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建投：南美投资机遇·秘鲁篇

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

文｜胡玉玮 冯天泽

秘鲁作为拉美重要资源型经济体，凭借“世界级矿产资源禀赋+战略地理位置+中秘高度产业互补”，成为中资布局拉美的关键节点。其铜矿储量全球第二、产量第三，鱼粉出口全球第一，叠加钱凯港开港带来的物流革命，构成核心投资价值。中秘经贸呈现“资源-制造”高效协同，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钱凯港作为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将秘鲁至中国海运时间从35-40天缩短至23天，重塑南美-亚洲贸易格局。风险需关注高比例非正式就业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政治频繁更迭导致的政策波动、资源价格周期性波动及地缘环境变化。

秘鲁作为南美重要经济体和OECD候选成员国（2022年启动加入进程），2025年名义GDP达3185亿美元，人均GDP约9300美元，属世界银行定义的中高收入经济体。制度层面，其经济自由度居拉美前列，市场化体系与国际接轨，为投资提供较为稳定的预期；但收入分化与非正式就业构成长期挑战。经济增长依赖矿业支柱，资源产业占GDP比重约12%-14%，出口占比超50%。

秘鲁形成以矿业为核心的资源型产业格局，铜储量占全球12%、产量全球第三，2025年铜产量约270万吨；鱼粉出口占全球26%，蓝莓、鲜食葡萄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产业发展正向绿色转型与数字化升级迈进，钱凯港开港标志着秘鲁物流基础设施迈入新阶段，2024-2025年计划投资超400亿美元用于矿业扩产和基建升级。

中秘产业高度互补，中国连续11年为秘鲁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509.6亿美元，是2009年自贸协定实施前的8.5倍。贸易结构呈现为秘鲁资源与农产品出口、中国制造与基建技术出口的双赢格局，秘鲁铜矿石、鱼粉对华出口占据重要份额，中国机电产品、新能源技术为秘鲁发展提供支撑。中资布局已涵盖农业和食品加工业、能源电力、工程承包、矿业、工程机械、汽车、建材、家电、物流、电子商务、通讯电子、金融等多个领域。

一、秘鲁概况

秘鲁是南美洲西部重要国家，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重要的太平洋门户区位优势以及与亚洲特别是中国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正成为中资企业布局拉丁美洲的核心节点。自2024年11月钱凯港开港以来，秘鲁作为南美-亚洲物流枢纽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为两国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设施支撑。

（一）地理位置

秘鲁（Peru）位于南美洲西部，北邻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东接巴西和玻利维亚，南连智利，西濒太平洋，国土面积128.5万平方公里，居拉美第四位。海岸线长2414公里，沿海平原狭窄，内陆为安第斯山脉高原，东部为亚马孙雨林。首都利马位于太平洋沿岸，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约1076万。

秘鲁地理位置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一方面，其濒临太平洋的区位优势使其成为南美通往亚洲的海上门户；另一方面，作为安第斯共同体和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秘鲁在拉美区域一体化中扮演重要角色。2024年11月钱凯港开港后，秘鲁作为南美-亚洲物流枢纽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连接巴西等南美国家与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等亚太经济体的战略通道作用日益凸显。

（二）自然资源

秘鲁自然资源禀赋得天独厚，是全球重要的矿产资源大国和农业出口国，多种资源储量和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构成其核心竞争优势。

矿产资源方面，秘鲁铜储量约1亿吨，占全球12%，居世界第二；银储量占全球15.3%，居世界第一；锌储量占全球9.5%，居世界第三。2025年铜产量约270万吨，为全球第三大铜生产国。主要矿种包括铜、金、银、锌、铅、钼等，矿业是国民经济的绝对支柱，占GDP约12-14%，占出口总额约60-64%。秘鲁铜产量近十年增长趋势详见第三章图3。

渔业资源方面，秘鲁拥有世界著名的秘鲁寒流（洪堡寒流）渔场，鳀鱼资源极其丰富。2024年鱼粉产量达109万吨，出口96万吨，占全球出口量的26%，是世界第一大鱼粉出口国。中国是秘鲁鱼粉最大买家，进口量约占秘鲁鱼粉出口的87%。

农业资源方面，秘鲁气候多样，从沿海沙漠到安第斯高原再到亚马孙雨林，孕育了丰富的农产品。蓝莓、鲜食葡萄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牛油果出口量居世界第二，咖啡、芦笋等也是重要出口产品，农业出口已成为仅次于矿业的第二大外汇来源。

（三）人口资源

根据秘鲁国家统计信息局（INEI）数据，截至2024年底，秘鲁总人口约3440万，较2010年增长约500万。人口结构相对年轻，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约68%，人口红利优势尚存，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人口分布呈现高度集中于沿海城市的特征：利马大都会区人口约1076万，占全国31%；其他主要城市包括阿雷基帕（107万）、特鲁希略（100万）、奇克拉约（73万）等。华侨华人约10万人，主要集中在利马，是中秘经贸合作的重要人文纽带。秘鲁人口城镇化率约78%，消费市场相对集中，为市场拓展提供便利条件。

社会指标方面，秘鲁贫困率约27.5%，基尼系数40.3，收入不平等问题较为突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是非正式就业比例高达70.9%（2024年INEI数据），居拉美首位，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重大挑战。此外，秘鲁存在深刻的族群结构分层（白人精英约0.1%、混血中层约20.4%、下层群体约22.8%、原住民约56.7%），这种社会结构差异深刻影响投资环境，尤其是矿业项目的社区关系管理。

