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当时我是队里有名的半个劳力，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知青往事：下乡三年我是队里有名的半个劳力，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1974年7月中旬我高中毕业了，那年我还不满十八周岁。当时城里的就业压力很大，高中毕业生也很难在城里安置工作，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到广阔天地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们班一共五十二名学生，除了两个独生子女可以留在城里等待安置工作，还有一名叫张军刚的男生随同他母亲去了福建，他爸是军官，级别挺高，一家人都随军了。其余的同学别无选择，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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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们天津知青的下乡政策已有所调整，不用远赴千里之外的内蒙古草原，也不用扎根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我们这批应届毕业生，大多被安置到天津近郊的农村插队。命运的安排，让我们班七名同学一同来到了宁河县的刘庄大队，成为了刘庄七队的新社员。队里早早为我们收拾好了住处，几间新建的土坯房，虽简陋却干净，成了我们在农村的住所。

初到刘庄，我便发现这里并非知青的“处女地”。早在我们之前，一批批天津知青和县城来的知青早已在这里扎根劳作。而当时，招工进城的浪潮已然兴起，老知青们或是通过招工、招干返回城里，或是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踏上求学之路，他们陆续离开，留下的空缺，便由我们这些刚走出校门的初、高中毕业生填补。

我们抵达刘庄时，已是八月中旬，田间的夏收夏种早已结束，进入了农家人常说的挂锄农闲时节。可农闲从不是真正的清闲，地里没有了抢收抢种的要紧农活，社员们却依旧闲不下来。队长刘大爷是个朴实厚道的老农，每天天刚亮就敲响上工的大铁钟，带着我们挑水浇菜园、割青草沤肥、给夏播的禾苗除草追肥，琐碎的农活一桩接着一桩，日日不停歇，日子过得忙碌又平淡。

在我们七个知青里，我是最不起眼的一个。个头比旁人矮一截，身材也瘦弱不堪，干起农活来，更是处处落在后面。割草沤肥是那时的常活，其他伙伴一上午轻轻松松就能割六、七十斤青草，装满两篮子挑回队里，可我拼尽全力，也只能割三、四十斤，即便这点分量，挑在肩上也步履蹒跚，满头大汗。挑水浇菜更是难住了我，健壮的社员挑着满满两桶水健步如飞，一上午能往返十二趟，我却只能勉强挑起两多半桶水，走几步就得停下歇一歇，喘着粗气缓上半天，一上午最多也就完成五六趟。我从没有过偷懒的心思，只是身体的孱弱让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看着别人轻松劳作的模样，我心里满是无奈与自卑。

到了评工分的日子，队里的整劳力一天能挣十分工，这是社员们辛勤劳作的见证，也是生活的依托。而我，只被评了五分工，不多不少，刚好是整劳力的一半。久而久之，“半个劳力”这个外号便在队里传开了。

工分的多少，我其实并不在意，我清楚自己的体力，没能付出同等的劳动，自然不该奢求同等的回报。可每当有人喊我“半个劳力”，我心里总会泛起一阵酸涩，尤其是一些社员拿我的名字打趣：“杨吉祥，你一个大小伙子，咋起了这么个名字，吉祥、吉祥的，跟老戏里称呼格格、娘娘似的。”他们的话语里没有恶意，只是随口的玩笑，可那些调侃的话语，像一根根细针，扎在我敏感的心上，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郁郁寡欢，总觉得自己在村里抬不起头。

转眼到了秋天，村里开始分口粮，这本是社员们最期盼的时节，我却心里打鼓，想着自己工分少、干活差，口粮定然会比别人少很多。可当分到粮食的那一刻，我彻底愣住了——队里丝毫没有亏待我，分给我的口粮，和其他男知青、村里的整劳力一样多。到了年末分红利，我的份额也和大家相差无几。捧着手里的红利，我心里又是感动又是不安，感动于乡亲们的宽厚，不安于自己受之有愧。

思来想去，我还是鼓起勇气找到了刘队长，想要推掉这份不该得的照顾。刘队长听了我的话，黝黑的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容，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们城里学生来咱农村插队落户本就不容易，离开爹妈到咱农村来吃苦遭罪，你干活是慢了点、少了点，可从来没偷懒耍滑，脏活累活也都跟着扛，我咋能亏待你一个孩子呢？”

刘队长的一番话，像一股暖流，淌进了我冰冷的心底。从那以后，“半个劳力”的外号依旧有人喊，可我再也不会因此难过。因为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乡亲们的玩笑里藏着善意，话语间带着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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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干农活，身边的社员总会主动搭把手，帮我割麦、挑水，分担我扛不动的活计。刘队长也格外照顾我，总是把队里最轻松的农活安排给我，从不让我勉强自己。在刘庄的这片土地上，我这个被叫做“半个劳力”的瘦弱知青，成了全队人悉心呵护的对象。陌生的乡村不再冰冷，艰苦的劳作不再难熬，心底的温暖与快乐，渐渐驱散了所有的自卑与窘迫，我真正融入了这个淳朴的集体，把刘庄当成了自己的家。

