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华 王润涵：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贵族墓葬研究

#集头条勋章，记创作时光##记录我的2026#公元663 年，吐蕃灭吐谷浑国，扶植吐谷浑上层的“亲蕃”势力建立起傀儡政权，继续统治留于青海、甘南等原吐谷浑境内的吐谷浑各部。吐蕃通过与吐谷浑贵族联姻，成功地建立起以“甥舅关系”为核心的“吐蕃式”统治秩序。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贵族墓葬，建制与吐蕃王室丧葬制度趋同，二者墓葬的界定一直困扰着学术界。随着近年来甘青地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贵族墓葬材料的不断积累，特别是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墓主“阿柴王”身份的确定，为研究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贵族墓葬提供了重要支持。本文拟利用甘青地区近年出土的墓葬考古材料，归纳总结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贵族墓葬在葬制与葬俗方面的特征，为吐谷浑贵族墓葬的判定提供参考，同时借鉴历史人类学的族群理论，探讨丧葬制度与族群的文化心理及主观认同的关系。

一 问题的提出

公元7世纪初，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崛起并迅速发展壮大，以逻些为中心，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张，征服吐谷浑、党项、白兰、多弥等族。在此过程中，吐蕃对征服地区实行民族同化政策，“推行一套脱胎于本土的军政、经济、宗教制度，因而在其统治下，部分西北民族开始了形式不同、层次不同的‘吐蕃化’进程”。被征服的各族在服饰、语言等方面都深深地打上吐蕃化的烙印。地处唐蕃之间的吐谷浑，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强盛的吐蕃王朝向外扩张时的首要征服对象。唐龙朔三年（663），吐谷浑在与吐蕃的战争中落败国破，吐谷浑可汗慕容诺曷钵携弘化公主及数千帐逃往凉州，归附唐朝；留在吐谷浑故地的亲蕃势力则被纳入吐蕃统治之下，在吐蕃的扶植下，吐谷浑贵族建立起具有可汗的傀儡政权，吐蕃通过政治联姻对吐谷浑贵族进行笼络和控制，开启了吐谷浑的吐蕃化进程。

柴达木盆地东南沿是吐蕃最早征服和控制的吐谷浑故地，该地区吐蕃时期的墓葬保存了丰富的信息，为研究吐蕃墓葬及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墓葬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但由于该地区7世纪中期以后的墓葬表现出典型的吐蕃化特征，故族属成为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考古学研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周伟洲认为，公元5至11世纪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一带的墓葬应该属于吐谷浑族，并根据吐谷浑历史发展进程，将墓葬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其中663－842年间是吐蕃征服吐谷浑时期，属“吐蕃化”文化阶段。肖永明认为，封土堆中有无梯形石砌边框是区分海西地区吐蕃时期外来吐蕃人与被征服的吐谷浑人墓葬的重要标志。许新国则认为哈日赛墓地的墓主只能是吐谷浑人，并从墓葬形制方面提出判断吐谷浑墓葬的四条标准。仝涛讨论了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结合热水墓地的总体布局，认为热水一号大墓属于吐谷浑降吐蕃后首任或最重要的一个吐谷浑王陵墓，墓主为薨于694年的坌达延墀松。以上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以封土、墓室结构等墓葬形制为经，以葬具、葬俗为纬，并结合墓葬年代进行讨论，这显然是探索墓葬族属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随着具有明确身份信息墓葬的考古发掘，为探讨研究吐谷浑墓葬的形制、丧葬习俗提供了有效线索。以甘肃武威天祝慕容智墓、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为例，二者墓主均为吐谷浑王族后裔，前者是归附唐朝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形制为长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墓，符合唐早、中期高级官员墓葬特征。后者属于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小王，墓葬为带墓园的木石结构多室墓，吐蕃化明显。同一族群的墓主，因所属政权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墓葬形制，表明处于不同政权下同一族群对国家认同的差异。考古学上，墓主的国家认同可表现为葬制，墓主的族群认同则表现为葬俗，葬制与葬俗在墓葬形制方面有不同的具象表现。因此通过葬制、葬俗来探讨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墓葬成为可能。本文拟以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为参照对象，结合都兰哈日赛墓地M5、乌兰泉沟一号墓、肃南大长岭墓葬等墓主族属相对明确的吐谷浑墓葬的综合讨论，归纳总结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贵族墓葬在葬制与葬俗方面的特征，不揣谫陋，希望能够对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墓葬的辨析和布局研究有所裨益。