二、秘鲁经济现状与特点

秘鲁作为拉丁美洲重要经济体，其GDP总量约占拉美经济总量的3%，是区域内重要的资源出口国和新兴市场。凭借稳健的宏观经济管理和丰富的资源禀赋，秘鲁在拉美地区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韧性，但高比例非正式就业和政治频繁更迭等结构性问题构成长期制约。

（一）中秘宏观经济指标对比

中秘两国发展阶段差异显著，经济结构具备较强互补性，2025年核心宏观指标对比可清晰体现这一特征。

增长动能层面，中国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善的产业配套优势，GDP增速（5.00%）显著高于秘鲁（3.40%），GDP总量、外汇储备均大幅领先；秘鲁人均GDP（约9300美元）约为中国的67%，但在拉美地区处于中上水平，具备扎实的资源禀赋优势，是拉美重要的矿产品和农产品出口国。

数据显示，秘鲁GDP不变价同比增速在2010-2013年间稳定在5.9%-8.3%的高增长区间，这主要得益于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和矿业投资的扩张。2014年随着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结束，经济增速急剧下滑至2.4%，标志着秘鲁经济步入“新常态”。此后，增速保持在2.5%-4.0%之间，表现出较强的宏观经济韧性。

2020年，新冠疫情对秘鲁经济造成了显著冲击，GDP出现了10.9%的大幅下滑，是拉美地区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在2021年，秘鲁经济强劲反弹，GDP增速回升至13.4%，反映出经济基本面的快速恢复。2023年，受到政治危机的影响，GDP略微下降0.4%；2024年恢复至3.5%的正增长；2025年全年GDP增长3.4%（秘鲁国家统计信息局INEI数据），体现出在政治波动的背景下，秘鲁经济的稳定性依然较强。尽管政治频繁更迭，秘鲁GDP增速的中枢始终保持在2.5%-4%的区间（剔除2020年疫情冲击因素），进一步证明了秘鲁经济的韧性。

在财政与通胀管理方面，秘鲁的财政管理较为稳健，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33.7%，财政赤字率为2.2%，为秘鲁提供了较为充裕的财政空间。通胀控制方面，秘鲁的通胀率为1.5%，保持在央行目标区间（1%-3%）内，宏观经济稳定性较强。

在就业与收入分配方面，秘鲁的非正式就业比例高达约70.9%，这是秘鲁劳动力市场的一大特点，也是制约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挑战。收入不平等方面，秘鲁的基尼系数为0.403，贫困率为27.5%，显示出非正式就业带来的收入不稳定问题。

在外部账户方面，秘鲁的经常账户从2022年的逆差转为2024年的顺差，外汇储备充足，达到842亿美元，占GDP的约28%。汇率制度灵活，外部风险抵御能力较强，这为中资企业在秘鲁开展跨境投资和合作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数据显示，秘鲁银行不良贷款率（NPL）在2010-2019年间维持在1.8%-3.4%的可控区间，反映出银行体系总体稳健。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NPL率跃升至4.1%，此后持续维持在3.9%-4.5%的较高水平，2023年达到4.5%的阶段高点，2024年小幅回落至约4.4%，显示银行资产质量趋于稳定。NPL率在2020-2024年维持高位主要源于疫情对中小企业和非正式部门的冲击，以及2023年政治危机对经济活动的抑制。尽管如此，秘鲁银行体系资本充足率保持在14%以上的安全水平，叠加央行较强的外汇储备管理能力，整体金融风险可控。对中资企业而言，银行体系的相对稳健意味着项目融资渠道畅通，但需关注非正式就业群体信贷质量恶化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传导。

（二）高比例非正式就业：秘鲁劳动力市场的突出特征

秘鲁非正式就业比例高达约70.9%（2024年INEI数据），在拉美地区居首位，远超巴西（37%）、智利（27%）等邻国，是其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结构性问题。理解这一现象不仅有助于评估劳动力市场风险，也是制定本土化用工策略的重要基础。

城乡与行业分布上，非正式就业呈现明显的城乡差异和行业特征。农村地区非正式就业比例高达95.3%，城市地区为70.5%，利马大都会区相对较低（56.9%）。仅矿业非正式就业比例较低（20-30%），反映出大型矿业企业的正规化程度较高，也意味着中资矿业企业在管理正规就业方面具有先天优势。

收入与社会保障差距上来看，非正式就业者与正规就业者存在显著的收入差距和社会保障鸿沟。正规就业者平均月收入约2500-3000索尔（650-780美元），而非正式就业者仅约800-1200索尔（210-310美元），收入差距约3倍。社会保障方面，正规就业者养老金覆盖率超过90%，而非正式就业者不足10%；全国约40%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险，主要是非正式就业者。

成因分析来看，秘鲁非正式就业高企源于多方面因素：结构性方面，经济集中于低生产力部门，90%以上企业为小微企业；制度性方面，劳动法规僵化、注册企业流程繁琐（需289天）、税负较重；社会经济方面，贫困率27.5%，大量低技能劳动力被迫进入非正式部门。更深层次来看，殖民时期形成的强制劳动制度遗产和原住民对正式制度的不信任，也是非正式就业高企的重要文化根源（详见第七章）。

经济影响上，据世界银行估计，非正式经济占GDP的19%；如将非正式就业比例降至30%，GDP可增长0.8-1.0个百分点，政府收入可增加13%，约200万人可脱贫。非正式就业限制了国内消费市场扩张，削弱了税收基础，加剧了收入不平等，是秘鲁经济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

