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李晟
2002年1月20日,黎明前的寂静被长江之畔一声巨响撕开。奉节县协台坝广场南缘的教委大楼轰然倒塌,“三峡清库第一爆”在永安镇上空炸响,震得地面微微颤动。这声巨响,是诀别,亦是号角——百万移民迁徙,千年古城沉没,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文化抢救行动自此全面展开。
随着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推进,长江水位如命运之手般不可逆转地抬升,沿岸无数历史记忆即将被淹没。考古工作者必须在洪流成库前,从废墟中打捞文明的碎片,让那些被江水封印的故事重新呼吸。
这是一场与长江洪流的博弈,更是一场对历史记忆的救赎。当探铲刺入地层,层层叠压的土壤如翻开的历史书页——从战国到唐代,105座墓葬,跨越千年的时光,在江水吞噬前重见天日。
在这片层层叠叠的墓葬群里,曾发现了三峡地区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战国墓葬M99,墓中包金铜节约、镂空铜熏杯等稀世珍宝,让世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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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镇墓群出土的镂空铜熏杯。受访单位供图
然而,这座墓群的秘密远不止于此。
近日,“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奉节永安镇墓群》正式出版,更多令人惊奇的发现浮出水面,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更加鲜活、复杂且充满谜团的三峡古代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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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镇墓群发掘完工全景。受访单位供图
3月12日,在奉节永安镇墓群考古领队、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研究馆员袁东山的娓娓讲述中,这些惊人发现被逐一揭开。
一座罕见“马坑”见证2000年前的巴楚之争
战国时期,巴楚两国在三峡地区既联手合作又相互攻伐。当历史的聚光灯打向永安镇墓群中的战国墓葬群时,一座特殊的“马坑”揭开了巴楚文化融合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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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镇墓群发掘现场。受访单位供图
发掘现场,寒风刺骨。考古队员踩着冻土,在建筑爆破后厚达几米的废墟堆积中,一铲一铲地寻找探方落点。每一铲下去,都可能触及一段被遗忘的生命记忆。
在这片看似寻常的土地下,一座编号为M79的特殊遗迹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
它并非墓葬,而是一座马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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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镇墓群出土的马坑。受访单位供图
坑内,马匹呈侧卧姿态,仿佛还在驾乘奔跑。这并非随意弃置,而是有意识的摆放。
更奇特的是,坑中出土的并非实用的战马配饰,而是一套做工轻薄,甚至有些粗糙的铜马衔、铜节约等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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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坑中出土的铜镳衔。受访单位供图
这座马坑的主人是谁?它为何孤零零地出现在这里?
袁东山说,破解谜题的关键线索来自墓葬的位置。M79恰好位于三峡最大战国墓M99的右前方,且时代相同。由此推断,它极有可能是附属于M99的陪葬坑,相当于墓主人生前“豪车”的“模型版”随葬坑。
然而,更大的谜题接踵而至。
在楚文化传统中,车马往往是同坑合葬,像这样单独埋葬马坑的情况极为罕见,此前仅在荆州熊家冢墓地见过。一座典型的楚式大墓,却配了一个非典型的陪葬坑?