二 2018血渭一号墓的形制特征

2018血渭一号墓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察汗乌苏河北岸，2018—202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此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该墓的年代在8世纪中期左右（树木年轮测定为744±35年）。结合“外甥阿柴王之印”〔图一〕的释读与敦煌藏文文献的相关记载，认为墓主为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2018血渭一号墓是一座吐蕃化的阿柴王陵，是目前所知热水墓群唯一一座墓主身份与族属准确的墓葬，完整的陵园、祭祀建筑、木石结构的五墓室等形制特征，为吐蕃化的吐谷浑贵族墓葬的判别提供了参照。

图一 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外甥阿柴王之印”印章

热水联合考古队藏

2018血渭一号墓为木石结构的多室墓，由地上和地下两部分组成。地上为陵园，平面略呈方形，由茔墙、封土、回廊和祭祀建筑组成。地下部分由墓道、殉马坑、照墙、甬道、墓门、墓圹、殉牲坑、碎石层、墓室等组成〔图二〕。

图二 2018血渭一号墓平、剖面图

陵园平面近方形，由茔墙围合。陵园东北隅有祭祀建筑，陵园内有封土和回廊。祭祀建筑由两座石砌房址（F1、F2）组成。F1平面呈长方形，北墙开门，门外有曲尺形石砌照壁，房址内有祭祀遗存。F2平面略呈方形，东墙开门，应为守陵人的居址。

地下部分结构较为复杂，由墓道、殉马坑、照墙、甬道、墓门、墓圹、殉牲坑、碎石层、墓室等组成。墓道朝东，台阶状，墓道内发现一长条状殉马坑（K3），殉有七匹公马；甬道位于墓道与墓门之间。墓圹平面为不规则方形，四壁均有内收的生土台，在第四层台位置，整个墓圹内平铺有0.4－1.0米厚的碎石层，推测为防盗设施。墓圹中发现殉人和殉牲坑（K5）。照墙介于墓道与墓圹间，平面呈不规则形，基础砌石，石层间有穿木。墓室为木石结构，由主室和四个侧室组成，墓室平面均呈长方形，平顶，顶上平铺棚木。主室呈东西向长方形，四壁石砌，砌石中间平铺有方木。在主墓室东西两壁各保存有立柱、柱头托木等木构件。主室内有东西向棺床，棺床下铺有防潮的木炭层，棺床上原置彩绘木棺，但被破坏严重，脱离原位。棺床西侧设祭台。主室四壁原绘有壁画，多已剥落。四个侧室形制相同，呈东西向长方形，与主室以过道相通。

三 其他吐谷浑贵族墓葬的考古发现

（一）哈日赛墓地M5

哈日赛墓地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香加乡团结村哈日赛沟内，2010年清理了其中三座墓，许新国曾围绕其中两座墓葬进行讨论，认为其墓主是吐谷浑人。2019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进行发掘，编号M5的墓葬规模较大，且居于整个墓地的核心位置。

M5为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包括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地上为墓园，遗迹有茔墙和烧土、烧灰堆积。地下部分由墓道、封门、墓圹、积石层、甬道、墓门、墓室组成〔图三〕。墓园由茔墙围合，平面呈凸字形，用土坯错缝平砌而成。墓道朝向东南，阶梯状，有12级，顶部有5根柏木大致呈等距分布。墓道北端为墓门，由12根立木组成；甬道位于墓门与封门之间；墓门由立柱、门楣、门扇等五部分组成。墓圹整体近圆角长方形。墓室平面近方形，顶部由下而上依次为棚木和碎石层。棚木分上、下两层，平铺，每层呈东西向连续排列，根梢部交错排列，棚木间缝隙用小石块填充，共用31根棚木，下层11根棚木。墓室四壁用柏木垒筑，四角结合处有榫卯结构。墓室偏东部上端有一道南北向木隔断，将墓室分为东西两室。