（三）政治频繁更迭与经济治理挑战

秘鲁政治环境的最大特点是频繁更迭。过去10年间，秘鲁经历了7位总统，平均任期不足两年，形成了“政治波动、经济稳定”的独特格局。这一格局既构成投资风险，也体现出秘鲁经济政策（尤其是亲市场立场）的较强延续性。尽管政治频繁更迭，秘鲁GDP增速中枢仍保持韧性。

秘鲁政治不稳定源于1993年宪法设计的制度性缺陷：一院制国会（130席）中政党众多且碎片化严重，难以形成稳定执政联盟；总统任期5年且不得连任，导致短期行为倾向；国会可通过三分之二多数弹劾总统，门槛相对较低；总统与国会常陷入对立，导致政策推进困难。2016年至2021年的五年间，秘鲁先后经历五位总统更迭。

政治频繁更迭导致经济政策缺乏连续性，私人投资信心受挫。2023年政治危机期间，秘鲁GDP负增长0.4%；2024年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后，经济恢复增长3.5%；2025年继续保持3.4%的稳健增长。矿业投资受社区抗议影响尤为突出，Las Bambas铜矿多次因抗议停产，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然而，秘鲁历届政府在亲市场、保护外资等基本经济政策上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吸引中资持续投资的重要保障。

秘鲁清廉指数排名全球第130位（满分100分得30分），在拉美处于较低水平。多任总统涉及腐败丑闻，进一步削弱政府公信力，增加了部分项目的合规风险。

三、秘鲁产业结构：资源主导与出口导向

秘鲁经济呈现出以矿业为绝对核心、农渔业为重要补充、服务业为国内支撑的产业格局。近年来，出口多元化战略推动农产品出口快速崛起，成为继矿业之后的第二大外汇来源；基础设施领域的钱凯港建设则标志着秘鲁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以2007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基期汇率3.128新索尔/美元），制造业增加值从2007年的168.8亿美元增长至2024年的229.7亿美元，累计增长36.1%，但2013年以来基本停滞在210-230亿美元区间，呈现出明显的“去工业化”特征。制造业增加值在2020年骤降至196.5亿美元（-13.7%），此后虽恢复至2022年的236.9亿美元峰值，但2023年再度回落至221.4亿美元，表明制造业对经济周期和政治冲击高度敏感。渔业增加值波动更为剧烈，以2007年不变价美元计从2007年的7.56亿美元降至2024年的6.46亿美元，下降14.5%，且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呈现明显的周期性波动（2014年低谷仅4.84亿美元、2023年低谷5.18亿美元）。制造业增长乏力和渔业波动加剧了秘鲁经济对矿业的依赖------矿业占GDP稳定在12-14%------支撑了“资源主导与出口导向”这一产业格局判断。农业出口的快速增长正在部分填补制造业乏力留下的结构性缺口，成为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方向。

（一）矿业：经济核心支柱

矿业是秘鲁经济的绝对支柱，占GDP约12-14%，占出口总额约60-64%，是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秘鲁矿产资源多种多样，铜、银、锌、金等主要矿种的储量和产量均位居全球前列，构成对华出口的核心商品。

秘鲁铜产量呈现明显的阶梯式增长特征。2010—2014年期间，秘鲁铜产量整体保持稳定，维持在124—138万吨区间。2015年产量提升至约170万吨，主要受Las Bambas铜矿试生产贡献带动（该矿由五矿资源投资建设，2016年正式投产）。2016年秘鲁铜产量进一步大幅增长至235万吨，同比增长约38.4%，标志着Las Bambas铜矿与Toromocho铜矿扩产产能的集中释放。此后，秘鲁铜产量在232—276万吨的高位区间内波动。2022年，英美资源开发的Quellaveco铜矿投产，推动当年铜产量提升至约244万吨；2023年产量达到275.5万吨的历史高位；2024年小幅回落至273.3万吨；2025年进一步降至约270万吨，主要受矿石品位下降和缺乏新建大型矿山投产影响。总体来看，中资参与开发的矿山在秘鲁铜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中Las Bambas铜矿年产量约32万吨，Toromocho铜矿年产量约20—30万吨，两者合计贡献秘鲁铜产量约20%，体现出中资企业对秘鲁铜产量的重要贡献。展望未来，紫金矿业白河铜钼矿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前后达产，Southern Copper的Tía María项目预计2027年投产，届时有望推动秘鲁铜产量进一步提升。

铜产业方面，秘鲁是全球主要铜生产国之一。2025年秘鲁铜产量约270万吨，在全球铜生产国中位居前列，仅次于智利和刚果（金）。秘鲁境内拥有多座世界级铜矿，包括Antamina（由必和必拓与嘉能可等公司参与开发）、Cerro Verde（自由港—麦克莫兰）、Las Bambas（五矿资源持股62.5%，年产约32万吨）、Toromocho（中铝集团持股100%，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的重要铜矿项目之一，年产约20—30万吨）以及Quellaveco（英美资源投资建设，2022年投产）等。铜价波动对秘鲁宏观经济具有重要影响，铜出口是该国外汇收入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并对汇率走势产生一定影响。近年来，在全球能源转型需求及相关产业发展带动下，铜价整体保持相对高位，对秘鲁经济增长形成一定支撑。

从投资前景看，根据秘鲁政府及行业公开信息，2024—2033年秘鲁矿业投资计划规模约为400亿美元，资金主要用于铜矿扩产和新矿开发项目，包括Las Bambas扩产、Toromocho二期工程、白河铜钼矿开发以及Galeno铜矿等项目。中资企业在秘鲁矿业领域的投资存量约为113.7亿美元，占秘鲁矿业项目总投资的约20.8%，已成为秘鲁矿业领域的重要外资参与方之一。

