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授大校，直言：我是有看法的，别人能成将军，我为什么不行

1955年，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共授予上千人将军军衔，这是综合了定级、资历、战功、现任职务等各方面考虑的，整体来说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

但是，毕竟解放军以百万计，如此庞大的基础要想做到人人满意，那是不可能的，有极少数当时还闹过，导致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毛主席也无奈评价：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

其实那些从尸山血海中走过来的老革命，未必在意自己肩上有几颗星星，就算有意见，也只是觉得不该落后于跟自己情况相近的人，有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李元明。

他把想法写进了回忆录，直言：我是有看法的。有些资历与我一样的能成将军，我为什么不可以？

那么，李元明的履历究竟如何，客观来看是否能在55年获授将军呢？

李元明是湖南石门人，1918年出生，1935年参加红军，因之前就在地方开展宣传工作，又有一定文化基础，他刚进入红6军团就当上了新兵班长，此后又很快入党并被提拔为排长。

1936年，他跟随大部队长征，抵达陕北后又升为连长，这一路的晋升速度，其实在侧面印了李元明确实能力很强。

不过由于红军在征战中伤亡太大，上级为保持足够的战斗力，就裁减冗余、进行整编，一位老资格在此情况下转到李元明所在的连担任连长，李改任副连长。

对于这突然的无过降职，李元明有些想不通，闹过一阵情绪，团领导找他谈话，直言“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这才让李元明渐渐解开心结。

待全面抗战爆发，李元明被编入八路军120师359旅干部队队员，随旅部到地方去发动群众、扩充部队，他成绩很亮眼，动员了两千余人参军，因而被任命为连长。

接下来的战争生涯，他基本都是跟着王震，南泥湾垦荒、南下支队、中原突围、挺进吕梁等等。到1949年全军大整编时，李元明担任21师参谋长。

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以炮兵31师副师长的身份入朝参战，1952年提为师长，回国不久进入解放军高级炮兵学校学习，毕业即进入东北军区（沈阳军区）担任炮兵参谋长、副司令员。

1955年的军衔制，很大程度上参考了1952年的定级，而李元明在52年被定为副师级，这让他颇为不解，自己明明已经担任师长，为什么级别却给降了。

为此他几次找到领导申诉，奈何定级是全国统一进行的事，他的话没起到效果。

如果在本次他被定为正师级，该级别可少将可大校，那么他在55年成为将军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但事情没有如他愿，后来的授衔，他就只被授予大校。

级别的事也就算了，军衔还成这样，李元明非常纳闷，他认为自己土地革命时期就已入伍，参军20年，还担任着副军职（55年），怎么也够得上少将的标准，不明白为何会是这种情况。

当时他所在的炮兵领导班子，司令员和政委是少将，另外几个副职也都是少将，唯独他是个大校，就感觉很不自在。他在回忆录里最疑惑的是，为什么有些抗战爆发后才参加革命的人都可以成将军，自己这个老红军却不是。

在1955年的确有不少全面抗战爆发后才入党入革命队伍的少将，比如王兰麟，刘春，孙端夫，刘秉彦，赵承金，马卫华，李曼村，傅继泽，管松涛，高存信等，看起来是对李元明不公平。

但客观而言，这些人授有授的理由，李元明不具备他们身上的优势，这些干部有的是在总部机关工作。或者是有文化的技术型人才，要么就是带了队伍投奔革命的，这些情况属于加分项。

而李元明的履历比较中规中矩，在前线带兵的机会不多，缺乏重大战功，也没有“山头”属性。如果他是红二方面军红二军团的干部都还会好一点，红二军团能坚持到革命胜利的老红军不多，会存在照顾因素。

即便只是副师级，同样有授将军的机会。这不是瞎说，红二军团出身的杨秀山就是例子，副军级破例授了中将。

可李元明虽然也在红二方面军，却是在红六军团，这支部队早年一直负责拱卫中央，从根源上来讲，没有红二军团的代表属性。所以综合各方面来看，组织就在1955年授予他大校军衔。

这倒不是针对哪一个人，将军名额不宜多，也不止看哪一点因素，像周时源、罗厚福等资历比李元明更深的人，同样55年是大校。

当然，组织也没有忘记李元明做过的贡献，在1964年将他晋升为少将，此举也算是了却李元明的一个心结。到了晚年，他对此也有了全新的感悟，曾在日记中写道：

“能活到和平年代，能看到国家变得越来越好，其实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那些牺牲在长征路上、牺牲在抗日前线的战友们，他们很多连个名字都没能留下，何况是军衔。”

他在意的也不是一颗星星的事，主要是荣誉和那种不平衡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