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与汪伪政权银行大血战内幕

导读

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成立傀儡汪伪政府后，为了达到培植自己的经济命脉，建立伪中央储备银行的目的，要求坚守在上海的国民党政权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撤离公共租界。这场金融大战，很快演变成了军统和汪伪“76号”特务组织的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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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伪强推中储券，蒋介石派军统出手阻止

1940年11月30日，大汉奸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伪国民政府。汪伪政权为了自身的生存，培植自己的经济命脉，于翌年1月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由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总裁。汪伪希望以中央储备银行为中心，建立全国新金融网，极力推行中储券。

抗战初期，沦陷区流通的钞票有法币、华新票、联银票、“老头票”等多种，金融行业混乱。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上海分行仍照常营业。为抵制汉奸政府，上海银行业一致拒绝与“中储行”来往，商店统一拒绝使用“中储券”。

汪伪警政部长李士群，一手持“中储券”，一手持枪，强行胁迫商家使用“中储券”；并以“特工总部”名义，向上海银行、钱庄发恐吓信，称不接受“中储券”就武力对付。这样一来，“中储券”逐渐占领了市场，重庆国民政府的法币被挤出上海，严重打击了重庆国民政府的财政。

鉴于汪伪特务尤其是“76号”（注：汪伪政权的特务组织）总部在上海令人发指的恐怖行径，为安全起见，中国、交通、农民三行都迁往法租界霞飞路。中央银行碍于面子，不愿迁移。此时，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向四行提出中储券各10万元开户往来的要求，均遭婉拒，由此引起日伪不满，祸根也就悄悄种下。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蒋介石焦虑万分，他深知：四行在沪艰苦支持，与国家整个金融计划关系至巨，沪四行一旦撤退，不仅法币、外汇市场将发生剧烈变化，还会立即破坏后方金融经济之安定，因此，他一面命令四联总处（注：重庆国民党政权战时最高金融经济管制机构，蒋介石亲任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要求沪四行“坚守立场，不能丝毫让步”，一面指示戴笠，要求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对伪中储银行职员，不惜采取袭击、恐吓和暗杀的手段，企图阻止中储券的发行。

1941年1月30日，汪伪调查处专门委员李明达被军统特务暗杀；2月20日，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本部遭到两枚手榴弹的突然袭击；3月3日，中储沪分行办事员富荣炳遭枪击受伤；3月21日，伪中储银行第五次理事会调查处副主任楼侗又被刺毙命……

02

汪伪疯狂报复，上海银行业惨案不断

在此情形下，周佛海大为震怒，公开声明“如果一人被害，必拿四行十人抵命”，并令汪伪“76号”“力谋反攻”。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立即拘捕四行职员作为人质，施以报复。震惊中外的“上海银行大血战”由此发端。

1941年3月21日深夜11时许，汪伪“76号”的一批特务分乘两辆汽车，来到霞飞路赛仲路口江苏农民银行宿舍（汪伪特务误以为这里是中国农民银行），特务们一涌而入，六七个特务手持二十响快枪，将室内十二人绑至二楼。约十分钟后，迫使他们分站两排，突然间，特务向职员举枪射击。瞬间，血花飞溅，惨呼连连，仅三人幸免于难。

次日凌晨，“76号”特务吴四宝带领大批特务，包围极司菲尔路中国银行职员宿舍（即“中行别业”），凡是银行职员，均被抓进“76号”，先后180余人。

23日，汪伪警政部在沪《中华日报》上发表谈话，说明拘捕中国银行行员原因，并称重庆方面对被捕者及其命运应负责任，要求渝方立即停止暗杀行为，否则对在沪四行金融机关负责人员及一般从业人员一律予以同样处置。该报还公布被捕中国银行行员128人名单。周佛海还假惺惺地表示，对此事“颇为悲痛……但重庆方面对我中储下级行员如此残害，我不报复，无以对同仁而安人心，其责应由渝方负之也”。

虽然汪伪特务制造了这两起骇人听闻的大案，但驻上海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仍然奉命照常开门营业。汪伪特务见不起作用，于是变本加厉，又对上海四行行屋进行滥炸，造成行员多人伤亡。24日，上海中央银行法租界亚尔培路分行被炸，死亡7人，伤20人；公共租界白克路分行也被炸，死亡3人，伤26人；公共租界静安寺路分行被炸，死亡6人，伤6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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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方面紧急商讨应变方案

