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么美：宋韵文化——中华文化的璀璨巅峰

2017年、2024年和2025年总共已三次去过浙江，其实浙么美的背后是浙么强，浙么有文化底蕴！从上山文化、良渚文明，到古越遗风、吴越交融，再到风流宋韵、阳明心学等等，这些跨越时空的文化坐标，共同铸就了浙江的根脉与底色！

浙江这片被时光与文化浸润的土地，闪耀着深邃灵动的光芒。从上山的稻种到良渚的玉琮，从古越的坚韧到吴越的融通，宋韵雅致、阳明心学，黄帝传说、和合智慧，丝瓷茶风雅……这些深植血脉的文化基因，构成了浙江独特的气质与活力。

2024年，浙江文化基因激活工程首次提出了上山文化、良渚文化等10大现象级省域文化标识，以此为基础，逐个文化标识开展专项解码研究，讲清楚“浙江的文化有什么”“这些文化是什么”，绘制文化标识图谱，初步构成了“何以浙江”的阐释体系。一起读懂宋韵文化：中华文化的璀璨巅峰。

浙江人对宋韵文化始终有着深深的情结。宋韵衔接起古与今的浩瀚时空与深厚积淀，正在拼接起“诗画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文化谱系。

其文化内涵主要包括：

1.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

2.经世致用的浙学思想（传统儒学的新气象）

3.以三大发明为代表的科技创新

4.典雅的生活美学与丰富的市井生活

5.完备周密的典章制度

6.高度繁荣的经济与产业

7.独具一格的文化艺术

在中国历史的长卷中，宋代无疑是最为璀璨的篇章之一。而浙江，作为南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承载了宋韵文化的精髓。从“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到经世致用的浙学思想；从三大发明的科技创新，到典雅的生活美学与繁荣的市井生活；从完备的典章制度到高度发达的经济产业，宋韵浙江展现了一幅文明高度发达、精神高度自觉的社会图景。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而浙江更是士大夫文化的核心区域。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在南宋浙江士人身上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

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浙江士人不仅承担着治国理政的重任，更在文化、教育、社会公益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朱熹、吕祖谦等大儒在浙江讲学，培养了大批心怀天下的士人；苏轼疏浚西湖、赈济灾民，留下“欲把西湖比西子”的千古佳话；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诗词中贯注着北伐之志与民生关怀。宗泽任东京留守期间整军抗金，联络义军，培养岳飞等将领，24次上疏力主北伐。临终仍高呼“渡河”，彰显了宋代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和舍身报国的担当精神。

浙江士大夫的精神核心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不仅追求个人道德完善，更关注社会现实，积极参与地方治理，兴办书院、修桥铺路、赈济灾民，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宋代儒学在浙江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路径，形成了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浙学思想。浙学更注重实践，强调学问要服务于现实社会。吕祖谦的“婺学”、陈亮的“永康学派”以及叶适的“永嘉学派”是浙学的代表。

吕祖谦，婺学（金华学派）创始人。通过丽泽书院讲学，培养了大批经世之才，主张“明理躬行”，强调学问须切于实用，提倡兼采朱陆之长，注重史学研究和制度考订，形成了“泛观广接，兼容并蓄”的学术风格。

陈亮，永康学派代表人物，倡导“事功之学”，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反对空谈性理，强调务实致用。他在永康方岩五峰书院讲学，培养人才，传播经世济民的实学思想。其经世致用思想对后世浙东学术、明清实学及近代改革思潮影响深远，至今仍具借鉴价值。

永嘉学派形成于宋代温州永嘉县，主张“六经皆史”，注重“以经制言事功”，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该学派善于引经据典，将儒家经典视为研究三代制度的重要史料，在经学研究上成果丰硕。这种立足传统、服务现实的特点，使其兼具文化根脉与时代适应性，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温州博物馆馆藏的北宋泥活字佛经残页，成功入选2025年人教版七年级下册历史教科书。该残页为《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的一部分，1965年于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经鉴定，其约在1100年采用胶泥活字技术印刷而成。标志着温州作为活字印刷术早期实践地的历史地位得到国家级权威认可。

浙江瑞安东源村保存的完整木活字谱牒印刷工艺，完整传承了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技艺，严格遵循刻字、排版、印刷、装帧等20道传统工序，完整再现了这项古代发明的完整工艺流程，堪称印刷技艺的活化石。

沈括作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其《梦溪笔谈》系统记录了北宋天文、数学、地质等领域的创新成果，尤其是对指南针、活字印刷的实证研究，成为科技史的重要文献。

《梦溪笔谈》内页

造纸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富阳泗洲造纸作坊采用竹纤维为原料，开创了竹纸制造新工艺，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传播。

南宋海外贸易繁荣，宁波（明州）、温州等港口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指南针的应用使远洋航行更加安全，促进了国际贸易。

在建筑方面，喻皓所著的《木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木构建筑技术专著，对南宋时期浙江及全国的建筑技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宁波保国寺是中国长江以南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建筑之一。其建筑形制、结构技艺与北宋官方颁布的《营造法式》高度吻合，被建筑学界公认为“《营造法式》唯一现存实例”，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

造船业以明州为代表，“福船”采用先进的水密隔舱技术。临安通江桥太医局汇集名医，外科圣手嵇清的医术被载入《夷坚志》。这些创新不仅推动南宋社会发展，更对世界科技进步产生深远影响。

