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戴煌给毛主席写信：中央负责同志不是神，要敢于承认不足

1957年初，中共中央作出了在全党进行整风的决定，毛泽东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党内外人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积极向党提意见。在这场运动中，一位新华社高级记者的命运，即将发生戏剧性的转折，他就是戴煌。

戴煌，原名戴澍霖，1928年出生于江苏阜宁沟墩镇。1944年，16岁的戴煌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戴煌调入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开始了战地记者生涯，他先后随军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1952年2月4日，戴煌从朝鲜前线发回长篇通讯《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这篇文章后来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戴煌从朝鲜回国后，由新华社保送到外交学院进修外文，以资深造。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来这份报告的内容传到了新华社，戴煌看后非常震惊，他开始觉得“斯大林并不像过去宣传和想象的那么伟大”。

不久以后，由斯大林神话的破灭而引发的波兰、匈牙利流血事件，更加深了戴煌的忧虑，他认为：

我们国家的阴暗面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任其发展蔓延了。如果不再积极改革，我们也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决心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义务，向党的最高领导层敞露胸怀，说说自己应该说的话。

1956年匈牙利事件

戴煌决定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一封信，反映他在城乡中见到的一些问题，希望中央采取措施，及早解决。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万言书”的信中，戴煌主要写了3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关于特权问题。戴煌写道：

我着重要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骤然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的统一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

二是关于个人迷信的问题。针对当时“个人迷信”有所滋长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气氛日益淡薄的情况，戴煌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央负责同志不是神，他们只是根据马列主义结合中国的实际，在不断地修正中领导大家前进的，故而缺点和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时，就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吧！老老实实，既不要埋没自己的丰功伟绩，但也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觉得，我们是诚实的人，是任何时候都会对他们说知心话的人。

晚年的戴煌

三是关于新闻自由的问题。戴煌作为一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痛心地指出：

翻开我们的各种报纸刊物，再对照一下我们内部材料和各种参考资料，我们就会触目惊心地感受到：我们的光明和伟大被过分夸大地宣扬了，而黑暗和腐朽则被偷偷地掩盖了起来。而对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报道，因为光说人家的坏而不讲人家的好，于是使人一提到资本主义国家，就想到那里是一堆腐臭不堪的烂疮，包括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文化。这是一种不相信人民的行为。

戴煌的这封信从1956年11月开始写，一直到1957年初还没写完。当中共中央作出在党内整风的决定后，戴煌认为中央要通过整风解决问题，就在整风鸣放座谈会上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其核心内容就是：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与消除，而继续听其发展，必将国蔽民塞，全民族都跟着遭大难。

戴煌的发言很快受到了批判，他为了证明对党的一片赤诚，又主动交出了尚未写完的“万言书”。令戴煌没想到的是，这封信使他受到的批判愈加强烈。

戴煌

1957年7月25日，新华社在关于中央机关反右斗争的综合新闻中，点了戴煌的名。8月7日，新华社专门以《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为题，发了一条长达3000多字的新闻通稿。通稿中称，戴煌“长期以来他就对党不满，反对党，以致企图组织‘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来推翻中国共产党”。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发此稿时把标题改为《清算这个极狂妄极反动极卑鄙的反党分子，新华社连日围剿戴煌》。《解放军报》、上海《文汇报》也发表了《对党恶毒攻击，对国家肆意诋毁》《戴煌想干什么》等批判文章。戴煌经不仅被开除党籍，还经受了长达21年的多种磨难。

当然历史终究是公正的。1978年，新华社党组织在重新审查戴煌的问题时，终于正确地指出：

他写信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把党的工作搞好，而不是对党发起进攻。因此，从中摘引一些话作为右派言论，是不合适的。

最终新华社党委彻底推翻了原来的结论，恢复了戴煌的党籍和待遇。

2016年2月19日，戴煌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