图三 哈日赛M5平面、剖视图

M5西室原有彩绘木棺，仅存侧板两块，均糟朽严重，彩绘印迹因朽坏而留于填土中。墓室和盗洞内发现人骨，为成年男女各一，葬式不明。

发掘者认为墓地的年代大致为公元7世纪中叶至9世纪末，从墓葬形制可确定该墓与吐蕃典型墓葬的不同：譬如没有积石圈、使用梯形木棺、墓主为仰身直肢葬等。该墓地可能与鲜卑文化甚至吐蕃化的吐谷浑有关，是和热水墓地属同一时期的级别较高的贵族和平民墓葬；其中M5位居墓地中心位置，从墓葬规模和随葬品判断墓主应是一位吐谷浑贵族。

（二）乌兰泉沟一号墓

泉沟墓地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希里沟镇河东村东两公里处，泉沟一号墓位于泉沟北一座独立山丘的东侧斜坡上；2018－201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和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对该墓葬进行了发掘和迁移保护工作。发掘者将此墓的年代判定为公元663年（吐蕃占领时期）至8世纪中期之前，墓葬“应该不存在典型吐蕃墓葬所流行的梯形石围结构。斜坡墓道朝向东方，也与典型的吐蕃墓葬墓道朝向所依高山之巅的规律有别，这可能体现了一种源自本土的丧葬传统”，其采用与鲜卑族有关的彩绘梯形漆木棺，并同时受到唐与吐蕃文化的双重影响，推测墓主“可能是一位对唐朝文化高度认同的吐蕃贵族”“很可能与吐蕃时期当地的王室有密切关系，或即王室成员之一”。显然也是一座吐谷浑贵族墓葬，林梅村认为该墓为吐谷浑伏允可汗与隋光化公主合葬墓，显然与墓葬的时代不吻合。

泉沟一号墓（M1）为带墓道的长方形砖木混合结构的多室墓，由墓道、前室、后室和两侧室构成〔图四〕。墓道朝东，为斜坡式带台阶。在墓圹填土中发现殉葬和祭祀遗迹。墓室顶部自下而上依次为棚木和碎石层。棚木先是整体南北向平铺一层，共27根。再在后室顶部东西向加铺一层，共11根。两侧室则沿东西方向铺设较短小的柏木。碎石层为防护墓室，为上下两层，下层碎石较小，上层系较大石块。墓室由前室、后室和两侧室构成。前、后室平面均为长方形。前室北、东、南三壁为砖砌，西壁与后室共用，后室四壁用方形柏木垒砌。前、后室四壁均绘制壁画，室内散落有彩绘漆棺残块。后室内发现至少两个成年个体的人骨，散乱堆放，可能是夫妇合葬。两侧室位于前后室北侧，东西并列，用方形柏木搭建。后室西壁外侧的墓坑壁上发现一处暗格，内置一长方形木箱，木箱内发现鎏金银冠和四曲鋬指金杯。

图四 泉沟一号墓平面、剖视图

（三）甘肃肃南大长岭墓

大长岭墓葬位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区西水乡二夹皮村北山后，墓葬为前后双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四部分组成。此墓清理前已遭破坏，出土了木棺板画、金银器、丝织品等文物。

该墓墓道朝向东南，甬道口封门墙外发现两具马骨。墓室拱顶，前室平面近方形；后室平面为方形，门用石块封堵，顶部置顶蓬，后壁镶制松木板，板面上绘十二生肖图。后室正中南北向放置一木棺，尸骨仰身直肢，头南脚北，男性，身穿多层衣服。

对于该墓葬的族属，有吐蕃说、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说、突厥可汗说等不同的看法。其中仝涛曾根据大长岭墓葬的形制构造、随葬品特征等分析推定大长岭墓的年代可能会在766－848年间，认为这类墓葬与其他吐蕃墓葬的主要区别是地表不设封土，或仅有简易的封堆，流行彩绘木棺和仰身直肢葬式，墓主极有可能是一位吐蕃军队的高级将领，很可能与吐蕃化的吐谷浑人有密切联系。笔者同意该墓主人为吐蕃化的吐谷浑人。

以上列举的三座墓葬，主要集中在青海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及其周边，墓葬的年代多在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中期，属于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的遗存。三座墓葬虽然未发现与墓主人身份相关的直接证据，但发掘者与研究者都主张墓主人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贵族。是因为这三座墓葬在形制上表现出吐蕃墓制的因素，遵守吐蕃墓葬的等级制度，而与族群文化关联更密切的葬俗却表现出与吐谷浑相关的共性。因此，它们均应属于被吐蕃制度化的吐谷浑贵族墓葬。

