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钢苑婚姻法律师：离婚后车位归谁？父母出资就是个人财产？

作者：张万军，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原告张女士与被告李先生，2016年11月在成都市成华区民政局登记结婚，婚后因感情不和，于2025年8月协议离婚。离婚时，两人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部分只写了“无”，没提婚内共同购买的一个车库。

离婚后没多久，张女士就起诉到法院，提出了三项诉求：一是要求对婚内共同购买的车库进行析产分割，主张车库价值约14万元，要求李先生支付自己7万元分割款；二是要求李先生支付1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三是本案诉讼费由李先生承担。

张女士说，这个车库是两人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买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没分割，现在理应平均分配。另外，婚姻期间李先生对她实施家庭暴力，长期下来她患上了焦虑症，有医院的诊疗记录可以证明，按照法律规定，李先生作为过错方，应该赔偿她的精神损失。

面对起诉，李先生当庭反驳，态度很明确：第一，这个车库根本不是夫妻共同财产，是自己父母明确赠与他一个人的，张女士没权利要求分割；第二，离婚协议里写了“无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签协议前张女士明明知道车库存在，当时也同意车库归他个人所有，现在反悔起诉，法院不该支持；第三，他从来没对张女士实施过家暴，张女士得焦虑症和他没关系，精神损害赔偿金更谈不上。

法院审理后，查明了这些关键事实：两人2016年结婚，2025年8月离婚，《离婚协议》确实载明无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庭审中，张女士提交了焦虑症诊疗记录、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想证明李先生有出轨和家暴行为，还提交了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自己对家庭尽了责任，但李先生对这些都不认可。

关于涉案车库，双方一致确认现在价值8万元，张女士也明确表示，自己不要车库所有权，只要李先生支付相应的分割补偿款。法院查到，2017年9月，李先生和成都某房产公司签订了车位买卖合同，约定车位价款141827元，要求一次性付清。而这笔钱，其实是李先生的父母全额出资的：2017年8月，李先生母亲先付了1万元；2017年9月，李先生母亲又付了41827元，李先生父亲当天付了9万元，三笔钱加起来正好是141827元。

李先生为了证明车库是父母单独赠与自己的，还提交了不少证据：2016年3月，他婚前买房子的购房合同、网签信息，还有父母当时的出资记录，另外还有他父母在2025年12月出具的情况说明，说婚前买房子时车位还没出售，婚后买的车位，还是他们单方赠与儿子的。但张女士对这些证据都不认可。

李先生还拿出和张女士的微信聊天记录，说离婚前几个月，两人就车位分割协商过，张女士当时认可车位是他父母买的，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张女士否认了这一点，说自己从来没认可过。另外，法院还查明，这个涉案车位早在2019年2月就登记在了李先生名下，且是单独所有。

综合所有证据和庭审情况，法院最终作出了判决：一、登记在李先生名下的涉案车位（位于成都市成华区，业务号2019XXXX，建筑面积30.76平方米）归李先生所有，李先生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张女士支付车位分割补偿款2万元；二、驳回张女士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0元，由张女士承担108元，李先生承担22元。

案例来源：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25）川0108民初23688号民事判决书

本案裁判要旨：1. 夫妻双方协议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法有效；离婚协议中未明确约定某一财产分割，且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就该财产分割最终达成一致的，应视为未对该财产进行分割，离婚后可依法主张分割。2.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父母全额出资为夫妻购置车位，若出资时未明确表示该车位仅赠与自己子女一方，亦无书面赠与合同佐证，即便车位登记在出资方子女名下，也应视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属于夫妻共同财产。3. 离婚分割此类父母出资购置的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判决财产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时间、家庭贡献、财产现有价值等因素，酌定获得财产一方给予另一方合理补偿。4. 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需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对方存在《民法典》规定的重大过错（如实施家庭暴力、出轨等），仅提交焦虑症诊疗记录、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不足以证明对方存在相关过错的，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5.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二、父母婚后出资买车位，不一定就是子女个人财产

本案最核心的争议，就是涉案车位到底是李先生的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李先生一直强调，车位是自己父母全额出资买的，就该是自己的，但法院最终认定车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判决他给张女士2万元补偿款。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父母婚后给子女出资买的财产，难道不都是子女个人的吗？

对此，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给出了明确解答：“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很多人觉得，父母出钱买的东西，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就一定是子女的个人财产，其实不然，关键要看父母出资时的真实意思表示。”

张万军教授结合法律规定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原则处理。”

而《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除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简单来说，婚前父母出资，默认是赠与自己子女；婚后父母出资，默认是赠与夫妻双方，除非有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

“回到本案，李先生的父母确实全额出资买了车位，但出资时间是在李先生和张女士婚姻存续期间，这是关键前提。”张万军教授说，李先生主张车位是父母单独赠与自己的，就必须拿出证据，证明父母在出资时，明确表示过“这个车位只赠与儿子一人”，比如书面的赠与合同、当时的聊天记录、录音等。

但李先生提交的证据里，只有父母在2025年12月出具的情况说明，而这份说明是在双方发生纠纷、张女士起诉之后才出具的，根本不能证明父母在2017年出资买车位时的真实意思。至于车位登记在李先生名下单独所有，也不能直接认定为单独赠与——不动产登记只是物权公示的方式，不能等同于父母的赠与意思表示。

