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对反清回民家属及其财产的处置

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甘肃平凉城外的官道上，回民马明远裹紧了单薄的棉袄，跟着迁徙的人群。

三个月前，他从肃州战场侥幸逃生，满心盼着能重返故乡，却只等到“叛产入官，永不归还”的告示。

同治二年（1863年），陕甘战事正酣，清廷已开始谋划战后的土地处置。

署理陕西按察使张集馨的一份奏折，经朝廷批复后，成为处理准则：“凡参与叛乱回民之田产、房屋、农具，均定为叛产，一律入官，投诚幸存者，不得复得旧产。”

据陕甘总督衙门后来统计，仅陕西同州、西安、邠州、乾州四地，被划为“叛产”的土地就达一万二百余顷，相当于今日近七十万亩，涵盖了渭河平原最肥沃的区域。

“叛产”的范围不断扩大。不仅起义首领的家产被没收，普通回民家庭哪怕仅有人参与起义，全家田产都将被划归“叛产”。

甚至有些回民因战乱逃亡，归来后也发现家园已被认定为“无主叛产”，无从辩驳。陕西华州的回民王承祖，战乱中躲进深山，同治十年返乡时，祖屋已被烧毁，田地被邻村汉民耕种，官府给他的回复是“既已逃亡，即属叛产，不予返还”。

“叛产”的去向主要有两类：一是招汉民承买，二是转为官府屯田。

为鼓励汉民迁入，清廷推出了诸多优惠政策。

对于承买“叛产”的汉民，官府允许“分年缴价”，甚至贫困汉民可先耕种、后缴费，期限最长可达十年。

陕西渭南的汉民李存义，原本无地可种，同治十二年以每亩三钱银子的价格，承买了原回民马德明的十亩良田，约定三年缴清价款。

这种低门槛的政策，吸引了大量无地汉民涌入回民原聚居区，迅速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

官府屯田则多由清军士兵或移民耕种。

左宗棠在甘肃推行“兵屯”，将部分“叛产”划归军队，士兵战时打仗、闲时耕种，所获粮食充作军饷。

金积堡战后，两万余亩“叛产”被划为屯田，由刘锦棠部湘军耕种，士兵每人分得十亩，每年需缴纳两石粮食。此外，官府还招募陕西、河南等地的移民开垦“叛产”，给移民提供种子、耕牛，三年免征田赋。

土地分配中，利益倾斜十分明显。

汉民承买的多是平原沃土，而屯田也优先选择水源充足、土质肥沃的“叛产”。

反观被安插的回民，只能得到偏远山地或盐碱地。

甘肃平凉的化平川，原本是荒无人烟的滩涂，却成为两万余名陕回的安插地，这里土地贫瘠，水源稀少，耕种难度极大。

土地被没收后，幸存的回民面临着大规模迁徙。

左宗棠的安置策略重点是“分起安置，涣其群，孤其势”，即打散回民原有的聚居结构，将他们迁往“荒绝无主、互不相连”的区域，置于官府监控之下。

这场迁徙规模浩大，涉及数十万人。

金积堡战后，一万二千余名回民老弱妇孺被迁往固原附近的荒地，官府仅提供少量种子和耕牛，让他们自行开垦。

两万余名陕回被强制迁往平凉化平川，沿途由清军押解，每日赶路三十余里，不得擅自停留。

河州的三万余名陕回，则被分散安置在平凉、静宁、会宁等地，每个安置点人数不超过五百，彼此相隔数十里，难以联络。

迁徙途中的苦难超乎想象。据善后局档案记载，从河州到静宁的迁徙队伍，死亡率高达三成，沿途“白骨露于野，行路皆凄然”。

到达安置地后，回民的生存更为艰难。化平川的回民，第一年开垦的土地因土壤贫瘠几乎颗粒无收，只能靠采集野果、挖野菜度日。许多回民因不适应山地耕种，纷纷逃离，却又被官府抓捕，按“逃叛”论处。

肃州城破后，外地客回一千五百七十三人被处死，本地土回五千四百人遭杀戮，仅两千余名老弱妇孺幸存，被解往兰州安插。这些幸存者被分散在皋兰、金县等地，编入汉民保甲，受到严密监控，不得聚集、不得擅自离开安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