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AI替代人类」联手「经济下行」搞事情

文 | 奇数场

“⼈们对萧条的重现怀有宿命般的恐惧。”

春晚的机器人大秀，激起了老年人对机器人养老的期待，同时也刺激了中青年群体对坠落“恐怖谷”的焦虑；一面是人们看着人形机器人笨拙的走姿，嘴里说着“宝贝加油，妈给你加仓”，一面是在FOMO支配下争先恐后养“龙虾”；AI让“一人企业”实现了旧瓶装新酒，焕发出年入百万的诱惑力，也让全行业陷入失业的焦虑......

恐慌由来已久

人类对被机器替代的焦虑和恐慌由来已久，这种心理在几次工业革命中尤为甚之。

失业的问题永远不会消失。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告诉我们，叙事会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

在过去的冬奥会上，金牌得主徐梦桃大赞相信“相信”的力量。这便是一种自我实现。而在经济学中，一些流行的叙事足以构成一种“相信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像预言一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悲观的经济效应。

经济下行一度被认为是机器替代人类的结果。

援引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在我看来，毫⽆疑问，严重的经济萧条很⼤程度上要归因于内部经济原因；⽣产设备通过技术发明和系统化得到改进，结果减少了对⼈⼯的需求，将⼀部分劳动⼒排除在经济回路之外，并导致消费者购买⼒的逐步下降。”

消费不足确然是失业的附属产物，然而，一旦大肆宣扬“机器将替代人类”，即使那个人尚未失业，他也会因为对失业的恐慌而降低消费欲望、减少投资，比如买房。

这种集体性的消费缩减反过来进一步加剧总需求萎缩，从而人为地延长和深化了经济萧条。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失业之间就这样形成恶性飞轮。

⼤约在1955年，“⾃动化”⼀词突然流⾏起来，新的叙事更关注⼈类在⽣产过程中被完全取代的可能。罗伯特·席勒指出，1957年至1958年和1960年至1961年这两次衰退期，其起因可能是公众在⾃动化恐慌中因担忧未来⽽减少了⽀出。

“历史不会重演，但它总是押韵。”

每当一种解放生产力的技术诞生，“机器替代人类”的故事就焕发新生，而且极具病毒般的传染力。毕竟，恐惧、贪婪、对安全感的追求等等，这些人类的基本驱动力在数千年里几乎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人工智能”这个概念由来已久，仅二战结束至21世纪到来以前，相关叙事就出现过两次高峰。而每⼀阶段的叙事都在暗⽰“机器接管⼀切”的重⼤转折点即将来临。

这一次，人们的焦虑从体力替代转向脑力替代。

近期，经济学家希瑟·隆（Heather Long）指出，美国正在从自2020年以来广为人知的“K型经济”转向“E型经济”。

这个转变的关键在于中等收入群体分化的转变。

在K型经济时期，向上分化的主力军正是那些脑力劳动者。而K型分化的本质正是技术、金融或外部因素等冲击后的一种分化轨迹。可以说，几乎所有颠覆性技术的引入，在其生命周期的初期，必然是一台巨大的制造不平等的机器。

但在AI的浪潮中，这种动态的K型会迅速收敛并固化为静态的E型分化。如众多叙事所言，AI替代人类的革命正在发生，其核心靶点恰恰就是中等收入群体赖以生存的脑力劳动能力。

各行各业的人似乎都在寻求一种确定性——究竟谁会被替代，又是谁能乘着这股东风取胜？

如此一来，在“脆弱的中产终将崩溃”这类预言驱使下，原本要么向上跃迁或向下跌落的中等收入群体，转变行为模式，由攻转守，在中间位置硬扛了下来。

其显著的消费行为特征便是疯狂寻找性价比和平替，通过极其克制的紧张型消费，去折扣店购物，拼命维持信用，竭力守住不向下陷落的底线。

罗伯特·席勒断言，机器学习叙事导致我们越来越害怕⾃⼰变得⽆关紧要，并担⼼⾃⼰沦为新的⽆⽤阶层，如果⼤规模流⾏起来，这种涉及⼈类⽣死存亡的恐惧⽆疑会影响经济信⼼，进⽽影响经济。

值得一提的是，“机器替代人类”叙事通过变异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过不同的寓意。

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热潮便将对自动化的恐惧转化为一种商机叙事。当时的主流叙事更多转向投资信息时代新发明所带来的机会，从而推动了互联网股票的扩张。

然而另一方面，这也带来一个警示。当下种种叙事引发对AI的狂热追捧，因为害怕错过这场技术革命，导致资本过度涌入少数科技巨头。这正是典型的泡沫孕育过程。

“下行”放大焦虑

即使是在经济上行期，这种被机器替代的失业焦虑也会大行其道。而当“机器替代人类”遇上“经济下行”，这种恐慌和焦虑就会被无限放大。

美国在1865年内战后，进入了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大转折时代，在短短25年内，由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东部上演着机器轰鸣的现代化浪潮，城市化、公司化与垄断化进程迅猛，西部则随着西进运动与铁路贯通，实现了从荒野向工业化农场及大都市的蜕变。

直到1873年至1879年，美国出现了一场格外严重的大萧条。

当时，大众普遍认为“⾼失业率⾄少要部分归咎于劳动节约型发明”。

这一时期，劳动节约型机器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农业生产中，与此同时，更多的工人由于对工作前景的担忧在摧毁机器。