四 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贵族墓葬特征

灭国后亲蕃的吐谷浑贵族在吐蕃的扶植下建立起吐谷浑邦国，吐蕃王朝通过政治联姻笼络和控制吐谷浑贵族，“以‘舅甥关系’为核心的‘吐蕃式’统治秩序的建立，不仅强化了吐蕃对吐谷浑的控制，同时也加速了吐谷浑上层‘吐蕃化’的进程”。吐谷浑贵族通过“姻亲关系”强化其在吐蕃王朝中的政治地位，自愿被吐蕃王朝“体制化、制度化”。就墓葬而言，吐谷浑贵族遵守了吐蕃王朝的墓葬等级制度，甚至可以说被“吐蕃化”了，墓葬形制呈现出诸多吐蕃葬制的特点，但却与典型的吐蕃陵墓仍有差异，在吐蕃墓制中存在吐谷浑族和中原汉文化的元素。

以青海都兰为核心的柴达木盆地东南沿是吐谷浑的故地，这里考古发现的吐蕃时期的高等级墓葬，被认为是吐谷浑贵族的墓葬。这些墓葬在葬制、葬俗、随葬品等方面与吐蕃王朝时期西藏发现的墓葬有极其相似的特征；同时墓室发现壁画，出土丝绸、漆器等中原汉地的器物，表明吐谷浑政权受汉化影响较深；而墓道殉马、烧饭祭、碎物葬、梯形彩绘木棺等葬俗又带有明显的吐谷浑文化特质。

以身份信息明确的2018血渭一号墓（阿柴王陵）为基准，下文将结合前节三座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墓葬，从墓葬形制与葬俗两方面归纳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贵族墓葬的共同特征。

（一）墓园与封土

古代墓葬地面设施包括墓园与封土，这是等级与身份的标志。无论是在唐朝还是吐蕃王朝内，封土与陵园均为贵族所使用。唐代墓葬地面设施可分为仿帝陵级、单垣覆斗形大墓、圆形封土堆墓和无封土堆墓四个级别，其中前两个等级和五品以上官员的圆形封土墓均在周围设置垣墙并放置石刻。目前，西藏吐蕃时期墓葬考古也取得了重要收获，除琼结藏王陵的考古调查外，部分吐蕃墓葬还进行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对吐蕃时期的墓葬有了比较直观清晰的认识。西藏地区吐蕃时期的墓园，仅明确发现于琼结藏王陵穆日山陵区的1号陵附近，通过考古发现了贯穿1号陵封土西北边缘的吐蕃时期陵垣石墙，目前尚不清楚石墙是否延伸到了1号陵的其他三边，但1号藏王陵可能有自己独立的陵园建筑。封土石室墓是青藏高原古代墓葬中发现数量最多、地域分布最广、墓葬布局最为密集的一类墓葬。如列山墓地是典型的吐蕃墓葬，共有墓葬200余座，基本均为封土墓，形制多样，高等级大墓封土多为方形与梯形。

2018血渭一号墓是吐谷浑王陵，其陵园与封土比附吐蕃赞普的王陵建造。这是遵守吐蕃墓葬制度的具象表现，是吐蕃化的典型证明。

2018血渭一号墓发现完整的单体陵园，陵园平面呈方形，东西长33米、南北宽31米，茔墙下部用石块砌筑，其上为土坯墙体。陵园东北隅有祭祀建筑，内发现与祭祀相关的遗存：焚骨燎祭的羊肩胛骨和一根斜插入地面的方形“杂木”。这些遗存印证了《旧唐书·吐蕃传》的记载：“其赞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尝所乘马弓剑之类，皆悉埋之。仍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其中所记“大室”“杂木”，与2018血渭一号墓东北角祭祠建筑的相关发现相吻合，证明该墓或比附赞普级别。

