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解密：毛泽民莫斯科之行的特殊使命

导读

1939年至1940年间，毛泽民曾在苏联学习、治病近8个月，留下多达10万字的档案资料。毛泽民远赴苏联是否有更深层的背景？他在毛泽东和王明的斗争中，起过怎样的作用？为解答这些疑问，毛泽民外孙曹耘山（毛远志之子）数次远赴俄罗斯寻找当年档案，揭开了毛泽东毛泽民兄弟间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01

一篇报道引发的跨时空追问

1990年，毛远志（注：毛泽民与结发妻子王淑兰的女儿）因病去世，曹耘山（注：毛远志与曹全夫所育）从母亲手中接过收集整理外公毛泽民档案资料的接力棒。

多年探寻后，在曹耘山脑中，外公毛泽民作为红色银行家、红色理财专家等经济方面的成就，渐渐清晰——他在中央苏区创办共产党第一个中央银行，兴办第一个“央企”，在陕北主持开采了共产党第一口油井……但似乎仍有一些问题困扰着曹耘山——作为毛泽东的亲二弟、中共早期党员，毛泽民在党内重大斗争中的政治立场到底怎样？

曹耘山曾听过这样的传闻——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期间，毛泽东与他的小弟毛泽覃两人都挨整，毛泽民却相安无事。有人因此怀疑，毛泽民与大哥毛泽东持有不同政见。

谜团的解开，与2004年8月作家卢弘发表的一篇文章——《李德曾对在华错误做过检查》有关。那也成为曹耘山此后7年数次远赴俄罗斯，寻找毛泽民档案的最初缘由。

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个细节：1939年12月底，毛泽民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监委会召开的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文中提到，李德对此“耿耿于怀”：“毛泽民把许多罪名无理地归咎于我……周恩来坐在一旁，像是‘原告’……后来我多次听说，周恩来和毛泽民受了毛泽东的委托，要在莫斯科把我当做‘人民的敌人’开除出党，如有可能还要把我消灭。”

读到这些细节后，曹耘山为之一振。“过去，我们只知道毛泽民曾在1939年夏天去莫斯科学习和养病，并不清楚他参加了批判李德的斗争。”毛泽民远赴苏联是否有更深层的背景？他在毛泽东和王明的斗争中，起过怎样的作用？

当时，恰逢中共早期负责人李立三的女儿李英男教授要去莫斯科，曹耘山请李教授代为查找毛泽民的档案。数周后，李英男从俄罗斯回来，带回一沓档案复印件。曹耘山看着外祖父的档案资料，心中闪现一个疑问，在他看来，毛主席对弟弟毛泽民要求向来很严，毛泽民作为党内始终从事财经工作的干部，在苏联时为何一直谈论政治问题？

当这个疑问闪现心中时，曹耘山越发觉得，毛泽民1939年的莫斯科之行非同寻常。2005年7月16日，曹耘山登上俄航班机，飞往莫斯科，他要寻找更多的原始档案，解密毛泽民1939年莫斯科之行的真正使命。

02

毛泽民莫斯科之行的真正使命

曹耘山不懂俄文。后来，一位中国留学生和一位正在撰写博士论文的美国女孩给他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毛泽民从1939年6月初到达莫斯科，1940年1月22日离开，在苏联境内停留了近8个月，仅存入档案卷宗的批件就有二三十份。翻阅毛泽民的档案资料时，曹耘山发现，毛泽民的一份三四页的报告用的都是不同规格的纸张，有格纸，也有白纸；一份写给共产国际的12页的正式报告，用的是作废的书写纸的背面。

曹耘山远赴俄罗斯查阅档案，最重大的发现，在于外祖父莫斯科之行的真正使命。

1939年6月初，毛泽民刚刚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便提出要求，请他回忆撰写一系列有关中共重大事件情况的报告。此后，毛泽民撰写的一系列报告，以及他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研究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等，被陆续转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上。季米特洛夫深感中国党这些年所发生的错误远比过去估计的要严重得多。于是，共产国际将又一项任务交到毛泽民手上：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工作情况的报告。

如何写？毛泽民决定站在中国共产党一名普通老党员的立场上，用自己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以“读后感”的形式，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汇报。

