友聊天时，她形容自己现在很“幸福”。

小春终于下定决心，辞去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她计划先出去玩一趟，至于工作的事情放到后面再说，“但不可能永远不出来工作吧。”（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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