在上海接二连三出现这些骇人听闻的血案之后，上海四行纷纷致电蒋介石表示：“全市人心极度恐慌……情势益加险恶，此后沪四行业务应如何处理以策安全之处，仍祈裁夺电示祗遵”。蒋介石责令四联总处迅速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在沪营业方针与行员安全处置办法。

3月26日，四联总处理事会奉蒋介石电令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议应变方案。紧急会议由孔祥熙亲自主持，出席人员有财政部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要员等。

会议最后决定：1、要求上海四行“应不避艰难，坚守立场，照常营业”。同时，应设法紧缩存款、汇款业务；紧缩人员；尽量减少重要库存，帐册应留存副本放置安全地点。2、对被绑人员，一面请外交部转商英、美、法各大使交涉释放，一面由各行就近相机设法营救，并劝慰其家属；对被害人员，由各行优予议恤；对受伤人员，由各行派员负责监护，妥为医治，并由各行负担全部医药费用，伤愈并从优晋叙。

会议结束后，孔祥熙即向外交部发出急电，说明“日伪此种蔑视租界治安不法手段，实属破坏租界法权”，“租界当局有保障租界商业及居民安全之责任。”会后第二天，国民党财政部在重庆通过记者发表谈话，谴责汪伪政权的暴行，哀悼遇难人员。同日，外交部也向英、法、美驻华使馆进行通报，请求他们给予关注并能交涉对被捕人员引渡或予以保释，保障租界安全。英、美两国均表示对此事无能为力，只能在道义上给予声援。

4月1日，上海银行界请愿，保释中国银行被捕人员，并说蒋介石听从美国大使劝告，已下令停止暗杀了。但周佛海不答应释放。直到4月8日，被捕人员才全部获释，条件是“暂住原处，不准擅离”。

04

风波再起，上海银行再遭血雨腥风

中国银行职员获释后不久，4月16日上午，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会计课副主任张永刚在大华医院治疗时又遭枪击殒命。周佛海一听说此事为军统特务所干，恼羞成怒，决定“以血还血”。于是，命令吴四宝在刚经释出而仍派武装人员监视在“中行别业”的120余银行人员中，提出九人，作为报复对象。

周佛海开始欲将该九人悉数抵命，在中国银行总行业务部副经理李祖莱的再三要求下，最后减至三人。因那个被暗杀的会计课副主任姓张，“76号”也要挑三个姓张，且是“课主任”。但此时被捕三人中符合条件的只有两个姓张的，最后，只得把上海分行新闸办事处不姓张的主任曹善庆凑数。当晚，汪伪特务将三人用汽车送回“中行别业”，特务们在宿舍大门口对他们开枪。其中二人当场死亡，一人重伤。

4月17日，周佛海宣称此事为报复行为，听说沪四行已经停业，高兴地说：“如能因此做到双方停止暴行，则死者牺牲亦未始无代价也。”

同日，上海四行急电四联总处：“……四行行员，既非武装将士，在此毫无保障下，人人自危，无法工作，确属实情。事机万急，似宜权衡轻重，由政府赶筹稳定办法……”18日，上海四行继续来电称，众多银行高管先后电请辞职。

此次血战，导致上海金融界职员纷纷躲离上海，不敢上班，一片腥风血雨，使全市舆论哗然。如此血战不已，双方也都感到对己不利。

30日，蒋介石作出指示：“应即由财（政）部速派熟悉沪市金融及才能足以应付非常环境之大员，克日赴沪，会同四行主持人员接洽应付策略，以策安全。”并密令戴笠对在沪特工“暂取缓和方针”。最后遵照蒋介石指令，由杜月笙出面调解，一场“银行大血战”遂告结束，上海市面上出现了法币、中储券共存的局面。

1942年2月，由蒋介石亲自签署行政院训令，对此次上海大血战中四行死伤人员“明令褒扬，以彰义烈”， 恤金在1941年度国民政府特恤金项下动支，“用以轸念忠良之至意”。

坚守在上海孤岛的四行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撤离，它们对于法币仍然在沦陷区流通，稳定法币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据《档案春秋》 喻春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