曹耘山在俄罗斯档案馆看到的那份“读后感”是俄文翻译稿，被打印在16开公文纸上，共75页。在报告的每一页，阅读者都用铅笔作了记号，重点段落旁边画有单线或双线，有些文字下边还作了重点记号。从这些记号的规律看，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对中国党发生的重大事件、党内机会主义领导人的错误论点，以及毛泽民对错误实质的定性分析最为重视，都作了重点记号。

毛泽民在“读后感”中指出：“18年来，中国革命和整个党遭到的损失更多是来自内部的敌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流血的教训，重要的是找出这些教训的实质。”在汇报材料中，毛泽民几乎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重点历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共带来的教训，笔锋直接指向王明，条分缕析，反驳了王明的一系列相关说法。

比如，王明在联共(布)十七大上报告说：“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前四次‘围剿’中的战果是：击退国民党军队50多个师，其中20个师被消灭，缴获步枪20万支、轻重机枪5000挺、数百门火炮和重武器……”毛泽民逐条予以否认：“这些数字远不符合实际。就拿缴获的步枪的数字来说，实际上不超过所说的四分之一，即5万支；关于缴获的火炮和重武器，当时，红军并没有见过重型火炮……”

在中央苏区，毛泽民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又是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央苏区的财政状况和红军每次战斗的俘虏、缴获情况了如指掌。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才使毛泽东能够大胆地解决王明的错误问题。但在曹耘山看来，毛泽民的莫斯科档案被解密后，这个时间表被大大地提前了，毛泽东领导全党清算王明路线的战斗首先是在莫斯科打响的。

03

毛泽东向莫斯科派出“特别梯队”

曹耘山在查阅毛泽民档案时，还看到了一份关键性文件——刘亚楼、林彪、毛泽民写给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只有3000多字，却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尖锐质疑：“遵义会议这样重要的决议案”，为什么三年之久“尚未到达国际主席团”？“我们不了解过去中国驻国际代表团在干什么！”刘亚楼、林彪、毛泽民提出的一连串疑问，都与王明有直接关系。

之后，曹耘山找到刘亚楼上将的儿子刘煜奋。刘煜奋出生在莫斯科，多年来，一直致力搜集和研究刘亚楼在苏联学习和参加卫国战争的资料。

按照刘煜奋的说法，1938年，党中央先后派刘亚楼、杨至成、李天佑等6位高级干部去苏联养病。但其实，刘亚楼身体精壮，什么病都没有，他除了学习军事外，还担负着毛泽东赋予的“特殊使命”。

刘亚楼参加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中的主要战役。毛泽东十分看重他丰富的实战经验，加之他上过中学，又当过小学教员，不但头脑灵活，而且有很好的理解和表达能力。

1938年1月，28岁的刘亚楼被特别安排在主席身边工作一段时间，住处也搬到了毛泽东住的窑洞旁，于是，早晨和夜晚刘亚楼都帮助毛泽东整理文件。毛泽东特别指示刘亚楼，要认真地读懂他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几篇重要文章。

1938年4月初，中央决定派刘亚楼去苏联学习治病。毛泽东特别嘱咐刘亚楼：把我党历史上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以及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主张和原则，直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汇报。

因此，刘煜奋所说的“刘亚楼的特殊使命”，更为具体的解释是：作为毛泽东向莫斯科派出的“特别梯队”的一员，出其不意地到王明曾“一手遮天”的大本营——莫斯科，开展“外线作战”，谋求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理解与支持。

至于毛泽民是不是和刘亚楼一样，也是作为“特别梯队”的一员被派往苏联？曹耘山说并没有明确的历史资料。但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看过曹耘山从苏联带回的档案后评价：“毛泽民去莫斯科，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担负着相当特殊的角色。”

1940年1月，毛泽民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走前，他提笔给季米特洛夫写信，提到中共“七大”会议报告人的问题。他认为，由王明作“七大”组织报告是不妥当的。毛泽民建议，最好由周恩来同志作统战工作报告，由做了几年实际工作的洛甫同志作组织工作报告。

而当1945年，筹备了8年之久的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时，毛泽民却没机会目睹这场盛会——1943年9月27日夜晚，他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残忍杀害，长眠于人迹罕至的西北边陲。

本版文章据《小康》、《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