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那些未经教养的人在抽象思考，而不是相反

那些未经教养的人在抽象思考

而不是相反

作者丨黑格尔

↑黑格尔

思考？抽象？——“救命！”（Sauve qui peut!）

“大家赶紧逃啊！”我已经听到一个被敌人收买的叛徒大喊着，向人们揭发这篇文章，因为我们将在这里谈论形而上学。而面对“形而上学”，以及“抽象”，就像面对“思考”这个词一样，每个人或多或少地逃开，就像面对鼠疫患者一样避之不及。

但我们其实并没有恶意，好像我们要在这谈论何谓思考或何谓抽象一样。对于这个美丽世界来说，没有比各种解释更难以忍受的了。我自己也一样，一旦有人开始解释，我就会受不了，因为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全部东西最后都是我自己弄懂的。况且，在这里解释什么是思考和抽象绝对是多余的，这美丽的世界只有在已经认识抽象之物后才能逃开——正如我们不会欲望未知之物一样，我们也无法在认识某物之前厌恶它。

我们也不是要耍狡计来偷偷地让这美丽世界和思维与抽象和解；就好像要把它们暗藏在闲谈的表象之后，潜移默化地，没有引起一点厌恶它们就被接受了，或者正像斯瓦比亚人所说，润物细无声，以便在不久以后，这个麻烦制造者（即作者，译者注）就不需要揭开这个陌生客人——即抽象——的真面目，因为这个客人早就以另一个名字被整个社会认识，就像一个老熟人一样：这种认得（reconnaissance）的场景，这种让世界在毫不知情地情况下受到教育的方法，包含着不可原谅的毛病，因为它在具有羞辱性的同时，还有虚荣性——幕后的操纵者想要获得一点虚假的名声；这种羞辱和虚荣消除了教育的效果，以这种代价获得的教育也就被排挤掉了。

不论如何，这样的计划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这样的计划中谜底没有一开始就被揭开。但本文已经在标题里揭开谜底了：如果这篇文章想要耍狡计的话，这些词就不会出现在文章的开头出现，而会像滑稽戏里的大臣一样，穿着大礼服贯穿整场戏，只在最后一幕将其解开，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解开形而上学的礼服显然没有解开大臣的礼服来得有效，毕竟它只会带出几个词，而整个戏剧伎俩的高潮却应该是这样的：向观众表明其实社会一直都拥有着事情自身，而它在最后获得的不过是这个事情自身的名字而已。但是，与此不同，大臣最后展现出的光芒不仅是一个名字，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一袋满满的金钱。

所谓“思考”，所谓“抽象”——在一个良好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被假定知道这些词，而我们确实身处在良好社会中。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仅仅是：谁在抽象思考？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意图并不是让社会和这些事情和解，要求它面对这些困难的事情，不是要唤起它的良知，让它不要愚昧地忽略掉这些与理性存在相称的事物。我们的意图反而是让这美丽世界与它自己和解，尽管它似乎已经意识到这种忽略；至少在心中，它对抽象思维也有一定的尊重，把它看成是高高在上的东西；而如果它移开视线，那不是因为这种东西太微不足道，而是因为太高不可攀，不是因为太寻常，而是因为太卓越，或者反过来说，因为它是一种“类”，看起来像是一种特别的东西，但又不像是一件新的服饰一样在一般的社会里都会得到注意，反而像那些破旧衣物一样——或者像贵重衣物，如果它们身上配有名贵的宝石或者已经过时很久的奢华刺绣——显得荒诞，被排除于社会之外。

谁在抽象思考？是那些未经教养的人，而不是相反。良好的社会并不会抽象地思考，因为这太容易了，太低下了；不是外在意义上的低下，不是出自于一种空洞的贵族情感——这种高贵只会贬低它无能为力的事——的低下，而是一种内在于事情中的卑微。

人们对抽象思维的偏见与敬重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灵敏的鼻子现在已经开始嗅到了讽刺和嘲笑了；但如果他们有读早报的习惯，他们就会知道有一个奖励讽刺作品的奖项，而我如果想要一举夺魁，我早就去好好写作，而不是在这里大费口舌了。

为了支撑我的论点，我只需要一些例子，而每个人都会承认它们的恰当之处。例如一个被带到断头台的杀人犯。对于底层人民来说，他除了是杀人犯以外什么都不是。一些女士可能会谈论说他是一个强壮、英俊又有趣的男人。其他百姓会觉得这些话很可怕：“什么？你说一个杀人犯英俊？一个人是有多糟糕才会觉得一个杀人犯英俊啊？你自己本身肯定也好不了多少！”“道德败坏，这些沦丧的上层阶级。”一位无所不知的神父会补充道。