（二）农业与渔业：出口增长新引擎

农业出口是秘鲁近年来增长较快的产业之一。2025年秘鲁农产品出口额达到150.13亿美元，同比增长17.3%，再创历史新高，约占该国出口总额的18%以上。其中，非传统农产品出口131.01亿美元，同比增长13.3%；传统农产品出口19.12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55.4%。农业出口已稳步成为矿业之外最重要的外汇来源。

从产业基础看，秘鲁农业出口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地处南半球，拥有反季节供给优势。秘鲁位于南半球，其农产品上市周期与北半球主要消费市场存在时间错位，有助于在国际市场获得较好的价格优势。二是气候与地理条件多样。秘鲁地形从沿海沙漠、山地到安第斯高原，形成多样化生态环境，为多种农产品种植提供了良好条件。三是质量认证体系完善。秘鲁大量出口农产品已获得GlobalGAP等国际质量认证，有助于进入欧美等高端消费市场。四是自贸协定网络较为完善。秘鲁与多个主要经济体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形成较为明显的关税优势。此外，中秘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版于2024年11月签署，进一步拓展了双边农产品贸易空间，并有望提升秘鲁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便利度。中秘双方于2009年4月签署自贸协定，于2018年11月启动中秘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于2024年6月实质性完成。在原自贸协定基础上，升级议定书进一步完善了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商务人员临时入境和投资等7个协定原有章节，新增了标准与合格评定合作、竞争政策、电子商务、全球供应链、环境与贸易等5个章节。签署升级议定书有利于深挖双边贸易投资合作潜力，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进一步保护和促进双向投资，为两国企业和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渔业方面，秘鲁是全球主要鱼粉生产和出口国之一。2024年秘鲁鱼粉产量约109万吨，其中出口量约96万吨，出口额约17亿美元，占全球鱼粉出口量的约26%。中国是秘鲁鱼粉最主要的出口市场，2024年中国自秘鲁进口鱼粉约83.8万吨，占秘鲁鱼粉出口总量的约87%。中国水产养殖业对秘鲁鱼粉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这也构成了中秘贸易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能源与基础设施

能源方面，秘鲁拥有一定规模的化石能源资源。根据公开资料，秘鲁石油探明储量约6.33亿桶，天然气资源量约15.4万亿立方英尺，但整体开发规模有限，目前仍为石油净进口国。电力系统方面，秘鲁全国装机容量约800万千瓦，其中水电为主要电源结构，约占总装机容量的60%，天然气火电为重要补充。近年来，在政策推动和能源转型背景下，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呈现增长趋势。在电力投资领域，中国企业参与度逐步提升，长江电力和南方电网在秘鲁配电市场已有较深布局，并逐渐成为当地电力行业的重要市场参与者。

基础设施方面，秘鲁整体基础设施水平仍存在一定提升空间，是制约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公路方面，全国公路总里程约14万公里，但铺装路面比例约为15%；铁路方面，全国铁路总里程约1900公里，主要服务于矿产运输和部分区域物流需求。港口方面，卡亚俄港（Callao）是秘鲁最大的港口，但整体吞吐能力相对有限。2024年11月钱凯港正式开港运营，有望显著提升秘鲁港口吞吐能力与物流效率，标志着秘鲁港口基础设施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详见第六章）。同时，钱凯铁路项目由中国电建承建，总投资约4.2亿美元，预计将于2028年前后投入运营。项目建成后，矿区至港口运输时间预计将由约18小时缩短至约5小时，并与钱凯港形成联动效应，从而提升秘鲁矿产品出口的整体物流效率。

四、中秘经贸关系：优势产业高度互补

（一）中秘经贸合作显现较强韧性

近年来，中秘经贸合作总体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自2009年中秘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以来，双边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贸易额由当时约60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09.6亿美元，整体规模约为协定签署时的8.5倍。中国已连续11年保持秘鲁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在秘鲁对外贸易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并对秘鲁经济发展发挥了稳定支撑作用。

数据显示，中国自秘鲁进口额在过去十余年间呈现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增长特征。2010年中国自秘鲁进口额约为61.7亿美元，在中秘自贸协定生效后，贸易规模出现明显增长，2010—2011年进口额同比增速分别达到38.6%和24.2%。2012—2015年，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周期下行影响，中国自秘鲁进口额在81—85亿美元区间波动，同比增速降至-2.5%至7.7%。2016—2018年，随着铜价回升及矿产出口增长，中国自秘鲁进口额逐步提升至150.4亿美元，期间年均增速超过20%。

2020年全球疫情冲击后，2021年中国自秘鲁进口额出现明显反弹，达到240.1亿美元，同比增长62.9%，为中秘贸易历史上较高的年度增幅之一。此后贸易规模继续扩大，2024年进口额达到294.2亿美元，2025年进一步增长至346.5亿美元，同比增长18.3%，整体增长趋势保持稳健。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自秘鲁进口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与铜价周期存在较强相关性。例如，在2015—2016年铜价处于低位阶段时，进口规模增长相对放缓；而在2021年铜价上行阶段，进口规模明显提升。由此可见，大宗商品价格周期对双边贸易规模具有重要影响，在相关投资及产业布局决策中需充分考虑价格波动因素。

从贸易结构看，2025年秘鲁对华出口额约为346.5亿美元，同比增长29.5%；自华进口额约为163.1亿美元，同比下降1.8%。秘鲁对华贸易顺差达到183.4亿美元，为近年来较高水平。中国市场在秘鲁对外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对华出口约占秘鲁出口总额的42%，自华进口约占秘鲁进口总额的约25%。近年来，中秘经贸合作的深化亦得益于两国政策层面的持续推进。例如，2024年11月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钱凯港开港仪式，并签署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为双边经贸合作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制度框架。

