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少同学聚会,总免不了暗暗攀比,官大赚得多的坐C位,场面撑得足足的。其实早在明代,就有了相当于同学聚会的活动,当时叫“同年会”,是同科考中科举的考生圈子。有意思的是,明代通年会有个铁规矩,不比官位不比钱,C位谁坐全看年龄,和身份财力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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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同年,不是同岁的意思,是同一科考中科举的考生互称。低等级科举出来的考生没资格叫同年,只有乡试、会试、殿试这三级考中的人,才能用这个称呼。这份关系是明代官场上分量极重的人脉,没人敢不重视。
进士登第之后,经过培训考察,能留在京城做官的少之又少,大部分都要外派去地方任职。天南海北隔得远,同一科进士想要全部聚齐,难度真的不小。所以放榜之后趁热打铁办的同年会,就成了大家攒人脉联络感情的核心场合。
大家都把“同年”这两个字看得很重,同届进士进了官场,都会互相提携照顾。就连双方的后辈晚辈打交道,都会认这份世交的情分。进士进了仕途,各忙各的公务,大规模聚会的机会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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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员没我们现在这么多周末小长假,一年里法定长假只有元旦、元宵、冬至三个,还有一个多月的封印假。凑来凑去,正月就成了办同年会最合适的时间。成化十二年办过成化二年进士的十周年聚会,日子选在正月十二,一共来了52个人。成化十四年冬至,也办过天顺六年乡试的同年会,到场的一共41人。
大部分进士都在地方做官,聚会没外官参加,存在感直接打对折。地方离京城远,不可能过年特意赶过来聚会,就得等特定的进京机会。明代定了地方官三年一次入京朝觐考察,从洪武二十九年开始实行,要求外官十二月二十五到京,能在京城留半个多月,刚好够同年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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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过寿的万寿节,所有外官都要入京朝贺,大家不用忙着办公务,心态都放松,更适合坐下来叙旧聊天。办同年会得有人牵头统筹,写请帖邀请所有人,这是最基础的。明代没有手机微信,文人士大夫又讲究排场,正规点的聚会都得写书面请帖,不然就显得不庄重。
成化二十四年,成化八年的状元吴宽牵头办了一场同年会,吴宽当时官居翰林院侍读学士,写出来的请帖相当漂亮。一篇四六文把时间地点缘由规矩都说得明明白白,聚会定在正月二十,刚好是元宵长假的尾巴,地点就在吴宽自己的宅子。说好的规矩特别清楚,按年龄排座位,喝酒能喝多少喝多少,会写诗就一起唱和,大家尽兴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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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这场聚会就是抛开身份,不比谁官大,也不比谁有钱,只叙旧情。小范围只有在京同年参加的聚会,放在主办人家里就足够安排。规模大一点的聚会,就得找外面的公共场地。大型同年会一般都安排在白天,大家玩到天黑就散场,不会闹到太晚。
最常用的场地就是京城周边的学宫或者寺庙道观,像京师的武学署、朝天宫、报恩寺这些地方,都是热门选址。人多了花费自然大,不可能让牵头的人一个人掏钱,大家凑钱是最合理的方式。那时候不说AA制,觉得太驳面子,为了照顾所有人情绪,凑来的钱都会交给寺庙住持保管,统一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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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摆谱是同年会再三强调的原则,按年龄排座位更是核心中的核心。不用官场按官位高低排座的规矩,改用民间家族长幼排序的方式,就是为了消弭官职身份带来的隔阂。大家都以私人身份聚会,聊起来自然少了很多拘束。
聚会的高潮环节,就是微醺之后的诗文唱和。一般由领头的人起一个主题,其他人跟着赋诗附和。聚会结束后,所有诗文都会汇集成卷刻成书,每个人拿一本带走,留作永久纪念。
明初中期的同年会都挺纯粹,主要就是联络感情,叙一叙当年的同科情谊。到了明朝后期,朝堂上结社结党风气越来越盛,同年会慢慢变了味,大多成了政治上抱团的同盟。性质也从私人聚会,变成了政治圈子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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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会试殿试的同年会,乡试同年会一直没成气候。原因也很直白,举人的身份、资历还有仕途前景,都比不上进士,彼此能互相利用帮衬的地方不多,自然也就少了联络的动力。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明代“同年会”不比官位比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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