嵇清画像

宋代士大夫将日常生活提升至艺术境界，形成了以“雅”为核心的生活美学体系，精髓体现在对园林意趣、书房陈设等空间雅韵的追求，焚香、点茶、插花、挂画成为文人雅士的日常，体现了将哲学、艺术与生活熔铸一体的美学实践。

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市井生活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中达到巅峰，《梦粱录》与《武林旧事》对此有生动记载，展现了12-13世纪中国最繁荣的市民社会图景。

米市、肉市、花市、药市等“四百十四行”遍布全城，“北关夜市”成为当时世界罕见的夜间经济区。出现专业化的“四司六局”（帐设司、茶酒司等），反映服务业的精细化分工。走街串巷的“杂货郎”、沿街叫卖的“盘街”小贩，以及“浮铺”（移动摊位）构成毛细血管般的商业网络。瓦舍勾栏每日上演杂剧、相扑、傀儡戏等百戏。酒楼茶坊林立，《武林旧事》记载“鹌鹑馉饳儿”“蟹酿橙”等280种小吃，“分茶酒店”首创菜单点菜模式。

南宋时期，浙江作为行在所在，形成了完备周密的典章制度体系。

徐谓礼文书是2005年出土于浙江武义的南宋纸质公文，包含“录白告身”“录白敕黄”和“录白印纸”三部分，完整记录了官员徐谓礼30年的仕宦履历，是迄今最系统的宋代“官员档案”。印证了南宋礼制中“以文书御天下”的特点，揭示了官方礼仪与文书行政的紧密结合。为研究南宋铨选制度、考课体系及基层政务运作提供了原始依据，如“印纸批书”制度，展现了官员监督与晋升的实际操作，填补了《宋史·职官志》的细节空白。

南宋徐谓礼文书图

在法制方面，以《庆元条法事类》为代表的行政法规在浙江率先实施，临安府设立专门的司法机构，实行严密的案件复核制度。官制上，浙江作为政治中心，集中了尚书省、枢密院等中央机构，地方实行路、州、县三级管理，设浙西路、浙东路等行政建制，并首创提举常平司等经济管理机构。礼制方面，以绍兴宋六陵为代表的皇家陵寝制度臻于完善，《思陵录》详细记载了宋高宗永思陵的营造规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山陵祭祀礼仪。

南宋时期，浙江地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形成了高度繁荣的经济产业体系，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

北宋庆历七年（1047年），26岁的王安石任鄞县知县，在此推行了多项改革措施，如组织民众修治东钱湖，创立“塘长制”管理水利工程，现存《鄞县经游记》记录其巡察水利足迹。首创“贷谷于民”制度，春季贷粮、秋收偿还，这成为后来全国性青苗法的原型。这些实践为熙宁变法积累了地方治理经验，鄞县因此被称为“王安石变法的实验室”。

东钱湖王安石公园 图源：宁波社科

在产业经济方面，浙江的瓷器、丝绸和茶叶生产达到历史高峰。龙泉青瓷以其“粉青釉色”闻名于世，产品远销东亚、东南亚乃至中东地区。丝绸产业形成专业化生产，杭嘉湖平原的“湖丝”质量上乘，杭州、绍兴等地设有官营织造机构。茶叶种植面积扩大，绍兴日铸茶、杭州龙井茶等名茶开始崭露头角。

海外贸易是南宋浙江经济的突出亮点。杭州市舶司作为最重要的外贸管理机构，负责征收关税、查验货物、发放公凭（贸易许可证）。宁波（明州）、温州等港口商船云集，与日本、高丽、东南亚各国保持密切贸易往来。进口商品以香料、珍宝为主，出口则以瓷器、丝绸、铜钱为大宗。海外贸易的繁荣使南宋政府获得了巨额财政收入，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朔门古港遗址

南宋时期，浙江成为文化艺术发展的重镇，在绘画、诗词、书法、工艺美术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江南文化”风貌。

浙江画家群体成就斐然。楼璹创作的《耕织图》系统描绘了农耕纺织全过程，兼具艺术与科技价值；钱塘人刘松年作为南宋四大家之一，其《四景山水图》展现了精湛的界画技艺。这些作品体现了宋代院体画的写实风格与诗意追求。

宋词创作达到鼎盛，与浙江关联密切的词人群体星光熠熠。周邦彦开创格律词派，其《清真集》影响深远；陆游、苏轼豪放词风独树一帜；李清照南渡后寓居浙江，词作更显沉郁；辛弃疾、岳飞等爱国词人作品慷慨激昂。这些词人共同铸就了宋词的黄金时代。

书法艺术方面，宋高宗赵构创立“南宋体”，影响一代书风；吴琚、张孝祥等浙江书家各具特色；岳飞《出师表》展现武将书法的雄浑气魄。宋代书法在继承晋唐传统基础上，形成了尚意求趣的新风格。

宋高宗《赐岳飞批札卷》

浙江境内龙泉窑、越窑等窑址生产的青瓷闻名遐迩；富阳竹纸、温州皮纸等造纸工艺领先全国；湖州羊毫笔制作精良；杭州织染所生产的丝织品工艺精湛。这些工艺品不仅满足国内需求，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浙江还是方志编纂的重镇，《临安志》等地方志书开创了系统记录地方文化的传统。永嘉四灵诗派等文学流派，也展现了浙江文人的创新精神。

南宋咸淳《临安志》刻本散页

这些文化艺术成就，既承袭北宋传统，又融入江南特色，形成了典雅精致、富有生活气息的独特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

（来源：浙江文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