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冷战后,丈夫就搬去跟青梅同吃同睡,一个月后以为我已服软,却只收到法院传票,他算计的一切都落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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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第三十三天的傍晚,天色是一种浑浊的灰紫色。
雨已经停了,但窗玻璃上还挂着水珠,慢吞吞地往下淌。
许绍钧回来了。
他站在楼道里,没敲门,也没说话。感应灯大概是坏了,只有安全出口的绿色标志,在他脸上投下一小片幽暗的光。他身上的卡其色风衣下摆,湿了深色的一圈,贴在小腿上。左手拖着一只银灰色的登机箱,轮子卡在门槛的凹槽里,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那箱子我认识。四年前我们搬进这个家时一起买的,说好出国旅行用。可四年里,一次也没出去过。
我盘腿坐在客厅的地毯上,膝盖上摊着一本看到一半的杂志。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低,是个美食节目。主持人正在煎牛排,油花在铁板上滋啦作响,热气模糊了镜头。
我没动。
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杂志上那篇讲北欧极光的文章,我停在同一段已经读了第四遍。每个字都认识,但连不成意思。
他在门外站了大概两分钟。
然后,我听见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
很轻,咔哒一声。门开了。
他推着箱子进来,鞋也没换,直接在浅米色的地砖上留下几个潮湿的脚印。他看了我一眼,表情很淡,像是下班回家看到一件普通的家具。
“还没睡?”他说。
声音有点哑,像是抽多了烟。
我把杂志合上,放在一边。纸张合拢时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有事?”我问。
他脱掉风衣,随手搭在餐桌边的椅背上。里面是件浅蓝色的衬衫,领口松了两颗扣子。他走到冰箱前,拉开,拿出一瓶冰水,拧开灌了两口。喉结滚动的时候,脖颈侧面的筋微微凸起。
“下周三,”他把水瓶搁在料理台上,发出轻微的磕碰声,“我得出趟差,去深圳。大概一周。”
“哦。”我说。
“冰箱里还有菜吗?”他问,眼睛没看我,盯着空了一半的冰箱内部。
“自己看。”我说。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关上冰箱门。转身,靠在料理台边缘,双手插进裤袋。
“沉鹭,”他叫我的名字,语气里有一种刻意摆出来的、试图讲道理的耐心,“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别这样。”
“别哪样?”我抬起眼,看向他。
客厅只开了一盏落地灯,光从他背后打过来,他的脸在阴影里,看不真切。
“你这样冷战,有意思吗?”他说,“有问题就解决问题,不说话能解决什么?”
我笑了一下。声音很干,像树枝折断。
“许绍钧,”我说,“你觉得我们之间,是‘有问题’?”
他眉头皱起来。那是我熟悉的、不耐烦的前兆。
“那是什么?”他问,“你告诉我,是什么?”
我没立刻回答。
我慢慢从地毯上站起来,光脚踩在地砖上,有点凉。我走到电视柜旁边,拉开最底下的抽屉。里面东西不多,我翻了几下,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
走回来,我把文件袋扔在茶几上。
“打开看看。”我说。
他看看我,又看看文件袋,没动。
“是什么?”他又问了一遍。
“你看了就知道。”我说。
他站直身体,走过来,拿起文件袋。手指在封口处摩挲了两下,然后解开绕线,抽出里面的东西。
是一叠纸。最上面是银行流水打印件,密密麻麻的数字。下面是几张照片,拍得不太清楚,但能认出人影。再下面,是聊天记录截图,一张接一张,铺满了整页A4纸。
他翻得很快。
手指捏着纸的边缘,越来越用力,指节泛白。
翻到第三张的时候,他停住了。
那是上个月十五号,晚上十一点四十七分。一笔转账,八万六千块。收款人:乔薇。备注栏里写着:生日礼物,愿你永远快乐。
空气好像凝固了。
我能听见冰箱压缩机启动的嗡鸣,很轻,但持续不断。还有窗外远处马路上,偶尔掠过的车声。
许绍钧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然后,他慢慢抬起眼,看向我。
“你查我?”他说。
声音很平,但底下压着东西。
“需要查吗?”我说,“许绍钧,你用的是我们俩的联名账户。每一笔支出,我手机银行都有提醒。”
他把那叠纸扔回茶几上。纸张散开,有几张滑落到地毯上。
“所以呢?”他说,“所以你这一个月不接电话,不回消息,就是在整理这些?”
“不然呢?”我说,“等你主动跟我解释,这八万六的‘生日礼物’是怎么回事?还是等你告诉我,为什么乔薇她妈做手术的十万块钱,是从我们账户里走的,备注写的是‘应急借款’?”
他嘴唇抿成一条直线。
“乔薇她妈妈心脏搭桥,情况紧急,我一时凑不出那么多,就从账户里转了。”他说,语速很快,像背诵早已准备好的台词,“至于生日礼物……是,我承认,八万六是有点多。但乔薇去年帮我拉成了恒通那个单子,你知道那个单子给我们公司带来多少利润吗?六十万。我送个包感谢她,过分吗?”
“不过分。”我说。
他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回答。
“沉鹭,”他语气软下来一点,试图靠近一步,“我知道,这段时间我陪乔薇的时间是多了点。但她一个女孩子,在这座城市举目无亲,她爸又走得早,我妈和她妈是几十年的老姐妹,嘱咐过我照顾她。我没办法……”
“许绍钧。”我打断他。
他停住。
我看着他的眼睛。客厅光线昏暗,但我能看清他瞳孔里的自己,小小的,像一个模糊的倒影。
“去年我生日,”我说,声音很稳,稳得我自己都意外,“你说公司资金紧张,只给我买了一条一千二的项链。我戴着它去参加同学会,王菁菁指着她脖子上那条,问我,沉鹭,你这条是仿的吗?怎么光泽不太一样?我说,是,仿的。我不介意。”
我顿了顿,吸了一口气。胸口有点闷,但还能继续说下去。
“今年春节,我想给我爸妈换台新电视。他们那个还是十年前的老款,画面都泛白了。你说,再等等,等季度奖金发了。好,我等。然后三月份,乔薇朋友圈晒了张照片,她家的新电视,七十寸,索尼的。配文是:谢谢哥哥,视听盛宴开始了。我问你,你说那是她自己买的。我相信了。”
我往前走了一步,离他更近一些。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还有一点点,属于乔薇常用的那款柑橘调香水的后调。
“上上个月,我车胎扎了,打电话给你,你说在开会,走不开。我说好,我自己叫拖车。然后在拖车来的四十分钟里,我看见乔薇发了条朋友圈,定位在城西那家很贵的日料店。照片里,有半只男人的手,搭在桌沿。手腕上那块表,是我去年送你的生日礼物。”
许绍钧的脸色一点一点白下去。
“沉鹭,”他声音发紧,“那些都是巧合,我可以解释……”
“不用解释了。”我说。
我从茶几上拿起那叠纸,一张一张,慢慢整理好,边缘对齐。动作很慢,很仔细。
“这三十三天,”我说,没有抬头看他,“我一直在想,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才让你觉得,你可以这样对我。”
我把整理好的纸,重新塞回文件袋,绕好线。
“后来我想通了。”我抬起头,看向他,“不是你觉得可以这样对我。而是你根本就没想过,这样对我,我会怎么想。”
我把文件袋放在茶几正中央。
“许绍钧,我们离婚吧。”
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世界没有崩塌,也没有雷鸣。只有冰箱又“嗡”地响了一声,然后恢复寂静。
他像是没听懂,愣愣地看着我。
“你说什么?”他问,声音很轻。
“我说,我们离婚。”我重复一遍,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就因为这些?”他突然拔高声音,指着那个文件袋,“就因为几笔转账,几张照片?沉鹭,你闹够了没有?离婚是能随便说的吗?”