日子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中缓缓流淌，平静却也充满希望。1977年的秋后，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像春风一般，吹遍了刘庄的每一个角落——高考恢复了。这个消息，让我们这些心怀求学梦的知青瞬间燃起了希望，压抑多年的读书梦再次苏醒。我们跃跃欲试，却又担心耽误农活，影响队里的生产，心里满是纠结。

刘队长得知我们的心思后，非但没有阻拦，反而格外支持，他当着我们的面郑重地说：“你们谁想考大学，就安心在家复习，不用出工干活，队里照样给你们记工分。要是谁能考上，队里还额外奖励二十块钱，我是队长，说话算数！”

刘队长的承诺，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我们五个平日里爱看书、底子还不错的知青，从此放下农具，不分昼夜复习功课，全力备战高考。那时农村没有电灯，一到夜晚就漆黑一片，刘队长特意把队里仅有的两盏马灯加满油，送到我们知青点，让我们夜晚照明。

每天夜幕降临，我们便围坐在马灯周围，借着昏黄却温暖的灯光，翻看着泛黄的课本，埋头苦读，天天复习到深夜。那段日子，虽清苦却充实，刘队长和乡亲们的支持，成了我们拼搏路上最坚实的底气。

考试前一天，我们就到县城找好了住处，刘队长让小队会计提前给我们参加高考的知青每人预支了十块钱，怕我们兜里没钱为难。那年冬季的考试一共进行了3天，考6门课（历史地理合卷），第二天、第三天教室里的考生越来越少，到了最后一门外语课，五十多名考生只剩下不到一半。我的英语考题也没答多少，根本就不会。那次高考，我几乎没抱什么希望。

1978年的春天，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天津的春节年味还未散尽，我和一起参加高考的几名同学便匆匆赶回了刘庄。尽管对高考没抱什么希望，可我们还是心存侥幸。

回到刘庄大队的第三天上午，投递员就骑着自行车赶来，将一封印着录取通知的信件递到我手中。我颤抖着双手拆开信封，“天津大学”四个大字映入眼帘，那一刻，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泪水瞬间模糊了双眼——我考上大学了！而和我一同参加高考的四名同学，却迟迟没等来录取通知书，他们都遗憾地落榜了。

我成了幸运儿，也成了刘庄大队第二个大学生，早在1975年，就有一名知青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成为了人人羡慕的工农兵大学生，而如今，我靠着自己的努力，也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离别之日，刘队长把二十块钱奖励塞到我手里，反复叮嘱：“到了学校好好念书，将来有出息了，常回刘庄看看乡亲们。”那天，村里的乡亲们几乎都来了，大家围在我们知青点门口，说着祝福的话语，夸我为刘庄争了光。看着一张张熟悉又淳朴的脸庞，听着一声声真挚的叮嘱，我心里满是不舍，泪水再次夺眶而出。

离开那天，刘队长安排车把式赶着队里的马车送我去公社汽车站。马车行驶在乡间的土路上，车轮滚滚，扬起阵阵尘土，路两旁的田野一望无际，刘庄的身影渐渐远去，可乡亲们的笑容，却永远刻在了我的心里。

多年后回首，1977年的那场高考，无疑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大学毕业后，我拥有了一份安稳的好工作，组建了幸福的家庭，遇见了相伴一生的知心爱人。后来，我时常和妻子一起回刘庄，看望那些曾经照顾我的乡亲们。每次见面，刘队长总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吉祥啊，当年你要是没考上大学，就凭你这身板，恐怕连媳妇都娶不上！”玩笑话里，藏着他对我的真切期许，也让我更加感念刘庄的恩情。

岁月流转，世事变迁，现如今再回到刘庄，村子里的老房子渐渐换成了新院落，熟悉的乡亲越来越少，留守在村子里的年轻后辈大多不认识我了。可每当我踏上这片土地，走进村子的那一刻，心底依旧会涌起浓浓的亲切感。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藏着我青春的记忆，都见证过我最艰难也最温暖的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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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庄，这个我曾短暂驻足的乡村，早已成为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那段知青岁月，有劳作的艰辛，有被取笑的窘迫，更有乡亲们无私的关爱与温暖。它教会我坚韧，让我懂得感恩，更让我在命运的路口，抓住了属于自己的光。这份刻在心底的眷恋，历经半生风雨，从未褪色，今生今世，我都永远铭记这片土地，铭记这份深情。

讲述人：杨吉祥老师

执笔创作：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