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支平：师门杂忆

（一）

业师傅衣凌先生逝世后，许多老师和朋友都叫我写一些纪念文章，但至今没有写出半字。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我对所谓的纪念文章怀有偏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的纪念文章，差不多与官方写悼词一样的格式。后辈写前辈的纪念文章，总要从道德文章、功业情操等全面讲起，最后盖棺论定，非同小可。我自揣没有这样的才能，何况老师的学术成就，都已发表在专著论文之中，用不着我来强作解人。堂皇的文章写不成，只好扯些耳食眼见的身边琐事，聊作老师逝世10周年的一个纪念。

古书读太多

先讲耳食来的。上一世纪30年代，老师留学日本，抗战爆发后，异邦待不下，被迫回国。老家在福州，不愿在太阳旗下做事，浪迹于闽中、闽北山区。当时的留洋学子有如现在的大熊猫，处处惹人爱。国民党福建省的权贵托人转话给老师：省政府属下有一把交椅，希望他来坐一坐。老师对国民党政府素来无好感，大概是古书读太多了，搬出魏晋名士的古怪脾气，岂能“为五斗米而折腰”,拂袖拒绝。

1949年以后，新政府是大家满怀好感和深寄希望的人民政府，老师自然也是面貌一新，举家从福州迁来母校厦门大学，预备好好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出点力气。可惜，好景不长。1956年，北京出了个反党的“胡风集团”,说是预谋推翻人民政府，必须予以一网打尽。这件事本来与偏隅海角的厦门大学毫无相干，整个厦门大学数千人之众竟没有一个人认识胡风的。不料有些善于洞察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领导却别具只眼，认为胡风之所以能够反党，是他有点学问能写文章。把这个道理反过来说，有学问能写文章的人，便有可能是胡风分子。于是，老师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胡风分子。

当上胡风分子也并不是不给出路，那就是要痛改前非，再反戈一击，多揪出几个胡风分子。没有想到老师还是禀性难改，古书读太多，再次耍起读书人的坏脾气，悲愤之中，竟然喊出“士可杀，不可辱”的腔调。这样一来，真的就与坐牢和砍头不很远了。

人有时候是要靠运命过日子的。正当领导们忙于整理材料、编定罪状的时候，比反胡风更要紧的阶级斗争“反右派”开始了。求上进的领导们都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新的运动中去，对老师的问题反而感到意思不大，这样，老师的“胡风分子”的帽子不了了之。据当过“右派”的人说，当时排选“右派”是有人数比例的。以老师这样的经历和学问，本是当选“右派”的绝佳材料，但中国素有“福无双至”的优秀传统。就像现在选劳模一样，当上一次劳模，就不好当第二次劳模。老师居然与“右派”擦肩而过。

这回应验了老聃先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名言。从此以后，福祸相倚，总是不想离开老师身边。到了“文化大革命”,福是不肯来了，祸字当头，依然不忘古书。有一次审查什么,脱口而出孔老二的“君子坦荡荡”',惹得大家生气了好几天。

中国有位圣人说过，人是可以“学而知之”的。就像豆芽一样，压上几块大石板，总会歪歪扭扭地从夹缝中冒出来。老师及他们这一辈的老师们，在经过20年的洗礼锻炼之后，终于明白了“士既可杀也可辱”的道理。不久，我来到厦大读书。老师也从湫隘潮湿的破房迁往比较宽敞的新房。学生们兴高采烈，准备买几幅山青水秀的风景画或是流行的美人大照片来装点一下老师的房子。不料，老师到这时候还是古书读太多，沉思之后，决定挂古人郑板桥书写而翻印的条幅“难得糊涂”。

为官之道

文化革命结束后，为了体现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许多历经磨难的老学者，往往被放在副校长一类的座位上。每逢学校开大会，当时的景观是：主席台中央坐着一二位老革命，两边一字儿摆开的是几位童顶壑齿的老专家新领导。老师否极泰来，也在这当口上荣任副校长之职。

老师的为官之道是“无为而治”。其中原因，据我妄猜：一是老师的副校长，大半是用来当摆设撑门面的；二是老师毕竟是一介书生，全力从事学术研究是他毕生的追求，实在不愿一心二骛，“不堪其扰”。再说，一贯是被打入另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送来个“泼天的富贵”,恐怕一下子还消受不了。

不过，无为而治也有无为而治的好处。老师一生为学，新中国成立前漂泊不定、生活维艰，新中国成立后又运动不断，屡屡挨整，时运均为不济。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宽松而又可以自主支配的环境和时间，老师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喜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术研究中去。虽然人已古稀，暮年多病，依然孜孜以求，“不改其乐”。