（二）贸易结构的高度互补性

中秘双边贸易结构具有较强互补性。总体来看，秘鲁主要向中国出口矿产资源和部分农产品，而中国主要向秘鲁出口工业制成品及相关设备，形成以“资源—制造”为特征的贸易结构。这种结构性互补是推动双边贸易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比较优势角度看，秘鲁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及农业资源，为中国提供铜矿、鱼粉及部分农产品等重要原材料；中国则依托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产业链优势，为秘鲁提供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车辆及其他工业制成品。双方在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方面形成较为明显的互补关系。随着秘鲁农业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其对外贸易结构也呈现出一定的多元化趋势，双边贸易合作空间仍有进一步拓展潜力。

（三）自贸协定升级赋能双边合作

2009年4月，中国与秘鲁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10年3月生效实施。协定实施以来，双边贸易规模快速增长，为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了较为明显的经济效益。

2024年11月，中秘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对原有协定内容进行进一步完善。升级议定书在原有框架基础上对7个既有章节进行了修订，并新增电子商务、全球供应链合作、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及环境等5个章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双边经贸合作的制度体系。

从具体内容看，升级议定书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一是优化原产地规则，简化原产地证书办理流程，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二是扩大服务贸易开放范围，在金融、电信、旅游等领域提升市场准入程度；三是强化投资保护机制，完善投资争端解决安排；四是新增电子商务规则，为跨境电商发展提供制度支持；五是加强全球供应链合作，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协同发展。总体来看，自贸协定升级有助于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扩大市场准入，并提升双边经贸合作的制度稳定性。随着相关制度安排逐步落地，未来中秘双边贸易规模仍具有一定增长潜力，为中资企业在秘鲁开展长期投资与产业布局提供更加稳定的制度环境。

五、中资企业在秘鲁布局及影响

截至2024年末，按商务部口径统计，中国对秘鲁直接投资存量达到36.5亿美元，较2023年末的23.5亿美元增长55.4%。从区域分布看，秘鲁已成为中国在拉美地区的重要投资目的地之一。需要说明的是，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主要反映统计口径下的股权投资和部分留存收益，未必能够完整覆盖项目融资、第三地投资架构下形成的实际资本投入以及滚动再投资等因素。因此，若结合项目融资、再投资及经由第三地实施的投资安排，中资企业在秘鲁的实际投资规模预计明显高于官方统计口径，市场普遍估计总投资规模约为180亿美元，投资领域覆盖矿业、能源电力、基础设施等多个关键行业。

数据显示，中资对秘鲁投资在时间节奏和结构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直接投资流量看，2003—2009年可视为起步探索阶段，年均流量规模相对有限。2010年投资流量上升至1.39亿美元，显示中资企业开始较为系统地进入秘鲁市场；2011年进一步增至2.14亿美元。2012年出现负流量，反映出个别项目退出、股权调整或资金回流等因素对年度数据的扰动。2019—2021年，中资对秘鲁投资进入加速阶段，年均流量显著提升，与能源电力等领域的大型并购项目落地相互印证。2024年投资流量再度明显增长，与电力配售领域重要并购交易的集中确认具有较强相关性。

从直接投资存量看，中国对秘鲁投资存量已由2003年的1.26亿美元增长至2024年的36.5亿美元，整体呈持续扩张态势。与此同时，也应关注到官方口径下的直接投资存量与市场估算的实际投资规模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原因在于部分投资通过中国香港、开曼群岛等第三地架构实施，且项目融资和再投资未能在统计中得到充分反映。2024年存量数据较上年出现较大幅度提升，体现出大型交易在统计口径中的集中入账效应。

（一）矿业投资：形成重点资源项目布局

矿业是中资企业在秘鲁投资最集中的领域之一。根据公开资料测算，中资企业在秘鲁矿业领域投资存量约113.7亿美元，占秘鲁矿业项目总投资的约20.8%，已成为当地矿业领域的重要外资参与力量。相关项目主要覆盖铜、铁、钼等矿种，投资方向涵盖资源获取、项目建设、扩产运营等多个环节，体现出较强的产业链布局特征。以下是几大重点矿业投资项目：

一是五矿资源旗下的Las Bambas铜矿。Las Bambas是秘鲁重要的大型铜矿项目之一，在全球铜矿资源版图中亦具有较高地位。2014年，五矿资源联合国新国际投资、中信金属完成对该项目的收购，交易金额约58.5亿美元。项目铜矿石储量约11.32亿吨，铜金属量约720万吨。2016年正式投产后，年产铜约32万吨，对秘鲁铜产量、税收和就业均形成了较强支撑。与此同时，该项目也在社区关系管理方面积累了较多实践经验。由于秘鲁矿业开发与社区利益协调密切相关，项目曾因社区抗议等因素出现停产扰动，反映出矿业投资除资源和经营因素外，还需高度重视社会风险、环境治理及ESG管理能力。

二是中铝集团旗下的eToromocho铜矿。Toromocho是秘鲁重要的铜矿项目，也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布局中的代表性铜矿资产之一。2007年，中铝集团以8.4亿美元收购该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56亿美元。项目铜资源量约1200万吨铜当量金属，当前年产铜约20—30万吨。项目于2013年投产，二期扩产正在推进，有望进一步提升产能，并增强中铝在秘鲁铜产业链中的战略地位。