“我没闹。”我说,“我想了三十三天。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我都在想。我想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我转身,走到落地窗前。窗外是城市的夜景,灯火连绵,像一片倒悬的星河。很美,但也很冷。
“我们结婚五年了,许绍钧。”我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影子,慢慢说,“第一年,你创业,我把工作辞了,帮你跑客户,做账,打包发货。晚上回家,累得手指都抬不起来,还得给你煮宵夜。你说,等公司做起来,一定让我过好日子。我信了。”
“第二年,公司有点起色,你应酬越来越多,喝到胃出血住院。我在医院陪了三天三夜,没合眼。你拉着我的手说,老婆,这辈子有你,值了。我也信了。”
“第三年,你买了这房子。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你说,这才像个家。我们躺在还没家具的空荡荡的客厅地板上,看着天花板,你说以后要在这里装个投影,周末我们一起看电影。我信了。”
“第四年,你公司上了正轨,你让我回家,别那么累。我说好。我开始学插花,学烘焙,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等你回来。你回来的时间,却越来越晚。电话里总是说,在陪客户,在开会。我开始有点不信了,但我不愿意深想。”
“然后,是第五年。”我转过身,面对他。
他站在灯光与阴影的交界处,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震惊,有愤怒,还有一丝……慌乱?
“乔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问,“是你妈介绍的那个‘干女儿’,对吗?她说乔薇可怜,让你多照应。你照应得很好。陪她看病,帮她搬家,给她过生日,送她昂贵的礼物,用我们共同账户里的钱。”
我往前走,一步一步,直到离他只有半臂距离。
“许绍钧,我不是傻子。”我说,声音终于控制不住地发抖,“我只是……只是还想给我们的婚姻,留最后一点体面。我以为你会收敛,我以为你至少……至少会尊重我。”
他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
“但现在我发现,我错了。”我说,“体面是互相给的。你不给,我就自己挣。”
我越过他,走向卧室。
“今晚你睡客房。”我说,手搭在卧室门把手上,“或者,你想去找乔薇,也可以。明天上午九点,民政局见。带上证件。”
我拧开门,走进去,然后反手关上。
没有锁。
但我知道,他不会进来。
背靠着冰冷的门板,我慢慢滑坐到地上。地毯很软,但我感觉不到。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有无数只蝉在同时嘶鸣。
我抬起手,捂住脸。
掌心一片潮湿。
我没有哭出声。只是眼泪不停地流,顺着指缝,渗进掌心的纹路里。很烫,烫得皮肤发疼。
门外很久都没有动静。
大概过了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我听见脚步声。很轻,走向客房的方向。然后是关门声,“咔哒”一下。
我放下手,在黑暗里睁大眼睛。
卧室的窗帘没有拉严,外面路灯的光漏进来一线,斜斜地切在地板上,像一道苍白的伤口。
结束了。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五年,一千八百二十五天。结束了。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手机闹钟叫醒的。
七点半。和我过去五年里每一个工作日的起床时间一样。
我按掉闹钟,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几分钟。眼睛很涩,很胀,头也昏沉沉的。昨晚大概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断断续续,全是混乱的梦。
但该起的床,还是要起。
我爬起来,走进浴室。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眼下两团明显的青黑,嘴唇干得起皮。很憔悴,也很陌生。
我拧开水龙头,用冷水扑了扑脸。冰凉的水刺激着皮肤,让我稍微清醒了一点。
洗漱,换衣服。我选了一套深灰色的西装套裙,里面搭白色真丝衬衫。头发梳成低马尾,露出整张脸。化了比平时稍浓一点的妆,遮瑕膏仔细盖住黑眼圈,口红选了正红色。
看着镜子里那个妆容精致、衣着得体的女人,我扯了扯嘴角,试图挤出一个笑。
没成功。
算了。我拿起包,走出卧室。
客厅里很安静。餐桌上放着半杯没喝完的水,是昨晚许绍钧留下的。客房的门关着,里面没有一点声音。
我走到玄关,换鞋。鞋柜里,他的皮鞋还在,整齐地摆放在第二层。旁边空了一格,原本放着他常穿的那双运动鞋,不见了。
他走了。
不知道是昨晚走的,还是今早。不重要了。
我拉开门,走出去,反手带上。
“咔哒”一声轻响。门锁合拢的声音,在安静的楼道里格外清晰。
下楼,走到小区门口。早晨的空气里有淡淡的桂花香,甜甜的,带着一点凉意。今天是九月二十八号,农历八月初六。秋天真的来了。
我在街边的早餐摊买了杯豆浆,两根油条。坐在公交车站的长椅上,慢慢地吃。豆浆很烫,油条有点韧,嚼起来费劲。但我一口一口,全都吃完了。
不能不吃。今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八点五十,我站在民政局门口。
今天不是什么特殊日子,门口人不多。几对年轻情侣手拉着手,脸上带着笑,眼睛里闪着光,是来结婚的。还有一两对中年人,隔着一段距离站着,彼此不看对方,脸色沉闷,是来离婚的。
我找了个角落站着,拿出手机,打开备忘录,把今天要办的事又看了一遍。
九点过五分,许绍钧来了。
他开着他那辆黑色奥迪,停在路边。下车,关车门,动作有点重。他今天也穿了西装,深蓝色,是我去年送他那套。衬衫领口系得一丝不苟,但下巴上有一小块没刮干净的胡茬。
他走过来,在我面前停下。
“沉鹭。”他叫了我一声,声音有点干涩。
“证件带齐了?”我问,没看他,眼睛盯着手机屏幕。
“……齐了。”
“那进去吧。”我按灭屏幕,把手机收进包里,率先朝大门走去。
离婚登记处在二楼,和结婚登记处隔着一条走廊。一边热闹,一边冷清。
取号,排队,等待。
我们坐在冰凉的金属长椅上,中间隔了一个人的距离。谁也没说话。许绍钧几次想开口,嘴唇动了动,又咽了回去。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无意识地握紧,又松开。
前面还有两对。一对是六十岁左右的老人,老太太一直在抹眼泪,老头低着头,不说话。另一对是三十出头的夫妻,女的在低声打电话,语气激烈,像是在争论财产分割。
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还有隐约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压抑。
叫到我们的号了。
我站起身,走进去。许绍钧跟在后面。
工作人员是个四十多岁的阿姨,戴着老花镜,表情很公事公办。她接过我们的证件,仔细核对,然后在键盘上敲打。
“离婚原因?”她问,眼睛没抬。
“感情破裂。”我说。
“双方自愿?”