记得老师病重的某一天，忽然神采奕奕地对我说：“我当了近十年副校长，别无善政，唯有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最为心安。”的确，老师晚年最感痛心的是遭受文革破坏后学术梯队的断层，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尽快扶植年轻的一辈迅速成长，而创办一份学术杂志，无疑是扶植年轻人迅速成长的最佳途径。在他心血的倾注下，中国第一家中国经济史专业杂志问世了。

如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走过了16个年头，她所产生的学术影响，遍及海内外。杂志所扶植培养的年青一代学人，已成为中国经济史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虽然在当今的商品社会里，学术的进步正经历着艰苦的跋涉，但杂志的存在，顽强地维系着斯文的承继。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余泽悠长”吧。老师为官的无为而治，比起那些整天围着文件会议团团转以及一权在手活掌活用的人来，真可谓有着“霄壤之别”。

授业之道

1978年，老师恢复招收研究生，第一届招收三四名学生。我是第二届，只有我一人。老实说，刚入学时，老师给我们的印象是十分可畏的。老师天生一副严肃的模样，寡言少语，有问有答，不问不答。我们每次去拜见老师，一定要公推家学渊源、礼数比较周全得体的李伯重师兄为先锋，大家随后鱼贯而入。应答完毕之后，依照诸葛孔明的退兵阵法，前队改后队，后队改前队，鱼贯而出，由李师兄断后辞行。

最要命的是，老师的普通话属于鲁迅一路的，外省人没有翻译是听不明白的。每逢上课时，老师的普通话加上浓厚的福州腔调，格外的抑扬断挫。我们为了听清老师的话，也就不得不格外的专心致志。

老师上课时头是不抬起来的，眼睛总是盯着一叠厚厚的稿纸，是名符其实的“照本宣科”。既然老师不抬头，我们的头也无处可抬，更不敢东张西望，只好把眼睛盯在笔记本上。一节课下来，老师念完一叠稿纸，我们也记下了大半本笔记。

老师所讲的普通话之难懂，在国内历史学界是出了名的。我的一位学长曾经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我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是1957年夏天。系主任傅家麟(即老师傅衣凌)先生在欢迎新生大会上讲话。他的讲话，我听得非常吃力。‘枣派’这个词不断入耳来，悬在心头。我不习惯开会时与人交头接耳，何况我是新生，更有一种自我约束的自觉。但我当时还是禁不起要问旁边的‘老大哥’:‘枣派’是什么?得到回答：傅先生是福州人，他讲话‘地瓜腔’虽然很重，但学问很深，是中国明清经济史的著名学者，他说的‘枣派’是‘左派’。他勉励同学们要当‘左派’,不做‘右派’,不做社会主义的敌人。我听罢感受到一种激励。我当然要当‘左派’。我想，听党的召唤，按领导的要求做，一定不会错。”

老师的普通话虽然不好懂，但是他给我们上课的讲义，几乎就是一本尚待出版的学术专著。几年过去了，我们才意识到老师给我们上课时一叠厚厚稿纸的分量。老师的著作，素以材料新和观点新见长于学界。老师为了上好我们的课，其所花费的精力，又岂是一般的教学讲义所能“同日而语”。不久前，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承明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推崇老师的中国经济史学理论，表示“深佩其说”。作为学生，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如此盛赞老师，自然感到脸上有光。但一想到这些观点正是当时老师上课时最先向我们提出而我们未能好好领会时，又不能不感到“与有愧焉”。

老师去世已整整10年，轮到我来当研究生老师。每当面对自己的学生，老师那一叠厚厚的稿纸以及他那掺杂着福州方言的国语授课声，就会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让它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纪念吧!

（二）

老师和我

说起研究生院，自然就想起指导研究生的老师们。古书上说：师者，长也、范也!

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是傅衣凌教授，70岁的高龄，讲起话来满口的福州腔。那是“文革”以后刚恢复不久的研究生招生，一届仅我一个学生。第一次拜见老师，师徒算是认识了，接下去第二周开始是上课。我按时来到老师家，老师早已搬出一叠厚厚的稿纸在等我，第一句话是：“你来啦，好，上课!”从第二句话开始，老师便一头埋进稿纸，用他那特有的普通话福州话参半的腔调抑扬顿挫起来。因为是一对一的“授业”,我自然是拘而谨哉，不敢孟浪。老师埋头讲课，我也埋头记课，真有些“出君之口，入君之耳”的景象。两个小时下来，师徒二人正襟危坐，没有丝毫的“潇洒”。当时的诧异感觉有两点：一是老师何来如此之厚的讲义以供埋头苦讲；二是仅有我一个学生，老师为何认真迂执至此?尽可以圆通圆通、点拨点拨，庶不至于老师讲得满头大汗，我也连累得腰酸背痛。有几回老师外出开会，我心想总该偷闲息肩了吧。不料回来之后，如数照补，我也只好“欲罢不能”了。好在老师只给我上过这一门课，否则的话，我这种“好动不好静”的学生，真有些吃不消了。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老师已经成了“古人”,当年“出君之口，入君之耳”的讲义也早已正式出版成为在国内外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我自己也被轮到当上了研究生导师。面对自己的研究生，我才越来越体会到“认真迂执”四个字的分量。老师的“认真迂执”为的是我能读好书，为的是我今后不至于愧对学生。每当我望着老师当年花费千辛万苦撰写而成的讲义、后来属我整理出版的两部专著,我感到有一股说不出的力量在鞭策着我。