三是首钢集团旗下的Hierro Peru铁矿。Hierro Peru是秘鲁重要铁矿项目，也是中国企业较早在南美开展矿业投资的代表性案例之一。1992年，首钢集团以1.18亿美元收购该项目，后续累计投资已超过15亿美元。项目铁矿石储量约22—27亿吨，品位约为51%—57%，年产量约1800万吨。根据公开信息，首钢未来仍计划继续推进扩产投资，体现出中资企业对秘鲁矿业长期经营和持续投入的战略取向。

（二）能源电力：深度参与配电及新能源市场

除矿业外，能源电力已成为中资企业在秘鲁投资的另一核心领域。近年来，中资企业通过并购和项目开发等方式，持续提升在秘鲁电力行业的参与度，特别是在配电市场已形成较强影响力，并逐步延伸至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领域。这类资产通常具有现金流相对稳定、监管体系相对清晰等特点，有助于提升中资企业在秘鲁的长期经营稳定性。以下是几大重点能源电力投资项目：

一是长江电力与路德斯公司（Luz del Sur）。2020年4月，长江电力以约18亿美元收购路德斯公司83.6%股权。该公司是秘鲁重要配电企业之一，服务用户约500万户，占全国配电市场较高份额。收购完成后，长江电力在巩固配电业务基础上，积极拓展新能源业务，陆续布局光伏及风电项目，推动在秘鲁由传统电力资产运营向绿色能源综合布局延伸。

二是南方电网与博路兹公司（Pluz Energía）。2024年6月，南方电网以约10亿美元收购博路兹公司83.15%股权。该公司服务用户约160万户，在秘鲁配电市场具有较强区域影响力。通过本次收购，南方电网快速建立起在秘鲁的本地化电力业务平台，也使中资企业在当地配电市场的整体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总体来看，中资企业在秘鲁电力领域的投资，不仅有助于获取长期稳定收益，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秘鲁电力基础设施升级和能源转型。

（三）基础设施：以钱凯港为核心的战略布局

基础设施是中资企业在秘鲁布局不断深化的重要方向，其中钱凯港项目最具代表性。该项目不仅具有显著的商业和物流价值，也是中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对推动双方经贸联系、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钱凯港项目由中远海运集团控股60%，总投资约36亿美元，已于2024年11月开港运营。作为秘鲁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钱凯港有望显著提升秘鲁对亚太市场的直航能力和综合物流效率。

钱凯铁路项目由中国电建承建，总投资约4.2亿美元，预计于2028年前后投入运营。项目建成后，矿区至港口运输时间预计将由约18小时缩短至约5小时，并与钱凯港形成协同联动，有助于构建秘鲁中部矿区面向亚太市场的高效出海通道。除上述标志性项目外，中资企业还参与了秘鲁多个公路、桥梁、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持续拓展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深度和广度。

总体来看，中国对秘鲁证券投资规模虽相对有限，但增长趋势较为明确，表明中国资本配置秘鲁的渠道正在由传统绿地投资和并购，逐步向金融市场投资延伸。从结构上看，债务证券占比较高，显示秘鲁主权债及相关固定收益资产对机构投资者具有一定吸引力；股本证券投资的增长，则反映出在矿业、能源等领域持续深耕后，中资对秘鲁企业股权类资产的关注度有所提升。若将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结合观察，可以形成“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的中国资本进入秘鲁全景视角：前者更多集中于实体产业和重大项目，后者则侧重于金融资产配置，两者共同推动中国对秘鲁经济影响力向更深层次拓展。

六、钱凯港的作用和影响

（一）港口基本情况与战略定位

钱凯港（Puerto de Chancay）位于秘鲁首都利马以北约78—80公里，是中秘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之一。2019年1月，中远海运集团与秘鲁火山矿业集团签署合作协议，中远海运持股60%，获得30年独家经营权，火山矿业持股40%。2024年11月，钱凯港正式开港运营。在开港仪式上，中秘双方高层共同出席，进一步提升了该项目在双边合作中的象征意义和战略地位。

从战略定位看，钱凯港致力于打造连接南美与亚洲市场的重要门户港口。项目采用自动化码头、远程操控设备、智能闸口等较先进技术，是南美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化港口项目之一。其建设和运营不仅体现了中国企业在港口投资、建设及管理方面的综合能力，也为中秘产业合作和区域互联互通提供了重要展示平台。

（二）重塑南美-亚洲贸易格局

钱凯港的投运有望对南美与亚洲之间的贸易物流体系产生深远影响，其作用不仅体现在秘鲁本国，也可能辐射至南美周边国家，总体看具有以下几大方面优势：

一是运输时间有望明显缩短。传统情况下，秘鲁至中国的部分货物运输需要通过其他港口进行中转，整体海运时间相对较长。钱凯港投运后，秘鲁与中国之间的海运效率预计将显著提升，运输时间有望缩短约12—17天，从而降低物流成本并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二是航线网络将进一步优化。随着直达中国主要港口航线的开通，钱凯港有望成为南美西海岸面向亚太市场的重要枢纽，并逐步增强对周边国家货源的集聚能力。未来，钱凯港除服务秘鲁本国外，还有望在区域物流体系中承担更大角色。

三是从区域通道格局看，钱凯港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南美国家提供更加多元的出海选择。相较于传统通道，钱凯港在航运组织、船型适配和港口自动化等方面具备一定优势，有助于提升南美西海岸至亚洲市场的运输效率，并增强区域贸易通道的韧性。