张万军教授补充道，实践中，很多父母婚后给子女出资买房、买车位，都不会特意写赠与合同，觉得“都是一家人，没必要”，可一旦子女离婚，就容易引发财产纠纷。就像本案这样，父母全额出资，却因为没有明确的赠与约定，最终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离婚协议里写‘无夫妻共同财产’，不代表真的没有，也不代表放弃分割。”张万军教授说，本案中，李先生辩称“离婚协议写了无共同财产，张女士当时也认可车位归自己”，但法院查明，双方虽然在离婚前有过协商，但张女士后来多次否认，且离婚协议签订时，双方并未就车位分割最终达成一致，所以不能视为张女士放弃了分割权。

至于法院为什么只判李先生支付2万元补偿款，而不是张女士主张的7万元，张万军教授解释，这是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婚姻期间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购置的财产，没有明确约定赠与一方的，离婚时法院可判决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时间、家庭贡献、财产现有价值等因素，确定补偿数额。

“本案中，车位虽然是夫妻共同财产，但全部出资来自李先生父母，且双方一致确认现在价值8万元，再加上两人共同生活了8年多，还有一个孩子，张女士也对家庭有一定贡献，所以法院酌定补偿2万元，既符合法律规定，也兼顾了公平。”张万军教授说，这种判决思路，既尊重了父母出资的事实，也保护了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权益，避免了“父母出资就完全归一方”的绝对化，也防止了“平均分割对父母不公”的问题。

结合检索到的类似案例不难发现，父母婚后为子女出资购置财产，若主张是“单独赠与”，必须在出资时就明确约定，最好签订书面赠与合同，否则一旦发生离婚纠纷，很难举证，最终大概率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如果父母主张出资是“借贷”而非“赠与”，同样需要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比如借条、转账时的备注、双方的聊天记录等，仅凭出资记录，无法认定借贷关系成立。

三、精神损害赔偿不是想赔就赔，这些证据才管用

本案中，张女士主张1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最终被法院驳回，这也是很多离婚案件中，无过错方容易踩的坑——觉得对方有过错，自己就能拿到精神损害赔偿，却不知道，法律上对“过错”的认定，有严格的标准，证据不足就会面临败诉。

张万军教授结合本案，详细解读了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明确规定，实施家庭暴力、重婚、与他人同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或者有其他重大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也就是说，想要拿到精神损害赔偿，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对方有上述法定过错行为，二是这种过错行为导致了夫妻感情破裂、离婚。”

本案中，张女士主张李先生实施家庭暴力、有出轨行为，为此提交了焦虑症诊疗记录、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但这些证据为什么没被法院采纳？

“关键就在于，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李先生存在法定过错。”张万军教授分析，首先，焦虑症诊疗记录只能证明张女士患有焦虑症，但不能证明焦虑症是李先生家暴导致的——焦虑症的成因有很多，可能是工作压力、家庭矛盾等多种因素，不能直接归因于家暴。其次，通话录音和微信聊天记录，没有明确体现出李先生有家暴行为，也没有证明他存在出轨的具体事实，比如与第三者同居、亲密接触的证据，只是一些模糊的聊天内容，达不到法律上“重大过错”的认定标准。

“很多人都以为，只要有聊天记录、诊疗记录，就能证明对方有过错，这其实是不对的。”张万军教授提醒，主张家暴，需要提供明确的证据，比如家暴后的伤情照片、医院的诊断证明、报警记录、居委会或村委会的调解记录、证人证言等，最好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对方实施了家暴行为，且自己因此遭受了精神损害。

如果主张对方出轨，同样需要提供充分证据，比如对方与第三者的亲密照片、视频、聊天记录（明确体现出轨意图）、租房合同（证明同居）等，单纯的暧昧聊天，或者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录音，很难被法院认定为“重大过错”。

结合本案来看，张女士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两人之间有矛盾，不能证明李先生有法定过错行为，所以法院驳回了她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这也给大家提了个醒：想要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一定要提前收集充分、有效的证据，不能仅凭主观感受，也不能只提交模糊、零散的证据，否则会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另外，张万军教授还强调，离婚案件中，“举证责任”非常重要。《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李先生主张车位是父母单独赠与自己的，却没能提供出资时的明确约定证据；张女士主张李先生有家暴、出轨行为，也没能提供充分证据，最终两人的相关主张都没得到法院支持，这就是“举证不能”的后果。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不是当事人想主张多少就判多少。”张万军教授说，法院会结合过错方的过错程度、过错行为造成的后果、过错方的经济能力、当地的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酌定赔偿数额，即便证据充分，也不一定能拿到当事人主张的全部数额。

结合本案和司法实践，张万军教授总结了两个关键提醒：一是婚后父母出资购置财产，一定要明确约定赠与对象，最好签订书面协议，避免离婚时产生纠纷；二是主张离婚精神损害赔偿，要提前收集完整的证据，明确证明对方存在法定过错，否则很难获得法院支持。离婚时，双方应理性处理财产分割和损害赔偿问题，既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遵守法律规定，尊重法院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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