“是。”我说。
“财产、债务、子女抚养,协商好了吗?”
“没有共同债务,没有子女。”我说,“财产分割协议,我们稍后会请律师处理。”
阿姨抬头,看了我们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两秒,又转向许绍钧。许绍钧避开她的视线,盯着桌面。
“想好了?”她问,语气缓和了一点,“离婚不是儿戏。”
“想好了。”我说。
她没再说什么,低头继续操作。打印机嗡嗡作响,吐出几张纸。她递过来,指着几个地方让我们签字。
我拿起笔,在指定位置写下自己的名字。沈沉鹭。三个字,写了五年,早已刻进肌肉记忆里。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轻响。
许绍钧也签了。他写字有点用力,最后一笔把纸都划出了一道浅浅的痕。
“好了。”阿姨把两份离婚证递给我们,“一人一本,收好。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夫妻关系了。”
暗红色的小本子,入手很轻。
我接过来,翻开看了一眼。照片是几年前拍的,那时候我还有点婴儿肥,对着镜头笑得很甜。许绍钧站在我旁边,肩膀挨着我的肩膀,表情有点僵硬,但眼里有光。
时间是2019年10月10日。
五年零二十三天。
合上本子,我把它放进包里最内侧的夹层。拉好拉链。
“走吧。”我说,转身往外走。
“沉鹭。”许绍钧在身后叫我。
我停住脚步,但没有回头。
“房子……你先住着。”他的声音有点急,“我搬出去。等手续都办完了,再……”
“不用。”我打断他,“我今天就搬。”
我转过头,看了他一眼。他脸上是毫不掩饰的错愕。
“你的东西,我会整理好,放到客房。你找个时间过来拿。”我说,“我的东西不多,今天就能搬走。钥匙,我会留在玄关鞋柜上。”
“你要搬去哪?”他问,往前走了两步。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我说,语气很平,“离婚协议,我会让我的律师联系你。该我的,我一分不会少要。不该我的,我一分也不会多拿。”
说完,我没再停留,走下楼梯,推开民政局厚重的大门。
阳光一下子涌进来,有点刺眼。
我眯了眯眼,从包里拿出墨镜戴上。黑色的镜片隔开了过于明亮的世界,也隔开了身后那道复杂的视线。
走到路边,我拦了辆出租车。
“去哪?”司机问。
我报出好友唐蕊家的地址。
车开了。窗外的街景飞快地向后退去。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店铺,熟悉的红绿灯。这个城市,我和许绍钧一起生活了五年。每个角落,似乎都有共同的回忆。
但现在,这些都和我没关系了。
我从包里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响了三声,那边接起来。
“喂,沉鹭?”唐蕊的声音清脆,带着一丝担忧,“怎么样?”
“离了。”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你在哪?我过来找你。”她说。
“不用,我打车去你家。”我说,“蕊蕊,收留我几天,行吗?”
“废话!”她声音陡然拔高,“赶紧过来!我给你下碗面,热乎的!”
挂了电话,我靠在座椅上,长长地、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胸口那块压了不知道多久的大石,好像松动了一点。虽然还没搬开,但至少,我能喘口气了。
到了唐蕊家,她果然已经煮好了面。番茄鸡蛋面,汤很浓,上面撒了葱花,还卧了两个荷包蛋。
“快吃。”她把筷子塞到我手里,在我对面坐下,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脸色怎么这么差?昨晚没睡?”
“嗯,没怎么睡。”我拿起筷子,挑起一筷子面。热气扑面而来,带着食物的香味。我吹了吹,送进嘴里。面条煮得软硬适中,番茄的酸味恰到好处,鸡蛋很嫩。
吃着吃着,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砸进碗里。
唐蕊没说话,只是抽了两张纸巾,默默递过来。
我接过来,胡乱擦了擦脸,然后继续吃。一口,一口,把整碗面,连汤都喝光了。
“吃饱了?”她问。
“嗯。”我点点头。
“那行,”她站起来,利落地收拾碗筷,“你先去洗个澡,睡一觉。房间我给你收拾好了,床单被套都是新换的。什么都别想,好好睡一觉。睡醒了,我们再说话。”
我没逞强。确实累了,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累。
洗了个热水澡,换上唐蕊准备的干净睡衣,躺进柔软的被子里。枕头有阳光晒过的味道,很温暖。
我闭上眼,几乎是立刻就睡着了。
没有梦。只是一片沉甸甸的、无边无际的黑暗。
我在唐蕊家住了三天。
这三天,我什么都没做。睡觉,吃饭,发呆。唐蕊是自由撰稿人,大部分时间在家工作。她也不多问,只是按时叫我吃饭,晚上拉着我看一些不用动脑子的综艺节目,或者一起在小区里散散步。
她在用她的方式,给我空间,也给我陪伴。
第四天早上,我醒得很早。天刚蒙蒙亮,窗外有鸟叫声,清脆悦耳。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脑子是这几个月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清醒。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坐起来,拿过床头的手机。屏幕上有几条未读消息,是几个共同朋友发来的,小心翼翼地询问。还有一条,是许绍钧昨晚发的:“沉鹭,我们谈谈。关于财产,我可以多给你一些补偿。”
我没回。直接划掉。
然后,我打开通讯录,找到一个名字:陆明薇。下面有一行小字:明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这是我半年前在一次行业交流会上认识的律师。当时只是交换了名片,简单聊了几句,没想到现在会用上。
我拨通了电话。
响了五六声,就在我以为没人接的时候,那边传来一个干练的女声:“你好,陆明薇。”
“陆律师,你好。我是沈沉鹭,半年前在文化产业论坛上,我们见过。”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清晰。
那边沉默了一秒,似乎在回忆。
“沈小姐,我记得。”陆明薇说,语气平稳专业,“有什么事可以帮您?”
