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与波斯人史上首次交战。

20 世纪中叶之前，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个波斯政权与犹太国家发生过冲突。不仅如此，居鲁士大帝建立阿契美尼德王朝时，犹太人正处于巴比伦之囚时期，波斯人还为犹太人做了一件大善事 —— 允许他们重返巴勒斯坦。

以色列与伊朗，分属犹太、波斯两大古老民族。梳理当前两国冲突的历史脉络，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这场敌对的根源深埋于远古时代。但这一直觉假设并未得到史实佐证。

如今占据该地区多数国家的阿拉伯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要晚得多，而现代土耳其民族的历史仅有一百余年。也就是说，漫长的历史存续本应让犹太人与波斯人更加团结，而非对立 —— 毕竟在一众 “后来者” 之中，这两位 “老牌民族” 本应更能相互理解。

波斯人是拥有极强国家意识的民族。波斯帝国并非一直延续，它屡次遭到来自西方、东方、南方的征服者摧毁，却每次都以新的形态重生，更迭国号、王朝与宗教。阿契美尼德王朝实行宗教多元政策，萨珊王朝推行琐罗亚斯德教，萨曼王朝则以逊尼派伊斯兰教为根基建立独立伊朗。最终在 16 世纪初，兼具伟大诗人与战士身份的伊斯玛仪沙在波斯大地确立了什叶派伊斯兰教，他的一生如同冒险传奇，充斥着残酷战役、奇迹逃生与先知梦境。

但即便如此，20 世纪中叶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波斯政权与犹太国家交锋。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时，犹太人正被囚禁于巴比伦，波斯人准许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对其施以大德。马加比起义让犹太民族重获国家主权，这一事件发生在希腊化时期，彼时独立的波斯政权已不复存在。此后犹太国家与罗马陷入复杂纠葛，最终以犹太战争、犹太人近两千年的大流散告终。

波斯人与犹太侨民的交往史上，并未出现如西班牙斐迪南与伊莎贝拉时期那般的宗教迫害。诚然，生活在波斯的犹太人并非一直安稳，也曾遭遇屠杀、被迫改信伊斯兰教的企图，什叶派掌权时期尤为严重。但即便时至今日，伊朗境内仍有犹太社团存在。

总体而言，与中世纪及近代欧洲人不同，波斯人并未将犹太人视作特殊的异类。而对犹太人来说，与波斯人的交往是其神圣历史的一部分，我指的是《圣经・旧约》中的《以斯帖记》，书中描绘了一个经典场景：针对犹太人的屠杀阴谋传出，犹太人因此对反犹势力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

二战后的巴列维王朝伊朗起初并未认可以色列建国，但两国逐渐建立起良好关系。在逊尼派主导的中东，两国都是 “局外人”，且外交政策均以美国为导向。更何况两国没有接壤边界，相距千里，也不存在外贸竞争关系，本就无利益冲突。

说到这里，人们总会说：“但伊斯兰革命后一切都变了。” 这一说法大体正确，但即便在革命后，根本性的转变也并非一蹴而就。

1979 年之前，世界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阵营。霍梅尼掌权后，第三极 —— 伊斯兰革命阵营诞生。霍梅尼明确划分敌人等级：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摆脱美国控制，因此美国被称作 “大撒旦”；苏联并非当下主要对手，成为 “小撒旦”；而作为美国在地区主要盟友的以色列，则被冠以 “小撒旦” 之称。换言之，即便在当时，这也并非特定的反犹主义，对以色列的批判只是反美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此外，尽管新生伊朗与以色列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决裂，但客观利益仍促使霍梅尼政权与 “小撒旦” 开展务实合作。1980 至 1988 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 80% 的武器装备来自以色列。而 “伊朗门事件” 也显示，“大撒旦” 美国同样参与了这一合作。

由此可见，当前局势的激化并非历史必然，其首要诱因是伊朗谋求地区领导权的博弈逻辑。近几十年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试图展现出比阿拉伯国家更坚定的巴勒斯坦捍卫者形象。伊朗民众对阿亚图拉的统治日渐疲惫，政权需要塑造敌人形象以凝聚社会共识，这也导致反以言论愈发激进。在此背景下，伊朗核计划的发展自然无法被以色列接受。

不过，陷入危机的不仅是伊朗社会，以色列社会同样如此，这也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动辄诉诸武力，试图重塑 “犹太复国主义军事机器不可战胜” 神话的原因。但两场危机终将以某种方式解决，届时两个民族或许能从历史中找寻更具启示的范例，指引未来的关系走向。

同时不应忘记，如今遭受侵略的正是伊朗。而作为主要侵略者的美国，也理应从这段漫长历史中汲取教训：以波斯与犹太的历史尺度衡量，美国建国时间极短，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便会消亡。但伊朗将永存，战胜所有敌人，从废墟中重生，铭记每一份仇恨与每一份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