（三）经济影响与联动效应

钱凯港对秘鲁及拉美经济的影响具有多层次特征，既包括港口运营和物流效率提升带来的直接效益，也包括产业联动、区域合作和通道整合带来的中长期效应。

一方面，钱凯港有望与规划中的跨区域交通项目形成协同效应。例如，其与两洋铁路构想之间存在较强的战略联动潜力。一旦相关跨境铁路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将进一步扩大钱凯港的经济腹地，增强其面向南美内陆和东部地区的集疏运能力，并提升其在区域物流网络中的枢纽地位。

同时，钱凯港的辐射效应有望超出秘鲁国界。对于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巴西等周边国家而言，钱凯港若能持续完善航线、通道和配套服务，将可能成为其连接亚太市场的重要补充港口，从而推动更广范围内的区域贸易便利化和产业协同。

（四）未来展望

从发展前景看，钱凯港未来面临较为明确的发展机遇。其一，中秘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为港口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货源基础。其二，随着南美区域市场进一步开发，钱凯港有望吸引来自周边国家的中转和集拼货源。其三，若未来跨区域铁路和腹地交通体系进一步完善，港口辐射范围将继续扩大。其四，随着临港产业和配套园区建设推进，钱凯港周边有望逐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提升港口综合经济带动能力。

同时，也应看到钱凯港未来发展仍面临一定挑战。首先，区域港口竞争仍然存在，钱凯港需持续提升效率、服务能力和航线网络稳定性。其次，腹地交通基础设施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港口集疏运能力的充分释放依赖于公路、铁路等配套体系建设。再次，秘鲁国内政治和政策环境的波动可能对项目运营形成一定外部扰动。最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在推进过程中仍需高度重视社区沟通、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要求。

总体来看，钱凯港是中秘合作中的里程碑项目，对提升秘鲁物流基础设施水平、优化南美—亚洲贸易通道格局以及深化中资企业在拉美地区布局均具有重要意义。

七、历史文化因素与地缘政治成因分析

本章重点从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结构特征、制度环境及外部地缘因素等非经济维度出发，分析其对投资决策和项目执行的现实影响。对于中资企业而言，秘鲁市场的投资风险和机会并不完全体现在宏观经济指标和行业数据中，历史形成的社会分层、社区治理逻辑、政治制度约束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项目所承载的外部关注，均会对项目落地、运营稳定性及长期收益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理解这些非经济因素，并将其纳入投资策略与风险管理框架，是提升在秘鲁投资成功率的关键。

（一）历史社会结构影响投资落地

秘鲁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印加文明遗产、殖民统治经历以及此后形成的社会分层，共同塑造了当代秘鲁的治理结构与社会关系。从投资视角看，最需要关注的并非历史本身，而是这些历史因素如何持续影响今天的政策执行、社区关系和商业环境。

首先，秘鲁政治经济资源高度集中于首都利马，中央政府在重大项目审批、政策协调和资源配置中具有较强主导作用。这意味着，对于基础设施、能源电力、矿业等涉及审批链条较长的项目，企业需高度重视中央层面的政策沟通与合规协调。同时，也应注意地方执行层面可能存在程序推进缓慢、行政效率不均衡等问题，项目时间安排和预算测算中应预留更充分的缓冲空间。

其次，秘鲁社会长期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和阶层差异，沿海城市、山区与原住民社区之间在发展水平、利益诉求和制度信任上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矿业、交通和能源项目，往往布局于原住民聚居区或社会脆弱地区，项目推进不仅是商业行为，也容易被社区理解为对土地、水资源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重新分配。因此，投资者在前期评估时，不能仅依据资源禀赋和财务回报作判断，还需将社区接受度、地方利益协调和社会许可纳入核心决策指标。

从用工和经营角度看，秘鲁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强的二元结构特征，正式部门与非正式部门并存，部分地区居民对正式制度和企业治理体系的信任程度有限。对中资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更加重视本地雇佣机制设计、员工沟通方式、技能培训安排以及劳工合规体系建设，避免以单一标准化管理方式直接套用，从而引发执行摩擦。

（二）政治波动与制度环境

秘鲁近年来政治更迭频繁，政府稳定性相对不足，政策执行节奏和行政协调效率容易受到影响。从投资实践看，秘鲁的风险并不主要体现为宏观政策方向剧烈逆转，而更多表现为项目审批周期延长、地方执行不确定性上升、社会情绪波动以及阶段性监管收紧。

因此，对中资企业而言，更有效的应对方式不是简单回避市场，而是建立更加稳健的制度性风险应对机制。一方面，企业应在项目前期加强政策研究和利益相关方识别，避免将项目进度过度依赖于单一政治周期或单一政府关系资源；另一方面，应在重大合同安排中强化法律保护机制，包括争端解决条款、国际仲裁安排、政策变动应对条款等，以提升项目在制度波动中的可预期性。

此外，考虑到秘鲁中央与地方之间在治理能力和政策执行上存在差异，企业宜采取“中央协调+地方深耕”的双层策略：既保持与中央政府主管部门的持续沟通，也要在项目所在地建立稳定、长期的地方关系网络，包括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社区代表及专业顾问体系，以降低单一层级沟通失灵带来的风险。

（三）文化与社区因素

在秘鲁市场，文化因素对投资成败的影响，往往集中体现在社区关系和本土化运营两个层面。对于矿业、能源、基础设施等项目而言，项目能否顺利推进，除取决于商业可行性和法律合规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企业是否真正理解并尊重当地社区的价值体系、沟通方式和利益诉求。

秘鲁部分地区社区认同较强，家庭、宗教、地方传统和集体关系在社会运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企业若仅从合同、审批和补偿机制出发处理问题，往往难以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相比之下，注重长期关系建设、尊重地方文化习惯、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在员工福利中体现家庭导向，通常更有助于获得当地社会认同。对中资企业而言，这意味着项目团队不能只配备工程、财务和法务人员，还应同步建设专业的社区关系团队，并将社区沟通作为与生产经营同等重要的管理模块。

