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韩先楚的老班长，开国中将陈先瑞的传奇经历

在我所阅读过的开国将领写的回忆录里面，开国中将陈先瑞所撰写的《陈先瑞回忆录》毫无疑问质量当属上乘，原因无他，就是两个字“真实”，不溢美，不隐恶，秉笔直书，没有那么多的“艺术虚构”。

陈先瑞是安徽金寨人，是从鄂豫皖苏区的红25军走出来的一位开国中将，他最为人称道的一件事情，是红军时期曾经担任鄂东北道委特务4大队1分队1班的班长。虽然这个班包括陈先瑞在内一共只有9个人，手下的战士里面却出了两位日后的开国上将韩先楚和刘震。

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就连当时的不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不清楚。

一次中央会议结束后，韩先楚、刘震和陈先瑞一同去看望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总书记十分健谈，聊着聊着问起三人，你们怎么想着一块来啊。三人相视一笑，说起红军时期曾经同在一个班生活战斗的历史。总书记听后连连惊叹：“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像你们三人这样当兵在一个班出来的，现在又都是我军高级将领的情况确实不多，可以写一部小说，也可以作一篇大文章。”

陈先瑞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回国之后，就到刘伯承任校长的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大概是学习压力太大，学得太刻苦了，陈先瑞在学习快结束的时候，身体出了些状况，被送进了华东医院，先是查出了心脏病，后来又得了肝炎。

建国之初，国家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比较有限，陈先瑞的肝炎经过多方医治都不见好转，差点就被医生判了死刑。好在陈先瑞一方面积极接受治疗，一方面调整心态，坚持锻炼身体，三年之后竟然痊愈。

身体恢复之后的陈先瑞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要求安排工作。1961年1月，陈先瑞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北京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是杨勇（开国上将）、政治委员是廖汉生（开国中将），副司令员郑维山（开国中将）、谭希林（开国中将）、陈正湘（开国中将）、韩伟（开国中将），副政治委员张南生（开国中将）、袁升平（开国中将），参谋长钟伟（开国少将）、政治部主任由袁升平（开国中将）兼任。

此处，陈先瑞关于钟伟的任职应该有误，钟伟因1959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仗义执言，已经受到了贬黜，离开了军队，到地方上任安徽省农业厅副厅长。

陈先瑞在回忆录中专门拿出一个章节来写《震惊华夏的九一三事件》，这时的陈先瑞已升任北京军区主持日常工作的政委，这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是李德生，纪登奎为军区第二政委。

陈先瑞在书中坦言，那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开始之后，他和大多数老同志一样，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同时他也和大多数老同志一样，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的号召，“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积极拥护，积极投身到文化革命中去。出于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信仰和崇拜，陈先瑞对“文化大革命”虽不理解，但绝不敢怀疑。

九一三事件，使人们受到空前未有的震惊。1971年9月13日凌晨1时30分，我被电话铃声惊醒。电话是李德生同志打来的。他说:“老陈，请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来，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从他那不同寻常的语气中，我预感到发生了大事情。
凌晨两点多钟，我赶到人民大会堂。这时，只有周总理李德生、纪登奎在场。周总理神情严峻地对我说:“林彪跑了，现在情况不明，北京军区立即进入紧急战备。”李德生司令员看看我，尔后说:“你立即回军区机关，把作战、机要、通信部门和北空指挥所严格控制起来，没有总理的命令，任何人都无权调动部队。”
我站起来，对着周总理和李德生说:“坚决服从总理的命令。”便转身离开，赶紧驱车急驰军区机关。
赶到军区机关时，天还没亮。我让作战值班室立即通知军区领导，马上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会上,我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和李德生司令员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在关键时刻，坚决听从党的指挥。
那几天，军区领导人都住在办公室，坚守岗位,按照分工抓好自己分管的战备工作，做到了万无一失，没有出任何问题。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通知。我们按照中央部署，逐级向军区部队作了传达。不久，“批陈整风”运动变为“批林整风”运动了。
运动中，不断传达毛主席的谈话、批示，中央陆续批发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的三批材料。
广大指战员对林彪事件的发生感到极大震惊；对林彪一伙制定《5·71工程纪要》策划谋害毛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表示了极大义愤；对中央采取的各项措施表示坚决拥护。
后来，中央又陆续批发了军事科学院编写的《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若干问题》（之一、之二)和《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的三份材料。
我们组织干部战士阅读这些材料，联系部队实际批判林彪的罪行，肃清林彪在部队的影响。结合批林，组织部队学习马列的六本书，毛主席在庐山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和毛主席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一封信，提高干部战士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由于陈先瑞是鄂豫皖苏区出来的解放军高级干部，在历史上和“双红一”出身的林彪并没有什么渊源和交集。

即便如此，陈先瑞还是向组织上主动地、如实地讲清了与林彪的五次接触情况。

第一次是1967年5月，林彪为军区《战友报》题写了刊头，陈先瑞和郑维山还有机关的两个同志去取，在林彪那里，他们说了一些感谢的话。

第二次是1967年11月，陈先瑞和郑维山到林彪处汇报“三支两军”工作的情况。

第三次是“九大”期间，林彪接见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的领导同志。

第四次是1969年10月14日“林办”通知我与郑维山到林彪家去，陪同林彪到南口一带看地形。我们到林彪处后，他说有外事活动，没有去成。

第五次是1970年7月，我和郑维山到林彪处汇报北线设防问题。

尽管陈先瑞向组织作了多次认真检查交代，讲清了与林彪一伙接触的所有事情，并把每次与林彪接触的谈话记录全部上交中央专案组审查。

但是，陈先瑞的交代与检查，总是有人不满意，过不了关。最后反映到周总理那里去，周总理发了话：“陈先瑞我了解他，他的检查是诚恳的”。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陈先瑞才得以最终过关。

1981年不到70岁的陈先瑞在未经事先沟通的情况下，离开了部队的领导岗位，开始了他的离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