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当人们提起“奴隶贸易”时，脑海中浮现的几乎总是横跨大西洋的黑人血泪史。在更早的三百多年里，一场规模巨大、却长期被主流历史叙事边缘化的反向奴役正在上演：成千上万的欧洲白人，被从家门口劫走，贩卖到北非的奴隶市场上。其中，年轻女性更是沦为市场上最昂贵的“硬通货”。
故事的主角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巴巴里海盗”。他们以北非（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摩洛哥沿岸）为基地，驾驶着快速的桨帆船，像幽灵一样游弋在地中海和北大西洋。在16至19世纪初，他们的袭击范围远超常人想象。
他们不仅抢劫商船，更热衷于直接“抄家”——在月黑风高之夜，突袭欧洲沿海的村镇。从意大利、西班牙的阳光海岸，到英格兰、爱尔兰的渔村，无一幸免。他们的胆子大到什么程度？1627年夏，一支海盗船队甚至远渡重洋，袭击了遥远的冰岛，掳走了近400名居民。1631年，他们血洗爱尔兰的巴尔的摩村，一夜之间将107名男女老幼劫掠一空，整个村庄几乎从地图上被抹去。
根据历史学家罗伯特·戴维斯的严谨研究，在1530年至1780年这二百五十年间，被巴巴里海盗捕获并卖为奴隶的欧洲人总数，估计在100万到125万之间。这意味着，平均每年有超过8000名欧洲人从他们的家园消失，被拖入黑暗的奴役深渊。无论是贵族、商人、农民还是渔民，一旦被抓，命运就此改写。
俘虏被运抵北非的奴隶市场，如阿尔及尔、突尼斯。在这里，他们像牲口一样被检查牙齿、肌肉，评估年龄和健康状况，然后明码标价。市场的价格规律，赤裸裸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残酷欲望。
年轻的白人女性，特别是处于13至25岁青春期的少女，价格通常最高，往往是普通男性奴隶价格的3到5倍。一份17世纪中期的记录显示，一个白人女性或儿童的“赎金”高达50英镑，转卖价可达100英镑，而一个熟练的男性工匠仅值32英镑。在“货源”特别紧张的时期，市场甚至出现过“一匹好马换三个白人少女”的极端交易记录。
造成这种价格差异的原因极其现实。男性奴隶大多被送往矿井、采石场做苦工，或在战船上充当终生划桨的“船奴”，在恶劣条件下很快被消耗殆尽。而年轻女性，尤其是肤色白皙、相貌姣好的欧洲女子，则被北非当地的权贵、富商视为珍贵的“收藏品”和生育工具。她们多数被买入深宅后院，成为妾室或高级女仆，在反复转卖中逐渐失去踪迹。外貌，成了她们不幸中被“抬高”身价的唯一原因，也注定了她们更为隐秘和持久的苦难。
面对如此猖獗的海上劫掠，当时强大的欧洲各国在做什么？答案令人唏嘘：它们大多选择了“破财消灾”的绥靖政策。
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海上强国，并非没有海军力量，但它们更倾向于与北非的“海盗政权”签订条约，每年支付巨额“贡金”或“保护费”，以换取本国船只和海岸线的安全。英国在17世纪后期，每年付给阿尔及尔统治者的钱高达5万英镑，甚至超过了维持一整支皇家海军分舰队的费用。法国则在北非常设领事馆，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处理奴隶赎买业务，甚至备有格式化的“买卖合同”。
这笔钱，实质上成了海盗活动的合法“赞助金”和“保险费”。而对于普通平民家庭而言，根本无力支付高昂的赎金，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杳无音讯，在异乡为奴。国家层面的妥协，将底层人民的苦难彻底“合理化”了。
这场持续数百年的贸易，直到19世纪初才在炮火中逐渐落幕。1801年，新生的美国拒绝交纳贡金，发动了“第一次巴巴里战争”。1816，英荷联合舰队炮轰阿尔及尔，摧毁其海军力量。最终，1830年法国武力占领阿尔及尔，才为这场漫长的人道灾难画上句号。
历史中也有个体的声音侥幸留存。英国女子伊丽莎白·马什在1756年的一次航行中被摩洛哥海盗俘虏。在摩洛哥苏丹的后宫里度过数月后，她侥幸获释。后来，她将自己的经历写成回忆录出版，成为那段恐怖历史的罕见亲历者证言。她的故事如同一扇小窗，让我们窥见无数未能发声的受害者的恐惧与绝望。
白奴贸易的终结，并未换来同等的历史记忆。或许因为它不符合某些宏大的历史叙事，或许因为它揭示了欧洲曾作为“受害者”的尴尬一面，这段涉及百万人的血泪史，被悄然折叠进了历史的夹缝。但记住它，是为了理解奴役的本质从不因肤色而改变，人性的贪婪与残酷，曾在每一个海岸线上演同样的悲剧。历史的完整面貌，需要所有这些明暗交织的片段才能拼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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