语言与沟通机制同样是影响投资成效的重要因素。秘鲁部分项目所在地原住民人口占比较高，在社区协商、员工培训、环境说明等环节中，单纯依靠西班牙语沟通可能不足以实现有效传达。企业在涉及社区协议、环境影响说明、安全培训等事项时，应尽量提供更符合当地语言和表达习惯的沟通方案，必要时配置双语人员或本地专业支持，以减少误解和信息不对称。

从更深层次看，秘鲁较高比例的非正式就业不仅是经济结构问题，也反映出部分社区对正式制度的距离感。企业在推进合规用工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当地居民对工作时间、家庭责任、社区参与等方面的现实需求，通过更具包容性的管理方式推动本地员工融入，而非单纯强调制度输入。

（四）外部环境变化

对于港口、电力、矿业等具有战略属性的项目，还应关注其可能受到的外部舆论和地缘环境影响。近年来，随着中资在秘鲁重点行业中的参与度持续提升，部分大型项目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商业资产，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更高的区域关注度。这类项目总体投资安全性仍然较高，但在信息披露、合规审查、舆论管理和国家安全相关议题上，往往面临更高标准的审视。因此，中资企业在推进关键基础设施和资源类项目时，应适当提高合规、ESG和公共沟通的管理标准，特别是在项目论证、融资安排、股权结构设计、运营透明度及外部传播方面，尽量降低被泛政治化解读的风险。对于具备区域辐射能力的重大项目，还应从更长周期视角审视其政策环境和国际舆论环境变化，避免仅以短期财务收益作为评估依据。

（五）中资企业投资策略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秘鲁市场的投资机会与风险并存，而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往往不在于是否进入市场，而在于进入之后能否以本土化、制度化和长期主义的方式开展经营。基于此，建议中资企业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优化投资策略。

第一，强化前期尽职调查的非经济维度。除财务、法律、税务和资源评估外，应将社区关系、地方社会结构、原住民因素、历史纠纷、宗教文化敏感点及地方治理能力纳入项目筛查体系，形成更完整的决策框架。

第二，建立前置性的社区关系管理机制。对于矿业、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议在规划阶段即启动社区沟通，而非待矛盾显现后被动应对。企业应坚持透明沟通、利益共享、优先本地雇佣和长期社会投入相结合，尽量将社区关系从“风险处置事项”转化为“项目治理组成部分”。

第三，完善本土化运营能力。建议企业在项目团队中增加熟悉秘鲁法律、劳工关系、社区事务和公共沟通的本地化人才，形成“中方管理+本地专业支持”的复合型治理结构。对外派人员，可加强秘鲁历史文化、社会习惯和沟通方式培训，提升管理层对本地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

第四，构建多层次政府关系和制度保障体系。在与中央政府保持沟通的同时，也应重视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专业机构的协同作用。对于重大投资项目，应通过合同安排、争端解决机制、保险工具及合规审查体系，增强项目对制度波动和政策不确定性的承受能力。

第五，提升ESG与可持续发展水平。在秘鲁，环境、社区和劳工议题往往直接关联项目稳定性。中资企业应以更高标准推进环境保护、员工安全、社区发展和信息披露工作，将ESG要求嵌入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以提升企业形象、降低社会冲突概率，并增强长期经营韧性。

总体来看，秘鲁对中资企业仍具有较强吸引力，但其投资环境并非单纯由经济指标决定。社会结构、制度环境、社区文化和外部舆论等非经济因素，往往直接影响项目审批、建设进度、运营稳定性和长期回报。对中资企业而言，真正有效的投资策略，不是简单复制既有海外经验，而是在充分理解当地社会和制度逻辑基础上，建立更强的本土化经营能力与长期治理能力。

综上所述，秘鲁市场在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对华经贸关系方面具有较强吸引力，但投资环境同时受到历史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特点、社区文化以及外部环境等多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对中资企业而言，单纯依赖资源优势或市场潜力进行投资决策难以充分覆盖潜在风险，更需要在投资前期就将社区关系管理、制度合规安排、本土化运营能力以及长期ESG治理纳入整体战略框架。总体来看，只要能够在尊重当地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的基础上，建立稳健的风险管理和长期经营机制，秘鲁仍然是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开展资源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投资的重要战略市场。

（1）秘鲁政治频繁更迭风险。2026年秘鲁将举行大选，选举周期内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上升，矿业审批、基础设施项目推进节奏或受影响。（2）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秘鲁经济高度依赖铜等矿产品出口，全球铜价大幅下行将直接冲击其财政收入、出口创汇及中资矿业项目收益。（3）社区冲突与社会风险。矿业相关社会冲突占秘鲁社会冲突事件约43%，社区抗议可能导致矿山停产或项目延期，影响投资回报。（4）中美地缘博弈外溢风险。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可能影响秘鲁对中资基础设施和资源类项目的政策态度，增加项目合规审查和舆论压力。（5）全球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可能抑制全球大宗商品需求，对秘鲁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成压力。（6）汇率及资本流动风险。秘鲁新索尔对美元汇率存在波动，叠加国际资本流动不确定性，可能影响中资企业在秘鲁的投资收益和资金安全。

证券研究报告名称：《南美投资机遇（三）：秘鲁篇》

对外发布时间：2026年3月12日

报告发布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分析师：

胡玉玮 SAC 编号:S1440522090003

SFC编号:BWP409

冯天泽 SAC编号：S14405231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