“我想咨询离婚后的财产分割问题。”我开门见山,“情况有些复杂,涉及公司股权和婚内资产转移。您最近方便见面详谈吗?”
“可以。”她回答得很干脆,“今天下午三点,我的办公室,时间合适吗?”
“合适。”
“好,地址我稍后发您。请带上您手头已有的所有相关材料,比如结婚证、房产证、银行流水、股权证明等。”
“明白,谢谢您。”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发了会儿呆。
然后,我起身,开始换衣服。今天要出门,不能再穿睡衣了。
唐蕊听见动静,从书房探出头来:“要出去?”
“嗯,约了律师。”我说。
她眼睛亮了亮:“需要我陪你吗?”
“不用,我自己可以。”我冲她笑了笑,“蕊蕊,这几天,谢谢。”
“少来这套。”她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记住,你不是一个人。有事随时电话。”
“嗯。”
下午两点半,我按照陆明薇发来的地址,找到那栋位于市中心 CBD 的写字楼。明正律师事务所在二十八层。前台姑娘很有礼貌,确认预约后,将我引到一间小会议室。
会议室不大,但视野极好。一整面落地窗,能俯瞰大半个城市。天气很好,阳光明亮,天空是少见的湛蓝色。
我坐下没多久,门被推开。陆明薇走了进来。
她看起来三十五岁左右,短发,齐耳,打理得一丝不苟。穿着剪裁合身的深灰色西装套裙,白色衬衫,珍珠耳钉。妆容清淡,但眼神锐利,步伐稳健。
“沈小姐,你好。”她在我对面坐下,将一个深棕色的皮质文件夹放在桌上。
“陆律师,麻烦您了。”我把带来的文件袋递过去。
她接过来,没有立刻打开,而是看着我,问:“沈小姐,不介意的话,能否先简单说说您的情况,以及您的诉求?”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从发现许绍钧和乔薇的异常往来,到那些数额巨大的转账,再到我手头掌握的证据——银行流水、照片、聊天记录截屏。我没有过多渲染情绪,只是陈述事实,尽量清晰、有条理。
陆明薇听得很认真,偶尔在面前的便签纸上记录几个关键词。她的表情始终平静,没有惊讶,也没有同情,只是专业的专注。
等我讲完,她点点头,打开我带来的文件袋,开始快速浏览那些材料。她的速度很快,但看得很仔细,手指偶尔在某一行数字或某个时间点上轻轻一点。
大约看了十分钟,她抬起头。
“沈小姐,”她说,声音平稳清晰,“首先,您手头这些证据,包括银行流水、带有暧昧性质的聊天记录、以及能够证明他们关系亲密的照片,可以作为对方在婚姻中存在过错的初步证据。但请注意,仅仅是‘初步’。”
她顿了顿,继续说:“要证明‘婚内资产转移’,尤其是转入第三方乔薇名下的这些款项,难度较大。如果对方咬定是‘借款’或‘劳务报酬’,而您无法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这是基于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赠与,法院很可能不会支持全额追回。”
我的心往下沉了沉。
“那……难道就拿他没办法了吗?”我问,声音有些发干。
“当然不是。”陆明薇轻轻推了一下鼻梁上的无框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冷静而坚定,“我们有几个方向可以努力。”
“第一,深度梳理财务。我需要您和许先生名下所有账户,至少近三年的完整流水。重点排查大额、异常、收款方为乔薇或其关联方(比如她母亲)的支出。同时,梳理您们共同的资产清单,包括房产、车辆、存款、投资理财,以及——最关键的一项——许先生公司的股权结构。”
“公司股权?”我愣了一下。
“对。”陆明薇点点头,“如果公司是你们婚后创立或增值的,那么这部分股权及其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需要知道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构成、历年分红情况,以及许先生名下股权的具体比例和估值。这可能是财产分割中最大的一块。”
我听得有些头大。许绍钧的公司,我婚后确实帮他做过一段时间,但后来他让我回家,我就没再具体参与经营。股权的事,我只知道他是大股东,具体细节,我并不清楚。
“这部分……我可能不太了解。”我老实说。
“没关系,我们可以调查。”陆明薇说,“这需要时间,也可能需要申请法院调查令。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有合理的怀疑和初步证据。”
她翻开文件夹,取出一张纸,上面列着几条建议。
“第二,在正式启动法律程序前,我建议您先做几件事。”她看着清单,一条一条说,“首先,整理好您个人的重要物品和证件,从你们共同的居所中搬离。避免后续产生不必要的居住权纠纷,也避免情绪上的持续消耗。”
“我正在做。”我说。
“很好。其次,立即着手收集和保全所有证据。您刚才提供的这些纸质材料,请务必保存好原件。同时,所有电子证据——聊天记录、邮件、短信、社交媒体内容——请进行公证保全。互联网上的信息很容易被删除或篡改,公证后的证据效力更强。”
我点点头,记在心里。
“第三,关于您和许先生的沟通。”陆明薇看着我,语气严肃了一些,“从现在起,尽量减少直接、正面的情绪冲突。如果必须沟通,尽量使用微信、短信或邮件等可以留下文字记录的方式。沟通内容围绕离婚和财产分割的具体事宜,保持冷静、理性的语气。避免在情绪激动下说出任何可能对自己不利的话,或者做出任何承诺。”
“我明白。”我说。这很难,但我知道必须做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陆明薇合上文件夹,身体微微前倾,“沈小姐,离婚官司,尤其是涉及财产分割的,往往是一场持久战。它消耗的不仅是金钱和时间,更是心力。您需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过程可能会很煎熬,可能会看到人性中不那么美好的一面。您确定,要走到这一步吗?”