其次，陵园内有方形覆斗状封土，封土被四周的土坯墙围护。这是目前已确定的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贵族墓葬中唯一明确有封土者。此类封土在唐墓地面设施中属于第二等级，属太子与嫡出公主专用，可见2018血渭一号墓封土形制与“外甥阿柴王”的身份相符。同样地，2018血渭一号墓也可与西藏吐蕃时期的高等级墓葬相参照。在西藏吐蕃时期列山墓地中发现的大型墓葬，其封土规模与2018血渭一号墓相当，其墓主通常被认为属于吐蕃王室贵族或地方高级统治者。藏文文献记载，松赞干布的王陵：“其陵（范围）之大小为一由旬，其陵内建有神殿五座……建四方形陵墓始于此”。琼结藏王陵中，被比定为松赞干布陵的1号陵，经调查与实测，其封土平面接近方形，顶小底大呈覆斗形。琼结藏王陵西陵区1、2、3号陵的封土也均为覆斗形。松赞干布王陵的封土基盘长130米、宽124米，现存高度18米，其陵墓之雄伟，远非吐谷浑王陵可比；同时从琼结1号陵园的茔墙结构来看，也可知吐谷浑王陵应为比附赞普王陵修建的。尽管2018血渭一号墓与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的松赞干布陵园、封土形制均相同，但其规模、用材要逊色很多，这也与其身份、地位相吻合。

哈日赛M5的墓园平面呈凸字形，由茔墙围合〔图五〕。墓园南北长23.1米、东西宽6.6－17.5米，未发现祭祀建筑，从墓园设施及规模来看，其地位低于2018血渭一号墓。

图五 哈日赛M5平、剖面图

泉沟一号墓据地面观察，似无封土遗迹；大长岭墓葬也并未发现封土。目前看来，除2018血渭一号墓外，甘青地区身份较为明确的吐谷浑贵族墓大多未发现封土，这可能与吐谷浑的葬俗有关。许新国曾指出，判断吐蕃时期吐谷浑墓葬的先决条件就是封土的有无。文献所载的鲜卑葬俗为：“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这说明吐谷浑原本的丧葬习惯为潜埋，地表不设封土和墓园建筑，青海德令哈等地可能属吐谷浑时期的墓葬，地表均未见封土，无封土的墓葬可能延续了鲜卑潜埋的习俗。

（二）墓道与殉马

墓葬方向是墓主身份和族群的标识，更是文化认同和信仰的具象。墓道朝向代表墓葬的方向。2018血渭一号墓、泉沟一号墓坐西朝东，墓道东向。哈日赛墓地五座“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墓道均朝向东南。肃南大长岭墓葬的墓道也为东南向。普遍向东的墓道方向，可能与游牧民族崇敬太阳、东向拜日的习俗有关；游牧人群的冬季牧场也通常是在一个避风山谷的向阳坡上。这种尚东的传统在文献中有相关记载。《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引《魏书》云：“以穹庐为宅，皆东向。”《梁书·诸夷传》记载：“无城郭，毡屋为居，东向开户。”《北史》描述突厥，“可汗恒处于都斤山，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此外与墓葬朝向相同的还有都城遗址。吐谷浑的都城伏俟城为吐谷浑王夸吕所建，有内外两重城，其中内城位于外郭中心位置，仅东墙有门，内城中的宫殿基址也朝向东方。以上特点大概都是沿袭了鲜卑人“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的旧俗。

殉牲是古代游牧民族丧葬的重要习俗，也是某种宗教仪式和信仰的表现，同时具有标示墓主身份地位的作用。墓道殉牲，一般直接把牲畜放置在墓道中，墓道承担了殉牲坑的功能。据考古发现，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贵族和归附唐朝的吐谷浑王族均存在墓道殉马现象。墓道殉马是辨识唐代吐谷浑文化遗存的重要线索。

2018血渭一号墓在墓道中专门挖出南北向的长条状坑，七匹曾有过骑乘经历的马被先行处死后放入坑内，马匹骨骼完整，年龄、性别都很统一，可能经过刻意挑选，马头的方向朝东，与墓道的方向一致。这种较为特殊的于墓道设置殉牲坑的做法，可能与吐蕃影响有关。条状殉牲坑常见于西藏地区吐蕃时期高等级墓葬的墓前空地上，且在其内殉马多匹。由于2018血渭一号墓系吐蕃化的吐谷浑墓葬，可能采取了将吐谷浑墓道殉马与吐蕃条状坑整马殉葬习俗相结合的做法，属墓道殉马的一种变体。