在1876年的一场盛大的博览会上，来自全球20个国家的现代⼯业发明让人叹为观止，但同时，这些大量的农业机械也给就业拉响了警钟。如《费城询问报》所刊述，“如今，⼀个⼈所做的⼯作相当于50年前100个⼈所做的⼯作。”

19世纪90年代美国再度出现大萧条。《洛杉矶时报》在1894年发表的⼀篇社论中直言，“劳动节约型机器的引⼊以及随之⽽来的产量增加与目前的商业萧条有着很⼤关系……确实，在过去⼏年里，数不胜数的劳动节约型机器发明问世并被投⼊使用，社会⼏乎⽆法跟上它的发展速度。”

不久前，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的文章《2026，像极了1936》爆火，好似又一个可参照的副本。

1936年，正值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全球性萧条中。

说到这段历史，需要提及一个关键词叫“技术性失业”，用来描述劳动节约型发明带来的影响。该词最早出现在1917年，直到10年后的1928年才呈现出流⾏上升趋势，并在20世纪30年代激增，在⼤萧条最严重的1933年达到了最⾼点。新术语的出现，让劳动节约型机器的旧叙事焕发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1928年正值⼤萧条前的繁荣期，却出现了7.4%的失业率，对“技术性失业”的恐惧大行其道。

对此，当时的经济学家萨姆纳·斯利克特（Sumner H.Slichter）指出，造成失业的原因中最严重的是技术性失业，原因在于劳动节约型措施使消灭⼯作岗位的速度超过了创建⼯作岗位的速度。

这一时期，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斯图尔特·蔡斯（Stuart Chase）提出了“疯人院经济”（Madhouse Economy）的概念。他认为，“疯人院经济”包含四种巨大的浪费，即人力浪费、无效生产、分配浪费和资源破坏。其中的人力浪费便是指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有大量劳动力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

蔡斯强调，人类已经进入了机器时代，技术能够大幅缩短劳动时间，然而，旧有的经济制度却无法适应这种变化，技术进步本应带来普惠的休闲，但在疯人院经济中却转化成了“技术性失业”，宁愿让一部分人过度劳累，另一部分人彻底失去职业，也不愿通过理性的计划来重新分配工作量。

在随后的股市⼤崩盘还没有流露出任何迹象的时候，声称失业问题失控的叙事就已经出现了病毒式传播。

1930年，美国进入了跨度十余年之久的大萧条。期间，美国失业率⼀直⾼于8%，1933年预估达到了25%。1931年初，《洛杉矶时报》的⼀篇⽂章说，当时机器⼈（指代劳动节约型发明）仅在美国就已经相当于8000万⼈⼯，⽽美国男性劳动⼒只有4000万。

机器⼈夺⾛⼯作岗位成了⼤萧条的主要解释，因此也被视为造成⼤萧条的主要原因。

不仅如此，当时还盛行一种说法——“世界将属于设计和运⾏机器的技术⼈员。”这让那些⾃认为没有能⼒成为科学家的⼈，也即⼤多数⼈感到恐惧，⽽这⼀想法必然导致⼈们不愿花钱、投资或雇⼈，结果就是加剧并延长了⼤萧条。

这次全球范围的萧条开始之后，二战爆发了。

“下行”更大的陷阱

近年来，“经济下行”的议题屡见不鲜。与之相关的，是普通人的破局之道和生存之法。与之相对立的，是对经济上行的生机与活力的追忆。

不论“萧条”、“衰退”还是“下行”，这些叙事本身就对经济事件有重大影响。

罗伯特·席勒给出的警示是，除了GDP、利率、通胀等数字，除了黄⾦发现、农作物歉收和股市事件等信息，还需要从叙事的角度考量萧条和衰退。

他指出，因为这些叙事“有可能促成了萧条和衰退或加剧了它们的严重程度。不过，我们⽆法给出最终的因果关系证据，因为这些事件⾮常复杂，并涉及多则叙事。但是，在这些极为严重的经济事件酝酿发酵的过程中，叙事产⽣的累积影响绝⾮间接影响那么简单。”

与“经济下行”相伴、甚嚣尘上的还有一类叙事，即与“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相关的故事。

原因便在于重大经济事件本身也会演化为宏大叙事，成为后世处理经济危机的脚本。

不可否认，在面临挑战时，人会本能地在历史中寻找参照物。此时，“日本化”就成为极具传播穿透力的历史叙事。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宛如一个现成的剧本，让不少媒体拿来比照，用于理解当下复杂的现实。当这个剧本被广泛接受后，越来越多的人不自觉地将当下的每一个经济政策和市场波动都代入其中，甚至是直播和演唱会的繁荣也被拿来比照。

罗伯特·席勒明确提到，“⽇本只是个例，只是⼈们看到的单次现象，因此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它的全球传播⼒强⼤到⾜以重新激活⼤萧条叙事，并引发⼈们对长期经济停滞的严重担忧。”

所谓“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这个叙事的核心在于资产缩水和债务最小化。一旦企业和家庭开始笃信这个叙事，他们就会将财务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即便央行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大家也不愿借贷。

这种极度的风险厌恶，正是导致经济陷入长期停滞陷阱的心理根源。最棘手的是，一旦这种宏大叙事在集体记忆中扎根，想要通过常规的货币或财政政策来扭转它将变得异常困难，因为人们已经对政策刺激产生了免疫和怀疑。

不禁想到，《诗经·郑风·将仲子》曰，“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