我沉默了几秒钟。
会议室的玻璃窗外,云朵缓慢地飘过,在高楼的玻璃幕墙上投下流动的阴影。
“我确定。”我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陆律师,我不是一时冲动。这五年的婚姻,我付出了我能付出的一切。我可以接受感情没了,好聚好散。但我不能接受,在我全心付出的时候,他却在用我们共同的血汗钱,去供养另一段关系,还把我当成傻子。”
我看着陆明薇的眼睛:“该我的,我要拿回来。这不只是为了钱,是为了讨一个公道,也是为了给我自己,这五年一个交代。”
陆明薇静静地看了我几秒,然后,她的嘴角微微向上弯了一下,是一个很淡的、带着赞许意味的笑容。
“好。”她说,“那我接下这个案子。接下来,我会根据您的情况,起草一份详细的取证清单和策略方案。我们保持联系。”
“费用方面……”我问。
“按小时收费,具体标准我的助理稍后会发给您。前期可能需要一笔启动资金,用于证据保全和基础调查。”陆明薇很坦率。
“没问题。”我说。钱很重要,但现在,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
离开律师事务所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夕阳西斜,给高楼大厦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
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汽车尾气的味道,有路边咖啡店的香气,还有秋天特有的、干燥清凉的气息。
心里那团乱麻,好像被一只专业而冷静的手,理出了一点点头绪。
路很难,但至少,我知道第一步该往哪走了。
我没有直接回唐蕊家,而是去了以前和许绍钧住的那个小区。
站在楼下,我仰头看了看那个熟悉的窗户。十六楼,左边那户。阳台上的绿萝,似乎有些日子没浇水了,叶子蔫蔫地垂着。
我刷卡进楼,上电梯。心脏在胸腔里,不轻不重地跳着。
打开门,屋里一片寂静。窗帘拉着,光线昏暗。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灰尘味,还有一种……空旷的、没有人气的冷清。
许绍钧的东西还在。鞋柜里的鞋,沙发上的靠垫,茶几上他常用的那个马克杯。但一些属于他的、常用的物品不见了,比如笔记本电脑、几件常穿的外套、洗漱台上的剃须刀。
他真的搬走了一部分。
也好。省事了。
我换上拖鞋,没有开大灯,只打开了客厅的一盏落地灯。然后,我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我的东西其实不多。大部分衣物,一些书籍,少量护肤品和化妆品,还有零散的一些小物件。结婚时买的那些所谓的“嫁妆”,像床上用品、小家电,我都没要。那些东西上承载了太多关于“家”的想象,现在看着,只觉得讽刺。
我只拿真正属于“沈沉鹭”这个人的东西。
我把两个大行李箱和一个收纳箱拖到客厅中央,然后开始有条不紊地整理。衣服一件件叠好,书籍按大小码齐,小物件用软纸包好。
过程比我想象的平静。没有不舍,没有留恋,只有一种清理废墟般的、带着疲惫的决绝。
收拾到书房时,我在书架最底层,发现了一个落满灰尘的纸箱。打开,里面是一些旧物。有我们恋爱时的电影票根,有一起去旅游的景点门票,有他写给我的、歪歪扭扭的情书,还有一本厚厚的相册。
我坐在地板上,翻开了那本相册。
第一张,是我们大学刚毕业时,在学校门口的合影。两个人穿着学士服,头靠着头,笑得见牙不见眼。那时候真年轻啊,眼睛里全是光,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
后面,是我们租的第一个小单间,只有十几平米,厨房厕所都是公用的。照片里,我们挤在狭窄的床边,吃着一碗泡面,却笑得很开心。
再后来,是他第一次创业,租了个车库当办公室。照片里,他对着镜头比V,背后是堆成山的快递箱,他眼睛里有血丝,但精神亢奋。
还有我们结婚那天的照片。我穿着简单的白色裙子,他穿着西装,紧张得手心全是汗。在民政局门口,阳光很好,他低头吻我,我闭上眼睛,睫毛都在颤抖。
一页一页,翻过去。像快速浏览了一遍,那曾经被我珍而重之的五年。
笑容从灿烂,到温和,再到后来,照片越来越少,两个人的距离,在画面里似乎也无形中变远了。
最后一张,是去年春节,在我爸妈家。一大家人吃饭,他坐在我旁边,给我夹了一筷子菜。我侧着脸对他笑,他也在笑,但眼睛里,好像有点心不在焉。
当时我没在意。或者说,我选择了不去在意。
合上相册,封面因为年久而有些褪色。我用手掌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
然后,我拿起那个纸箱,走到客厅,放在那一堆准备带走的行李旁边。
我没有扔掉它。
不是留恋。而是觉得,这是我自己人生的一部分。好的,坏的,甜的,苦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我可以告别,但没必要抹杀。
收拾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两个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收纳箱也满了。还有几盆我养了很久的绿植,带不走,我拍了张照片,发在小区业主群里,问有没有人愿意收养。
很快就有人回应。是同栋楼的一个年轻女孩,说她刚搬来,正想买点绿植。
我跟她约了明天来取。
然后,我拉着行李箱,背着包,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生活了五年的地方。
客厅,餐厅,厨房,卧室,书房。每一个角落,都有回忆。但现在,那些回忆都蒙上了一层灰扑扑的色调,不再鲜亮。
我关掉灯,关上门。
钥匙,我放在了玄关鞋柜最上面一格。那里原本是放零钱和收据的地方,很显眼。
拉着行李箱走进电梯,金属门缓缓合拢,倒映出我模糊的身影。
再见。
我在心里,无声地说。
再见,沈沉鹭的这五年。
接下来的两周,我像个陀螺一样高速旋转。
在唐蕊的帮助下,我在她家附近租了个一室一厅的小公寓。房子不大,但朝南,有个小小的阳台。我自己动手,刷了墙,换了窗帘,添置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大部分时间,我泡在二手市场和宜家,挑选性价比高的东西。
唐蕊笑我,说我比装修自家婚房还上心。
我说,不一样。以前那个是“家”,是两个人的。现在这个,是“窝”,是我自己的。
我得把它弄得舒服点,因为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可能都要在这里,独自舔舐伤口,也独自积攒力量。
安顿好住处后,我按照陆明薇的清单,开始疯狂地搜集证据。
这过程,像是在一片狼藉的废墟里,一寸一寸地挖掘,把那些被刻意掩盖、粉饰的碎片,重新拼凑起来。
首先,是银行流水。
我打印了我和许绍钧名下所有账户,近三年的流水。厚厚几大摞A4纸,铺满了租屋客厅的地板。我坐在地板上,身边放着不同颜色的荧光笔、便签纸、计算器,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一页一页地看。一行一行地核对。
工资入账,日常消费,房贷扣款,理财赎回……无数的数字,像冰冷的密码,记录着我们一起生活的痕迹。
然后,我看到了那些刺眼的记录。
用黄色荧光笔,我把所有收款方是“乔薇”,或者转账备注里带有“薇”字的记录,一一标出。
一笔,两笔,三笔……
越来越多。
有五千的,有一万的,有三万的,有八万六的。备注五花八门:“生日祝福”、“乔姨手术费”、“项目感谢金”、“节日红包”、“乔薇购车款”……