如今，学校的研究生院已度过了十个春秋，研究生培养欣欣向荣，桃李成蹊，与当年我读书时全校仅二十几位研究生的规模相比，真可谓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这事业的发展，不正是有一批像傅先生这样“认真迂执”的导师们埋头奉献的结果吗?我愿我们的研究生院和老师们代代薪传，世世其昌!

注：这是我为学校研究生院成立十周年而写的文字。

老师和师伯师叔们

2005年底，百岁老人章振乾先生从福州寄《章振乾百岁文集》给我。章振乾先生是我的师伯，老师去世已经近20年，寿登期颐之年的章先生，尚能记得起我这位“师侄”晚辈，实在让我诚惶诚恐，感动不已。

老师是福州人，早年在日本留学。人在他乡异国，难免会因同出自福州府、同操福州方言而聚集在一起，这就像当年鲁迅先生留学日本，总是同浙江的同乡聚集在一起一样。其时老师在东京的法政大学读社会学，章先生在东京的帝国大学读农学，关系非同一般。回国后，正是抗战时期，福建省政府迁往内地永安县，老师和章先生也一同到永安工作。抗战胜利后。章先生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老师在所里任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新任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动员研究院的同仁南下执教，章先生和老师以及其他的几位留日同学一道前来。50年代中期，章先生任厦门大学教务长，老师也旋任历史系主任。

20世纪是中国知识分子命途多舛的时代，老师和他的留学同学们也难幸免。先是在永安抗战时期，有的同学被征入政府部门，参加抗战，出力不少，可惜的是站错党派，顺理成章地成了反革命。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人士警惕性高，不时有一些漏网的反革命之流的被揪出。原先同老师和章先生一道在福建省研究院任研究员的徐天胎先生，就因为早年参加过“三青团”什么的被补揪出来，开除公职，全家差一点沦为饿殍。幸得章先生和老师顾念当年同学之情，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为之谋得一抄抄写写的临时职务，每月人民币12元。全家勉强不致饿死，但是经常枵腹是免不了的。

章先生和老师到厦大的好日子也过不了几年。反胡风时期，老师差一点成了“胡风分子”。再过一年，反“右派”运动开始。这次轮到章先生倒运，被指定为厦门大学最大的“右派”分子。既然是“最大”,身边一定要聚集一批中的或小的“右派”。章先生经常同这些讲福州方言的老师在一起，中的和小的“右派”,就首先从这些讲福州方言的老师们找起。历史系的另一位留日同学陈璧笙先生，首先被揪出来，整整做了二十余年的“右派”。章先生拗不过革命人士，只好说“你们说是那就是了”。这样，老师与章先生的关系最密切，那么第二大的“右派”就一定是傅衣凌了。不料，革命人士因早前把老师妄列为“胡风分子”的缘故，有些愧疚，这次一定不让老师做“右派”,反而要让老师做“革命人士”,参加揭发“右派”。如此一来，同学们就乱成一团，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章先生在厦门大学是呆不下去了，调往省会福州的博物馆等机构任职。因此，在我进学校读书时，是无缘拜见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师伯的。1984年，老师不幸罹病，到福州省立医院医治。

这时的章先生，已经80岁高龄。他每天奔波于医院及相关的机构之间，想方设法为老师的医治寻找最好的方案。我有幸认识这位师伯，便是在老师病重的这段时间里。

大概是“爱屋及乌”的缘故吧，章先生对于我这位“师侄”,格外的垂青爱护。章先生的年龄越来越大，我是从不敢打电话到他家里请安，生怕打扰了他老人家。唯一可以做到的，是每当有老师的著作出版，或者偶尔写一两篇纪念老师的小文，寄一份给章先生。他收到后，是一定要打电话过来感谢的，还要问长问短，鼓励我的学业。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如今，章先生和老师的许多当年留学日本的同学，都已经谢世了。每当我想起老师的时候，总不免要连带怀念这些和他深情相倚大半辈子的师伯师叔们。不过，当年和老师一道在日本留学的另外一位同学，定居于日本，成了华侨。前些年回国探亲时，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一些关于学校反“右派”期间同学之间乱成一团的信息。大为愤怒，撰文谴责，大有割席绝交的气味。身在域外，凡事隔阂，不明就里，真情莫辨。我的这位师叔，就未免有些少见多怪、妄动无明火了。

来源：《随风摇曳校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