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山后人”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

在明朝，除了两直隶和一些布政司的武官外，在《镇虏卫选簿》中记载了一部分特殊来源的武官群体、那就是——“山后人”。

自残-唐五代后到宋元时期、北方一直都有“山前”与“山后”之说，这种说法消失于明末清初。所谓“山后”指的是雁门关至山海关长城以外的朔漠地区。在古汉语中，山之后为阴，山后即山阴，亦即山北。在“山后”一词的前后文没有提到某一座特定的山。“山后”常指燕山以北至太行山北段的广阔区域，包括今内蒙古、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居住于此的游牧民族（如鞑靼、女真、契丹等）被称为“山后人”。例如，金代文献中提到的“山后诸部族”即指这一地区的多个少数民族群体，他们与中原政权既有冲突也有融合。

“山后”一词的含义在金代相比五代与两宋有了明显的变化，金代时的山后已经不再只局限于单指宋朝的燕云北部、而是扩大至了可以概括整个西京路的范围，因地处北方边境线的地理位置。金代时这里仍广泛分布着女真、契丹、奚、党项、乌古、敌烈、靼鞑等众多北方民族。

进入明朝以后、有关山后的记载最早是在《明太祖实录》中。“山后”这个概念在明朝并不是随便什么地方小城镇的称呼，而是特指明朝北直隶的最北端尽头与蒙古相交界的那一片广大区域。明代档案中频繁出现“山后人”归附朝廷的记录，如《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提到的“山后人张友”“山后人张把秃”等，多来自北元残余势力或蒙古部落。这些群体因归降被编入明朝卫所体系，成为边防军队的组成部分。

“山后”作为现实历史上宋元明三代极为重要的一个地理概念，古典小说中，“山后人”多指燕山以北的豪杰人物。在诞生于元明时期的小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多次被提及，足以可见一斑。《水浒传》第三十四回：“知府看了大惊，便差人去请青州指挥司总管本州兵马秦统制，急来商议军情重事。那人原是山后开州人氏，姓秦，讳个明-字。”三国名将颜良、文丑亦被标注为“山后人”，暗示其出身于北方边陲的勇猛战士。

明朝认为“前代辽人之犯中国多由山后”，“武职选簿”又同时标注部分人员具体籍贯，明朝中期也有归附人员编为“山后人”。宋人专将太行山北支燕山余脉以北的广袤朔漠之地称为山后，燕云十六州分山前山后为界限，是宋人无法收复的北方边疆、宋代永远的痛，“山后人”在元代与明代泛指生活在长城以北草原地带的半农半牧人民。

山后地区曾在宋代设有一府（云中府）、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妫八州之地，也被称为云中府路，这是山后的大体情形，云中府后为云州、即北宋的“山后九州”，宋代名将杨继业就是山后人。

成吉思汗崛起后，将山后人看作是“自家人”，他曾经告诫部下“山后百姓与本朝人无异。”成吉思汗认为山后百姓风俗刚健质朴、与蒙古人基本没有区别，不能虐待他们。山后地区有着包括契丹人和蒙古人在内的各色北方胡人族群，整体民风高度胡化、不乏武德充沛之辈。在13世纪前期的成吉思汗及等心目中，燕云十六州北部的汉人和原契丹人、原女真人等已经属于准蒙古人了。

1932年《辅仁学志》中发表的《明外族赐姓考》和1934年发表的《明外族赐姓续考》，张鸿翔教授将“山后人”归为“种族未详者”。由此看来、明朝的“山后人”应为一种少数民族群体。外国学者提出了“山后人即蒙古人”的看法。

根据明代武职选簿来看，“山后人”是明朝洪武初期、因燕山以北撤销建置南迁北平府的故元移民。“山后人”在明朝应是并没有一个笼统的概念，而是可以泛指所有缺乏原籍的北方边境移民。明代的山后人一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它除了指明初迁入北平的山后之民外，在永乐年后、山后人一词可以泛指各类缺乏原籍并新归附的北方少数民族军伍。

山后人，大概率分为: 汪古部人+契丹人+汉人+奚人。历史上的山后人是包括了尔朱荣契胡部+鲜卑六镇+古代楼烦人+汪古部+契丹人+沙陀人在内的混合人群。

如今的北京人，有部分长相就明显不像汉，也不像蒙，也不是满，估计就是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