原来,这背后,是历史上那段波澜壮阔的“巴楚之争”。
史料记载,周初巴、楚同受封于周天子。数百年间,两国在今天的重庆、湖北交界地带既联手合作,又相互攻伐。战国中晚期,楚国势力大举西进,逐步控制了包括奉节在内的峡江地区。楚文化开始强力渗透,与本地巴文化剧烈碰撞、融合。
M99的墓主人,或许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亲历者。
墓中,楚式的青铜礼器、车马器与巴式的柳叶形剑、虎纽錞于共存。贴身随葬的5件兵器,全是巴式兵器。
袁东山说,墓主人极有可能是一位深受楚文化影响的巴人中上层贵族将领,甚至可能是在楚国任职的巴人。
这座孤独而神秘的M79马坑,不仅是楚文化向三峡强力扩张的实物证据,更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墓主人非同寻常的高贵身份。在江水即将淹没这片土地的前夕,它像一把钥匙,开启了一扇通往那个文化交融时代的大门。
汉代墓群中出土重达45克的巨型铜钱
历史的车轮从战国碾过,来到大一统的西汉王朝。当聚光灯转向永安镇墓群中一座西汉时期的墓葬时,一枚特大型铜钱将考古专家带入了一个关于财富与信仰的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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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6随葬铜印章、铜钱和石器等。受访单位供图
在这座属于西汉时期的M36汉墓中,一枚铜钱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枚“半两”钱,但它绝不是你印象中那种指甲盖大小的铜钱。
这枚钱币,直径达到了惊人的6.4厘米,重量更是达到45克。
这是什么概念?同时期普通的“半两”钱,最大者也不过3厘米左右,重量多在7克以下。这枚钱币的大小和重量,几乎是普通钱币的数倍乃至十数倍!
它被放置的位置也与众不同,并非与其他五铢钱混在一起,而是与铜印章、磨石及朱砂单独存放,显然被墓主人视作非同寻常的珍爱之物。
它究竟是什么?史书和专业的考古报告为解密提供助力。
袁东山说,翻阅史料,这种特大型“半两”钱极为罕见。
通过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实物对比,专家确定它产自汉武帝时期。但作用为何却没有答案。
它不是样钱,因为它太过巨大,不具备标准性。它也不是镇库钱,因为镇库钱的出现要晚得多。袁东山说,虽然它单独摆放、意义非凡,但墓中同时还随葬了多枚实用五铢钱,因此它更像是墓主人生前珍藏的一件特殊物品,而非单纯的丧葬明器。
出土罕见的固定下颌铜托
时间继续奔行,当盛唐气象笼罩着巴山渝水,永安镇唐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件器物,则触及了古人最深层的恐惧与信仰——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灵魂的守护。
在编号为M17的唐代墓葬中,一件器物让考古专家们眼前一亮——铜颌托。它的形状很简单,就是一段缠绕铜丝的小托。但在考古学家眼中,它极不寻常。
它的功能是固定死者的下颌,防止下葬后因肌肉松弛而“张口”或“掉下巴”。在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里,保持遗体的完整和尊严至关重要。然而,这种特殊的葬俗在三峡地区前所未见。
更奇特的是,发现它的M17,本身也是一座极为少见的“土洞墓”——直接在斜坡上开挖洞穴作为墓室。这与三峡地区传统的竖穴土坑墓截然不同。
这群神秘的墓主人究竟是谁?他们来自何方?
专家们提出了多种大胆的推测。有学者认为,这种土洞墓与中国西北地区的传统如出一辙,可能是一支迁徙而来的游牧民族遗存。结合文献记载,唐武宗会昌年间,曾有归降的回鹘人被安置在夔州(今奉节)附近,因此这可能是回鹘人的墓葬。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与安史之乱有关。战乱中,大批关中百姓南逃避祸,也将家乡流行的土洞墓带到了三峡。
而对于铜颌托,有学者将其与中亚草原的萨满教联系起来。在萨满信仰中,固定头颅是为了让灵魂能够辨认并返回躯体。
还有观点认为,这与信仰祆教(俗称“拜火教”)的粟特人有关。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民族,粟特人在北朝隋唐时期大量入华,也将他们独特的丧葬习俗带到了中原乃至三峡。
一个小小的铜颌托,不仅是一件丧葬用具,更可能是一条连接着三峡与万里之外的西域,乃至整个欧亚草原的文化纽带。它揭示出,在盛唐气象之下,三峡并非封闭的角落,而是各种文化、族群和信仰交汇融合的十字路口。
从战国巴楚将领的马坑,到汉代的巨型铜钱,再到唐代移民的铜颌托,奉节永安镇墓群的秘密逐一揭开。这里不仅有王者之墓的奢华,更有小人物身上折射出的历史洪流。它证明了三峡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重要通道,每一层泥土之下,都埋藏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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