我拿着计算器,一笔一笔地加。
加到最后,手指有些僵硬。计算器屏幕上的数字,让我心头发冷。
仅仅是我能查到的、从我们联名账户转出的,就有四十七万八千六百元。这还不包括许绍钧可能用他个人账户,或者公司账户转出的部分。
四十七万。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是我们计划换车的钱,是我们说好要存着将来给孩子做教育基金的钱,是我爸妈一直想翻修老房子的钱。
现在,它们变成了乔薇身上的名牌包,她手腕上的名表,她朋友圈里那些光鲜亮丽的旅游照片。
我盯着那些数字,看了很久。然后,我拿起红色荧光笔,在旁边空白处,用力写下两个字:证据。
除了银行流水,我还开始整理各种电子记录。
许绍钧的社交账号,我早已被屏蔽。但乔薇的没有。她的朋友圈对我开放,像一场精心策划的、针对我的展览。
我像个自虐的观众,一遍遍翻阅。
去年十月,她晒出一张夜景照片,定位在某高级酒店顶楼酒吧。配文:“微醺的夜,有懂的人陪。”照片一角,有一只男人的手,搭在杯壁上。袖口露出一块表,是我熟悉的款式。
今年情人节,她发了一束巨大的、价格不菲的厄瓜多尔玫瑰。卡片没有拍全,但露出半个字迹,是许绍钧的笔迹。
五一假期,她去了三亚。九宫格照片里,有海,有沙滩,有豪华酒店的自助餐。其中一张,是她的自拍,背景虚化,但能看出对面坐着一个男人,正在低头看手机。那个侧影,我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不要移开视线,而是拿起手机,一张一张,清晰截屏。包括发布的时间、定位、以及下面可能存在的、来自许绍钧的点赞或评论。
然后,是聊天记录。
我和许绍钧的聊天记录,早已稀疏冷淡。但我翻到了更早的,大概一年前。
那时,我已经隐隐觉得不对。有一次,他彻夜未归,说是陪客户。我打电话,他挂断,发消息,他隔了很久才回,只有两个字:“在忙。”
我当时没再追问。但那种不安和怀疑,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心里。
现在回头看,那段时期,恰好是乔薇朋友圈开始频繁出现“哥哥”这个称呼的时候。
我截屏了那些寥寥数语的对话,也截屏了他后来各种漏洞百出的解释。
做完这些基础的电子证据保存,我联系了陆明薇推荐的公证处,预约了证据保全公证。这是一笔额外的花费,但陆明薇说,很有必要。
在公证员面前,我登录自己的微信、邮箱,一一展示那些聊天记录、邮件和截图。公证员操作电脑,全程录像,并将所有展示的电子数据,刻录成光盘,加盖公证处的公章。
拿着那份公证书,薄薄的几页纸,却感觉比任何东西都有分量。
这是法律认可的证据。是钉在事实上的钉子。
与此同时,陆明薇那边的调查也在推进。
她通过一些合法的渠道,初步摸清了许绍钧公司的情况。公司全称“钧诚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三百万,许绍钧持股65%,是绝对控股的大股东。另外两个股东,一个是他大学同学,持股20%,还有一个是早期投资人,持股15%。
公司主要做企业级软件定制开发,这几年确实发展不错,年净利润大概在两百到三百万之间。但公司的账目,特别是股东分红和关联交易,比较复杂。
“许绍钧很可能通过给自己发高额薪水、报销,或者与关联公司进行交易的方式,将公司利润转移出去,规避这部分成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陆明薇在电话里分析,“而且,我注意到,公司近期有一笔六十万的款项,支付给了一家叫‘薇光设计工作室’的公司。这家工作室的法人代表,正是乔薇。”
“薇光设计?”我皱眉,“乔薇什么时候开工作室了?”
“注册时间是去年六月。”陆明薇说,“注册资本十万,但成立以来,几乎只和钧诚科技有业务往来。钧诚科技支付给它的‘设计服务费’,累计已经超过一百五十万。”
我明白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转移。把公司的钱,以“业务合作”的名义,合法地转到乔薇手里。
“能追回吗?”我问。
“很难。”陆明薇直言,“除非我们能证明,这些所谓的‘设计服务’根本不存在,或者价格远高于市场公允价,构成虚假交易。这需要更深入的财务审计,甚至可能需要司法鉴定。而且,乔薇工作室是独立法人,钱一旦进去,再想追回到个人,法律程序很复杂。”
我感到一阵无力。他们早就把漏洞堵上了,或者说,从一开始,就在不同的篮子里放鸡蛋。
“那我们怎么办?”我问。
“两条腿走路。”陆明薇的声音依旧冷静,“第一,在离婚诉讼中,主张许绍钧持有的公司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依法分割。这部分是大头,也是主攻方向。法官会根据股权价值、公司经营状况、对方过错程度等因素,进行判决。我们有他婚内与他人存在不正当关系的证据,这对争取你多分财产是有利的。”
“第二,针对那些明确转给乔薇的个人款项,我们可以另案起诉,主张许绍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擅自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侵害了你的财产权,要求乔薇返还。这个官司,我们也有一定胜算,尤其是那些备注暧昧、金额特殊的转账。”
“这两个官司,可以同时打吗?”我问。
“可以,但会非常耗时耗力,而且诉讼成本不低。”陆明薇顿了顿,“沈小姐,我需要再次确认你的决心。一旦正式开打,就没有回头路了。你们之间最后那点情分,也会消耗殆尽。而且,过程可能会很……难堪。”
我想起乔薇朋友圈那些刺眼的照片,想起许绍钧那些理直气壮的谎言,想起我爸妈看到这些证据时,气得发抖的样子。
“打。”我说,声音里没有一丝犹豫,“陆律师,该怎么打就怎么打。情分?从他开始骗我的那天起,我们之间就没有情分了。难堪?我不怕难堪,我只怕对不起我自己过去的五年。”
“好。”陆明薇说,“那我这边,就开始正式准备起诉材料。首先提起离婚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防止他转移资产。同时,我们会整理好向乔薇追索赠与财产的诉讼材料,择机启动。”
挂了电话,我走到阳台上。夜已经深了,楼下的街道空旷安静,只有路灯孤零零地亮着。
晚风吹过来,带着凉意。我抱住自己的胳膊。
怕吗?有点。
累吗?很累。
但奇怪的是,心里那块一直堵着的地方,好像疏通了一点。不再是那种闷着的、无处发泄的痛,而是一种带着明确目标的、冰冷的愤怒。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知道我的对手是谁。我知道这条路很难,但我知道我必须走。
这就够了。
几天后,我接到了许绍钧的电话。
距离我们上次在民政局见面,已经过去快一个月。这是他第一次直接打电话给我。
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等它响了七八声,才接起来。
“喂。”我的声音很平。
“沉鹭。”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有些低沉,也有些疲惫,“我们谈谈。”
“谈什么?”我问。
“谈谈……离婚的事。”他说,“没必要闹到法院。协议离婚,我们可以协商。”
“可以。”我说,“我的条件很简单。第一,房子归我,当初首付我爸妈出了一大半,婚后房贷也是我们一起还的。第二,公司65%的股权,我要一半。第三,你转给乔薇的那些钱,一共四十七万八,你要么还给我,要么从你其他财产里折价补偿。”
电话那头沉默了。
长久的沉默。我只能听到他略微加重的呼吸声。
“沈沉鹭,”他终于开口,声音里带着压不住的恼怒和不可思议,“你是不是疯了?”