但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会追溯这个罪犯的历程：他会发现在其成长过程、在其所受的教育中，他父母之间糟糕的关系，他因为犯了一些小小的错误以后所受到严酷的惩罚使他怨恨社会——这种怨恨又反过来将他驱逐于社会之外，因此他除了通过犯罪来维持生存以外，别无他法。听到这样的话后，有人可能会说：“这人想为杀人犯辩白！”我很记得在我的青年时候有一个市长哀叹道作家要把基督教和正直都要给消灭掉；他说有人写了一部宣扬自杀的作品：“糟糕，真是太糟糕了！”当问及是哪本书时，结果他所说的是《少年维特之烦恼》。

这就是抽象思考：在杀人犯身上只看到这个抽象的东西，即只看到他是一个杀人犯，并且用杀人犯这个单一的性质消除了这个人身上的所有其它人性。而在莱比锡，这个富有教养和多愁善感的地方，情况却很不一样。在那人们往刑具和邢犯泼洒花瓣，并编织各种花朵。但这只是另一种相反的抽象。基督徒大可以沉湎于各种玫瑰十字，或者玫瑰十字的琐事，把玫瑰盘绕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很久以来都是被神圣化的绞刑和车轮刑的刑具，它早就失去了辱刑用具的片面意义，反而既象征着最高的苦难和最深的遗弃，又象征着最激动的狂喜和神圣的荣耀。与此相反，莱比锡的人们在刑车身上编织紫罗兰和虞美人的做法，只是一种肤浅的、科策布式的和解，一种感伤和邪恶之间随随便便的调和物。

↑莱比锡市

我也曾听闻一个在济贫院里工作的平民老妇人，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杀死了杀人犯里的抽象，让他永存在荣耀当中。当时被砍下的头颅安放在断头台上，阳光灿烂。“多美啊，”她说道，“上帝的恩赐之光照耀在他的头颅之上！”——“你配不上照耀着你的阳光！”平常人们因为一个淘气鬼生气时会这样说。这位妇人看见杀人犯的头颅被阳光照耀着，认为里面有着一种崇高的价值。她并没有通过紫罗兰或者一种感伤式的空虚来达成和解，而是把杀人犯从断头台的刑罚提高到上帝之光的恩赐上来。

“老妇，你的鸡蛋是坏的！”一位女佣对女摊贩说。“什么？”她还嘴说，“我的蛋是坏的？你才坏呢！竟然这样说我的蛋？就凭你？你爸是不是在乡间大马路上被虱子咬了？你妈不是跟法国佬逃了吗？你奶奶是不是死在养老院了？——让她买一件体面点的衬衣，别让她戴那条土围巾了！大家都知道她的围巾和帽子从哪来的：如果不是那些军官，有些人才不会这么花枝招展咧，如果那些女主人多注意自家的情况，很多人都要被关在牢房里了——赶紧让你奶奶补一下她丝袜的那些破洞吧！”——总之就是恶言泼语，毫不留情。老妇在抽象地思考，把所有东西——围巾、帽子、衬衣等等，以及女佣的手指和其他部位，还有她父亲和全家——都放置在她指出鸡蛋是坏的这个罪行上。所有关于她的一切都完完全全地被这些腐烂的蛋丑化了，而这位老妇所说的那些军官——尽管我们很有理由怀疑，是不是真有这么一回事——却可以在女佣身上看见完全不同的东西。

让我们离开女佣这个话题，说说仆人。应该说没有比侍候地位不高、囊中羞涩的主人的仆人更惨的了；主人越是高贵，仆人就越好过。这次依然是平民百姓在更抽象地思考，他在仆人面前装作一副高贵的模样，把他仅仅当做一个仆人来看待；他被固定在一个谓词，即仆人上。法国人的仆人在这方面可要好多了。主人和仆人非常亲密，像是知己一样；当他们独处的时候，主要是仆人在说话——看看狄德罗笔下的雅克及其主人——主人所做的不过是抽抽烟然后看看表，其他的都让他的仆人做主。高贵的主人深知仆人不仅仅是仆人，深知他也熟悉城里的消息，认识本地的姑娘，他也会深谋远虑；主人问他一些问题，他也可以就此说出自己的看法。在法国的主人那里，仆人不仅有权回答问题，还有权提出话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为之辩护；而当主人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不是通过勒令仆人，而必须提出观点并用理由说服仆人，最后还得对仆人说几句好话，好让自己的观点被接受。

在军队里我们也看到这种差异；普鲁士的士兵可以随便被痛打，因为他只是一个贱民——一个有着被打的消极权利的人即一个贱民。因而普通的士兵对于军官来说只是一个可揍的主体之抽象物，一个身穿制服配着佩剑的人必须处理的抽象物——此所谓立下魔鬼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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