大长岭墓葬在墓道殉葬两具完整马骨，两马相对而置，头向与墓道方向一致，朝向东南。

哈日赛墓地M5墓道中未发现殉马，但M1、M2、M8、M9、M10墓道底部近墓门处皆有整马殉葬的现象，马匹数量为1至3匹不等。哈日赛墓地M5、M7以及泉沟一号墓均未发现殉马，其中原因不明。

甘肃武威吐谷浑王族墓群为663年吐谷浑灭国后归附唐朝的吐谷浑王族及其后裔。近年来发掘的墓葬墓主身份、族属明确，已公布的墓葬均发现墓道殉马现象。喜王慕容智墓的墓道北端见有殉牲，从扰动后回收的骨骼判断，计有整马两匹，并散见有羊骨。马场滩M2墓道殉马一匹，马场滩M1墓道殉马三匹，长岭M1在墓道殉马两匹。

作为游牧民族的吐谷浑，对马特别重视，养马业发达。马在吐谷浑人的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马是生产、交通、战争等必不可少的装备，“其刑罚：杀人及盗马者死，余则征物以赎罪……”墓道殉马是辨识唐代吐谷浑文化遗存的重要线索。综合来看，武威吐谷浑慕容家族的墓道殉马习俗得到了更为严格的贯彻；青海地区则产生了诸多变化，遵守并不严格；尚未形成统一规制。

（三）碎石层与棚木

碎石层与棚木的组合是吐谷浑贵族墓葬中常见的搭配，体现了对墓室安全和牢固的要求。2018血渭一号墓、哈日赛M5和泉沟M1均在棚木墓顶之上发现了碎石层，且棚木数量以11或13根居多，甚至个别墓室铺双层棚木。碎石层与棚木的组合可能暗示了一种固有的搭配方式与建造理念。

碎石层具有维护墓葬密封性与安全性的作用。以棚木作墓顶，可能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一种选择，或与当时青海地区多树的自然环境有关。此种组合在吐蕃时期的墓葬中并非个例，热水墓群察汗乌苏河南岸已经发掘的四座墓葬中，99DRNM2、99DRNM3、99DRNM4均在墓顶覆盖一层碎石层，其下平铺棚木；哇沿水库M19为一座砖室墓，墓室四壁用砖砌成，顶部由10根棚木组成，上铺砾石。碎石层与棚木的使用最开始可能是吐谷浑人因地制宜建造墓室的结果，但在吐蕃与吐谷浑持续的文化交流中，吐蕃人或许也借鉴了此种墓葬构筑方式。西藏朗县列山墓地的封土石室墓M155，墓道石块堆积以下为八根圆木横向排列构成的墓顶。可见碎石层与棚木具有较为广阔的使用范围，这大概得益于青藏两地密切的文化交流。

大长岭墓葬为洞室墓，墓顶拱形，上置顶篷，顶篷用两根直径为8厘米的圆椽子为横梁，上挡13根长木条。大长岭墓葬整体受唐朝文化影响更为明显，但其在拱顶部分置长木条，类似青海地区以棚木为墓顶的做法，背后应有相同习俗的影响。

（四）多室与壁画

墓室的多少、大小、结构及其内部设施等能够反映墓主人生前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唐代发现的双室砖墓，其墓主人绝大多数为一二品的高官显贵。多室是吐蕃统治下吐谷浑贵族墓葬的特征之一，但显然不是受唐文化影响。2018血渭一号墓由主室和四个侧室构成，每个墓室的功能各不相同。泉沟一号墓的墓室由前室、后室和两侧室构成四室，后室西壁外侧还有小暗格；哈日赛M5的墓室由一道南北向的隔断分为东西二室。大长岭墓葬的墓室由前、后室构成双室。青海地区吐蕃统治时期的多墓室结构，一般常分为前室、后室，有些还带有侧室。这与以石块和木材垒砌的吐蕃高等级大墓的形制结构可相吻合。据《贤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的陵墓“陵内建有神殿五座”，可以推断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贵族墓的多室结构应是效仿了吐蕃早期高规格墓葬的特征。2018血渭一号墓的五室结构，与“五神殿”相契合，显然是吐蕃化的结果，遵守了吐蕃早期高规格墓葬的制度要求，五室的结构也与其吐谷浑王的身份相符。