“我很清醒。”我说。
“房子可以商量。”他语速加快,“但公司股权?那是我的心血!是我一手创立起来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婚后就没在公司上过一天班!”
“是,我没上班。”我平静地说,“但我辞职是为了帮你打理后方,让你没有后顾之忧。我们结婚时,公司只是个壳子。是婚后的五年,它才发展壮大。法律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产经营的收益,是夫妻共同财产。你的股权,自然有我一半。”
“法律规定?”他冷笑一声,“沉鹭,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算计,这么冷血了?我们五年的感情,在你眼里,就只剩下钱和股权了?”
“许绍钧,”我叫他的名字,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别跟我提感情。提感情,你就该好好想想,你是怎么对待我们这五年感情的。是在我熬夜等你回家的时候,陪别人过生日?是在我计划我们未来的时候,把钱大把大把撒给别人?”
“我跟乔薇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低吼道,“她只是我妹妹!我帮她是情分!”
“用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去帮的‘情分’?”我反问,“许绍钧,这话你自己信吗?你敢摸着良心说,你对乔薇,没有半点超出兄妹的感情?你敢说,那些‘生日礼物’、‘节日红包’,只是一个哥哥对妹妹的正常关怀?”
他又不说话了。呼吸声更加粗重。
“沉鹭,你非要这样吗?”再开口时,他的语气软了下来,带着一丝恳求,或者说,是伪装出来的疲惫和无奈,“就算我错了,行吗?我承认,有些地方我做得不妥当,忽略了你的感受。但我们能不能好好解决?非要闹上法庭,让所有人都看笑话?对你对我,对公司,影响都不好。乔薇还是个女孩子,你把她扯进来,她以后怎么做人?”
看笑话?影响?她怎么做人?
我听着这些话,突然觉得一阵反胃。到了这个时候,他担心的,还是他的面子,他的公司,还有乔薇的名声。
我的感受,我的痛苦,我失去的五年,在他眼里,大概轻如鸿毛。
“许绍钧,”我打断他,不想再听下去,“条件我已经说了。同意,我们就签协议。不同意,我们就法庭见。至于乔薇怎么做人——在她心安理得收下那些钱,介入别人婚姻的时候,她就该想到今天。”
说完,我没等他反应,直接挂断了电话。
手有点抖。我按了按太阳穴,那里一跳一跳地疼。
和预期的一样,谈判破裂了。
他不可能轻易放弃公司的控制权,更不可能承认他和乔薇的关系。他还在幻想,能用“感情”、“影响”、“笑话”这些字眼,让我退缩,让我继续扮演那个懂事、大度、好哄的沈沉鹭。
可惜,那个沈沉鹭,已经死在发现真相的那一天了。
我把手机扔到沙发上,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水。冷水划过喉咙,稍微压下一点心头的躁意。
这时,手机又响了一下。
我拿起来看,是唐蕊。
“鹭鹭,在干嘛?晚上一起吃饭?我发现一家超好吃的潮汕牛肉火锅!”
我看着她发来的那个咧嘴笑的表情包,冰冷的心里,好像注入了一丝暖流。
还好,我不是一个人。
我打字回复:“好。我请客。”
“得了吧,姐最近稿费丰厚,我请你!庆祝你即将开启富婆新生活!”后面跟了一连串撒钱的表情。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地址发我。”
放下手机,我走到衣柜前,开始挑选晚上出门的衣服。
不能垮。沈沉鹭。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战斗才刚刚开始。你要吃的饱,睡的好,穿得体面,精神抖擞。
这样才能有力气,去打一场硬仗。
才能让那些以为你会一蹶不振的人看看,离开他,你能活得更好。
起诉材料递交法院后,日子仿佛被按下了慢放键。
等待开庭通知,等待对方应诉,等待各种法律文书的送达。时间在等待中被拉长,每一分钟都变得格外清晰,也格外难熬。
陆明薇让我放宽心,说这种官司急不来,前期程序走完,快则两三个月,慢则半年以上。她让我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生活上。
道理我都懂,但做起来很难。
虽然搬了出来,虽然提起了诉讼,但过去五年的惯性,以及那种被背叛、被否定的痛苦,并不会因为一纸诉状就瞬间消失。它们像潮水,总在不经意的时候涌上来,淹没我。
半夜醒来,摸到身边空荡荡的床铺,会恍惚。
走到超市,看到货架上他爱吃的零食,会下意识伸手,然后僵住。
听到某首我们一起听过的老歌,心里会猛地一抽。
甚至,在租住公寓的厨房里做饭,我会习惯性地多做一点,然后对着多出来的那份饭菜发呆。
唐蕊说我这是“离婚后遗症”,得治。她的疗法简单粗暴——填满我的时间。
她拉我去报了个周末的油画班。说我以前就喜欢瞎画,现在正好捡起来。老师是个长发飘飘的文艺男青年,说话轻声细语。我第一次去,对着空白的画布,手足无措。唐蕊已经唰唰几笔,勾出了一个歪歪扭扭的苹果。
“随便画!”她说,“画坏了又不要你赔。”
我拿起画笔,蘸了颜料,犹豫半天,在画布角落涂了一小块蓝色。然后是绿色,黄色,红色……没有章法,没有构图,只是把颜色胡乱地堆上去。
画完一看,一团糟。但奇怪的是,心里那团乱麻,好像也随着那些混乱的笔触,被涂抹到了画布上,稍微轻松了一点。
唐蕊还给我塞了只猫。是她朋友家的美短生的,一窝里最瘦小那只,没人要。她用一个纸箱子装过来,小猫怯生生地探出个头,奶声奶气地“喵”了一声。
“给你做个伴。”唐蕊说,“省得你一个人胡思乱想。它叫元宝,招财的。”
我本来想拒绝,自己都一团糟,哪有心思养猫。但看着那双圆溜溜的、琥珀色的大眼睛,心一下就软了。
元宝很乖,也很粘人。我坐在沙发上发呆,它就跳上来,用脑袋蹭我的手。我晚上睡不着,它就蜷在我枕头边,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它需要我喂食,需要我铲屎,需要我陪它玩。这些琐碎的、具体的责任,像一根根细小的锚,把我从情绪的漩涡里,一点点拉回现实。
除了唐蕊,还有一个人,在我这段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提供了意料之外的支持。
陈砚。
就是当初买下我那套婚前房产的律师。交易完成后,我们偶尔会在微信上聊几句,大多是些不痛不痒的节日问候,或者他转发一些法律相关的文章给我。
他知道我离婚,是看到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很隐晦的动态,配了张阴天的照片,写:“雨季终于过去了。”
他私聊我,问:“沈小姐,一切还顺利吗?”
