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职业批评家”的消失

近些年，我一直被一位批评家盯着骂，这使我的那些长长短短的文章有了一个“最忠实的读者”。这位批评家在骂我时，时常称我为批评家，有时加上引号，有时不加。加上引号时，那是说不是真的批评家；不加引号时，则一定要论证这个称号于我如何不配。忽而把一项批评家的帽子强按在别人头上，忽而又取走，只说明此等角色把自己头上那顶批评家的帽子看得如何重了。然而，任何帽子，越被所盖着的脑袋看得重，就越像是阿Q头上那顶破毡帽了。

如果批评家意味着以文学批评为业，我确实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批评家。因此，当《南方文坛》说要在“今日批评家”栏目中也给我安排一期时，我曾对这种好意表示了婉谢。没有“批评家”这种“自我意识”的我，要谈“我的批评观”，也就很难了。不过，关于批评的零散想法，还是有一些的。姑说几点。

在我看来，批评是一种相遇，亦即批评者被对象所吸引、所打动，批评者的情思被对象所激发、所点燃，从而有一种言说的冲动，有一种表达的欲望。这种在内在冲动和欲望驱使下的言说、表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

然而，真正与作品产生一种相遇感的情形是并不太多的。这是否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批评，产生的机会也并不多？我想，是这样的。那么，不是有那种“职业批评家”在不停地批评着么？我只能说，这种几乎对每一部作品都能批评一通的“职业批评家”，是可能的，但也是可疑的。“职业性”的批评，往往成为一种工匠式的劳作。这种劳作如果说也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具有一种“仪式”的功效。

其实，专门以文学为批评对象的所谓“职业批评家”，在中国似乎是1949年后才作为一种文学群体出现的。在国外，从事文学批评的人，通常都具有多重身分，他同时也是政论家、社会和文化批评家，等等。他不仅面对文学作品发言，同时也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问题进行批评。最近自杀的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江藤淳，生前也是日本政治、时事论坛上的活跃分子。“批评家”的含义，在国外似乎更为宽泛，它指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现象进行批评的人，而并不专指以文学批评为业者。在中国，1949年以前的数十年间，专以文学为对象的“职业批评家”，也几乎没有。

在文坛上，有一个专以文学为对象的“职业批评家”群体，这是1949年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的产物。随着这种格局的变化，这样一种文学群体也终将消失。“纯粹”的文学批评家将越来越少，更多的人则只将文学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之一，他同时还对文学以外的现象发表看法。这意味着他不必在对一部文学作品实在无话可说时也强作解人。当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文学时，他便只在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有言说的冲动、表达的欲望时对其进行批评，否则，他宁愿去对别的问题发言——这也可说是批评的解放。

“职业批评家”群体的存在，使得值得批评与不值得批评的作品都被加以评说，也使得好作品与坏作品一时间无从区分。“职业批评家”的消失所产生的后果是，值得批评的作品仍将受到关注，不值得批评的作品则自生自灭。这绝对是一件好事。

1999年8月25日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1999年第6期，转引自“高校人文界”公众号，作者系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