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觉醒只是科幻，但培养皿里的这团“人脑肉块”，可能真会产生意识

科学家首次发表神经类器官相关论文，至今已逾十年。这种在实验室中培养的微小细胞簇，被用于模拟人类大脑的不同区域。自此，它们化身为科研的利刃，从双相情感障碍、阿尔茨海默病，到潜伏的肿瘤与寄生虫感染，无所不包。介于神经类器官有望减少科研中的动物使用量，而这正是现任特朗普政府的目标之一，因此该领域获得的资金支持，或许会比其他科学研究领域更为稳定。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已于去年9月宣布，为神经类器官的整体相关研究投入8700万美元。

马修・欧文

Matthew Owen

爱丁堡大学哲学系数据与人工智能伦理学教授，爱丁堡未来研究所技术道德未来中心主任

雅基马谷学院哲学系的教员，也是密歇根大学意识科学中心的兼职教员。他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冈萨加大学担任伊丽莎白·R·科赫研究员，从事“微小蓝点意识研究”，导师是克里斯托夫·科赫博士和布莱恩·克莱顿博士。

马修・欧文（Matthew Owen）为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带来了独特的视角。作为心灵哲学家，他的研究核心是探寻心智的本质，以及心智与身体、大脑之间的关联。他借鉴历代哲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将其中部分观点应用于现代科学研究。2020年，欧文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进入麦吉尔大学的一间神经科学实验室，在此期间结识了从事神经类器官研究的科研人员。兼修生命伦理学的他，渴望帮这群科学家直面一个或许令人脊背发凉的拷问：这些微型的细胞团，有朝一日真的会苏醒出意识吗？

部分专家认为，即便神经类器官真的能产生意识，在可预见的未来也难以实现。尽管如此，一些实验的开展仍让这一问题的探讨提上了日程。2022年，澳大利亚初创企业皮层实验室的布雷特・卡根（Brett Kagan）等研究者发表论文，阐述了他们如何训练实验室培养的脑细胞，玩一款类似乒乓球的电子游戏*。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脑细胞被培养为单层结构，从技术层面来讲并非类器官，但其被认为具备与类器官相似的功能。该论文的作者指出，这些微小的细胞簇在实验过程中表现出了“感知能力（sentience）”。Undark杂志近期就这一实验，以及欧文自身关于神经类器官的研究著述，对其进行了专访。

Kagan, Brett J., et al. "In vitro neurons learn and exhibit sentience when embodied in a simulated game-world." Neuron 110.23 (2022): 3952-3969.

欧文目前任职于亚基马谷学院哲学系，同时也是密歇根大学意识科学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为精简篇幅、保证表述清晰，访谈内容已做编辑处理。

Q 有哪些研究让人们开始猜想，类器官或许有朝一日能产生意识？

马修・欧文：布雷特・卡根及其团队在2022 年的研究中称，他们证实了单层皮层神经元被置于模拟游戏场景中时，能自主组织活动，表现出带有智能性和感知性的行为。这一研究的相关报告虽引人关注，但我认为研究者所用的 “有感知能力的”一词，应被理解为“对刺激产生适应性反应”，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感知”或“感受”。这些神经元的学习模式，和算法的学习逻辑其实是一样的，比如算法会通过学习得知我喜欢看滑雪视频，进而做出适配调整，开始往我的苹果手机推送相关视频。也如同葡萄藤会学着顺着支架向上生长的那种适应性反应。

Q 在今年1月的一篇论文中*，您与合著者阐释了关于意识的本质及其与大脑关联的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机制论）认为，意识本质上就是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大脑中存在的神经活动模式。按照这一定义，只要科学家能以某种方式在类器官中复刻这类神经活动模式，类器官就会产生意识。

而另一种观点（主体论）则认为，拥有意识的并非大脑本身，而是持有大脑的主体，也就是人类。依此定义，类器官永远无法产生意识，因为它只是人体的一部分，而非完整的人类个体。我的理解是否准确？

Owen, Matthew, Darren Hight, and Anthony G. Hudetz. "Human brain organoids and the mereological fallacy." Neuroethics 18.1 (2025): 8.