我犹豫了一下,回:“在打离婚官司。”
他很快回复:“如果需要法律方面的建议,随时可以问我。虽然我主要做非诉和商事,但基本原理是相通的。”
我客气地道了谢,当时没多想。
但后来,有一次和陆明薇沟通股权分割的难点时,我随口在微信上问了他一个关于公司股权估值方法的问题。他不仅详细做了解答,还发了几篇相关的判例和文章给我。
专业,清晰,切中要害。
慢慢地,我们聊得多了些。不全是法律,也会聊些别的。比如他最近在办的案子,比如我学油画的趣事,比如元宝又打碎了什么东西。
他说话很有意思,逻辑严谨,但偶尔会带点冷幽默。和他聊天,不用费心猜测,也不用担心冒犯,是一种很舒服的、成年人间有分寸的交流。
有一次,我因为证据的事,和陆明薇通完电话后,情绪很低落。他正好发消息来,问我周末有没有空,他有个朋友的艺术工作室开业,有个小展览,可以一起去看看。
我本来想拒绝,但看着元宝在咬我的拖鞋,突然觉得,也许该出去走走。
“好。”我回复。
周末下午,我按照他给的地址,找到一个藏在老弄堂里的红砖小楼。门口挂着简单的木牌:拾光工作室。
陈砚已经到了,站在门口一株茂盛的法国梧桐下。他今天没穿西装,简单的浅灰色针织衫,卡其色长裤,戴着那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比之前见面时柔和一些。
“沈小姐。”他朝我点点头,露出一个很淡的笑容。
“陈律师,麻烦你了。”我说。
“不麻烦,我也是受朋友之托,来捧个人场。”他推开门,示意我先进。
工作室不大,但布置得很有格调。展出的是一些青年艺术家的装置和摄影作品,抽象,前卫,我不是很懂,但视觉上很有冲击力。
我们慢慢走着,看着。陈砚偶尔会低声解释一两句作品的背景,或者作者的意图。他的声音不高,语速平缓,听着让人安心。
看完展,他朋友——工作室的主人,一个扎着小辫子的男人,热情地留我们喝杯茶。我们坐在院子里的天井,阳光透过葡萄架的缝隙洒下来,光影斑驳。
聊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艺术,旅行,咖啡。
临走时,陈砚的朋友送了我们一人一小盆多肉植物,说是“开业伴手礼”。
走在回去的弄堂里,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手里捧着那盆毛茸茸的、像小兔子耳朵的多肉,心里那片荒芜的角落,好像也被这小小的绿意,润湿了一点点。
“今天谢谢你。”在弄堂口分别时,我说,“我很久没看展了。”
“喜欢的话,下次有别的展览,可以再叫你。”陈砚说,然后顿了顿,补充道,“当然,如果你有空,也有兴趣的话。”
“好。”我点点头。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礼貌地告辞,走向另一个方向。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挺拔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然后低头,看了看手里那盆小小的多肉。
阳光正好,暖洋洋地照在身上。
也许,生活真的不只有背叛和官司。还有朋友,有艺术,有偶然的善意,有阳光很好的下午。
这些细碎的、微小的美好,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我需要做的,是弯下腰,把它们一颗一颗捡起来,重新串成一条,属于自己的项链。
日子,就这样在等待、学习、疗愈和偶尔的小小出手中,缓缓向前推进。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法院寄来的开庭传票。
日期定在两个月后。
陆明薇说,对方也请了律师,提交了答辩状。核心观点就两个:一,否认与乔薇存在不正当关系,坚称是正常人际交往和经济帮助;二,公司股权是许绍钧个人婚前财产的转化和增值,与夫妻共同财产无关,拒绝分割。
不出所料。
“接下来,是证据交换阶段。”陆明薇在电话里说,“我们会把整理好的证据副本提交给法院和对方律师。他们也会提交他们的。然后,就是开庭前的最后准备。沈小姐,做好心理准备,对方可能会提交一些对你不利的证据,或者在法庭上,提出一些让你难以接受的说法。”
“我明白。”我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又过了两周,陆明薇告诉我,许绍钧那边提交了一份证据。是几段录音,据说是他和乔薇的对话,内容主要是乔薇在倾诉生活和工作压力,许绍钧以兄长口吻开导,言语正常,并无暧昧。
“还有,”陆明薇顿了顿,“他们提交了一份你之前工作单位的《离职证明》和近两年的社保缴纳记录,显示你婚后不久就离职,此后长期处于无业状态。他们想以此证明,你对家庭,特别是对他的公司,并无实际贡献,不应分割公司股权。”
我握着电话,手指收紧。离职,是我和他商量后的决定,是为了更好地支持他创业。现在,却成了他攻击我的武器。
“另外,”陆明薇的声音严肃起来,“他们向法院提交了申请,要求对你进行‘精神状况评估’。理由是,你近期行为偏激,多疑,缺乏理性,可能不适合参与复杂的财产分割诉讼。”
“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精神状况评估?他竟想用这种方式,来否定我的诉讼能力,给我扣上一个“疯子”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