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你很难从那个操着一口山东口音、跟在父母身后南下谋生的小男孩身上,看到半点大明星的影子。吕念祖并不是天生的“老广”,也不是生在锦衣玉食的演艺世家。那是真正穷得叮当响的日子,刚到广州的一家人举目无亲,不仅要适应岭南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气候,还要面对周围听不懂的方言和拮据到极点的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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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的吕念祖,别说那是怎么光鲜的白西装了,连一条囫囵裤子都未必穿得上,补丁摞着补丁,中学时代还得自己动手缝补旧衣。
这种“异乡人”特有的漂泊感和生存危机,像根刺一样扎在他心里,或许正是这段经历,后来竟成就了他歌声里那股子即便千回百转也透着坚韧的厚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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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谋个饭碗,即使成绩平平、毫无家学渊源,他硬是考进了广州艺术学校。但他没去当时热门的舞蹈或绘画班,而是扎进了话剧团。日子依旧是苦,排练一场话剧补贴四毛钱,也就是勉强够顿宵夜,甚至还没他在后来那些音乐茶座里唱一晚拿得多。
那会儿港风北渐,广州成了桥头堡,为了能多挣那十块钱的驻唱费改善生活,吕念祖白天在话剧舞台上磨炼台词功底,晚上就跑去茶座对着打工仔和学生唱邓丽君、唱刘文正。就在这种“野路子”的实战中,他那带有北方汉子底色又揉进了南国细腻的独特嗓音,被磨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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