马修・欧文：你对我们论文的总结很到位。归根结底，核心问题在于意识与其神经机制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前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意识存在，大脑中与之对应的神经机制就是意识本身。

但如果意识是生命主体借由大脑所彰显的一种潜能”，它既不等同于大脑中的神经活动过程，也并非由这些神经活动产生，而只是利用这些神经活动来实现自身，那么关键问题就变成了：是否存在这样的生命主体，或者说，脑类器官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主体？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即脑类器官并非生命主体，那它们就永远不可能产生意识。

正如哲学家米赫雷图・古塔（Mihretu Guta）所言，意识并非一种独立存在的属性，它始终是某个生命主体所拥有的属性。也可以用笛卡尔（Descartes）的话来概括，即“思考必有思考者”。

Q “思考必有思考者”，这个类比很有意思。我懂您的意思了，毕竟我们刚才还在聊无生命之物也能学习，这或许也能被宽泛地定义为思考，就如我刚才提到的算法。

马修・欧文：你一定注意到了，在探讨“脑类器官能否觉醒”与“AI或计算机能否觉醒”之间，存在着极其微妙的镜像关系。不过平心而论，我认为脑类器官产生意识的概率要远大于AI。原因无他：相比于冷冰冰的代码，它们与我们颅骨内那套已知能承载意识的神经网络，有着太多的血脉共性。

我不是说要对类器官意识这个命题表现出傲慢与轻视。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重要问题。但随着对该课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心中的疑虑也越来越深。

Q 我在日常闲聊中提到，有些研究团队培育的脑类器官已经能学会玩简单的电子游戏，有时会有人问，这类研究是否符合伦理。培养人类细胞，再教这些细胞学习，这一过程总让人有种近乎养育后代的感觉。这是不是新闻报道对相关研究的解读方式造成的？我们追问这类研究的伦理问题，难道是一种错误吗？

马修・欧文：我认为，追问这类研究的伦理问题绝非错误。无论我们是开展研究的科学家、为研究提供指导的生命伦理学家，还是为研究出资的纳税人，都肩负着道德责任，需要深入思考这类研究背后的伦理问题。但要做好这件事，我们必须认识到，“学习”的内涵是多样的：有些层面的“学习”具有道德层面的意义，意味着这是带有意识的学习行为，而另一些层面的“学习”则并非如此。

我倾向于认为，人类脑类器官的“学习”，大概率不具备意识或道德层面的重量。它们更像是算法在迭代，或是植物在向阳生长，是一种纯粹的适应性本能。但即便事实如此，我们依然有道德责任去提出这些伦理问题，并且以符合伦理准则的方式开展、资助科学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对自身的研究行为进行深度的伦理反思。

Q：说到科研资金的投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出台新政策，计划以脑类器官等新研究手段替代实验动物，减少实验动物的使用。作为生命伦理学家，你如何权衡科研中使用实验动物与脑类器官这两种方式的利弊？

马修・欧文：如果脑类器官本身无法产生意识，且它们所谓的“人类属性”，仅仅是因为它们脱胎于人类诱导多能干细胞，那么在我看来，使用脑类器官远比使用动物模型更符合伦理。因为动物，是确凿无疑的、拥有意识的生命主体。

只要它们是由诱导多能干细胞培育而来，脑类器官就是一次伟大的跨越。这种培养方式能让我们绕开使用人类胚胎引发的伦理争议，进而维护公众对科学研究的信任。

Q：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马修・欧文：关于我们该以何种程度担忧脑类器官可能产生意识这一问题，我可以这样概括：相较于担忧AI觉醒，我们理应对脑类器官的觉醒倾注更多的焦虑，因为脑类器官与人类大脑的共性，远多于人工神经网络与人类大脑的共性。而相较于人类胎儿产生意识的可能性，我们则无需过度担忧脑类器官的意识问题，因为胎儿经由一种生物过程发育而来，地球上每一位父母都清楚，这一过程会孕育出拥有意识潜能的生命主体。这是我能想到的，梳理该问题相关伦理风险最简洁的方式。

https://undark.org/2025/12/12/interview-matthew-o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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