2018血渭一号墓和泉沟一号墓均有前、后室，且都带有侧室，在墓室均发现壁画，这是迄今为止在青海地区发现的该时期仅有的两座壁画墓。2018血渭一号墓墓室四壁均绘壁画，多已脱落，局部残存于北壁和东壁。壁画内容已无法辨识，仅见一些黑彩和红色线条。壁画地仗层包括白灰层与草拌泥层。泉沟一号墓的墓室壁画保存较好，前后室四壁均绘壁画。前室东壁墓门南侧绘制“仪卫图”，南部壁画根据留存照片分析主要描绘“乐舞图”，北壁似为狩猎图像，西壁南侧壁面隐见有汉式木构建筑轮廓。后室北壁是进献动物图，西壁为居帐图，墓顶北半部可见云气、飞龙和仙鹤，南侧绘天象图。

在墓室绘制壁画是中原传统。壁画作为墓葬的装饰，从西汉开始，唐代更为盛行。在青海地区发现的壁画墓，与其毗邻唐朝有关，受唐墓壁画装饰元素影响十分明显。首先，2018血渭一号墓与泉沟一号墓壁画的营建方式和中原内地一致，均在墓壁先铺地仗，再于其上作画。其次，从壁画内容观察，泉沟一号墓前室仪卫图像人物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黑带”，与唐墓壁画仪卫人物服饰相似；且南壁乐舞图的内涵与表现形式更接近唐墓乐舞壁画的意蕴；西壁则更为直接地描绘汉式木构建筑；种种都鲜明地体现出壁画绘制中的中原风格。后室的进献动物与生活起居场景则在青海地区的棺板画中较为常见，其中的赭面人物及帐篷与吐蕃生活密切，整体吐蕃风格浓厚。前室中的唐风因素或代表墓主对唐文化的向往与倾慕，后室作为死者尸体的存放空间，明显地体现了与制度认同相关的吐蕃风俗。

根据泉沟一号墓壁画绘制的风格和技法，推测其画师很有可能来自唐朝境内，壁画所表现的内容借鉴了唐朝的仪卫制度和丧葬观念，以唐墓壁画为粉本参照系的特点较为突出；同时，使用唐朝所流行的娴熟技法描绘高原地区的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反映了当时唐、吐蕃，以及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与青海其他民族间文化的互相渗透、互相借鉴、交融与共。

（五）梯形彩绘木棺

彩绘木棺，即指在以木棺为葬具的基础上，对木棺用漆画进行装饰后形成的特色葬具。青海地区发现的彩绘木棺，应是吐谷浑传统的延续，是深藏于鲜卑族文化之中的遗传密码。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贵族墓葬中，普遍发现了梯形彩绘木棺，表明其为吐谷浑葬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8血渭一号墓中的棺板残件内侧髹黑漆，表面施彩绘并有贴金，但彩绘内容已无法辨识，仅见红色、黑色线条，似花卉或云团等纹样。

泉沟一号墓前后室均散落有彩绘漆棺残件，彩绘内容有骑马行进人物、兽面、飞鸟、花卉、云团及几何图案等。根据棺板的形制初步推测为一头大一头小的梯形彩绘漆棺。哈日赛M5墓室内的彩绘木棺在发现时仅存两块侧板，东侧板图案已破坏殆尽，西侧板尚可辨有数名人物形象和马头部，具体形状不明。哈日赛墓地M4、M7的规模虽小，也仍发现了无彩绘的梯形木棺。故M5木棺为梯形的可能性较大。

大长岭墓葬的木棺，虽未在简报中提及形状，但其中描述的“前橔”与“后橔”应该就是木棺的前后挡板，两挡板尺寸相差较大，构成长方形木棺似乎不太合理；再结合墓葬平面图中木棺形状也呈现出两窄边不同宽的情形，如此则更倾向于认为大长岭墓葬的木棺也为梯形样式。

使用梯形木棺是鲜卑一族的传统。一般认为，拓跋鲜卑墓葬的特征之一为：无论木棺还是土穴都是前宽后窄的形制，拉布达林、扎赉诺尔、七卡等墓地基本均体现此特征。后在北燕贵族冯素弗墓、山西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墓以及智家堡北魏墓葬中都发现了梯形彩绘漆棺，可见这种前宽后窄的梯形木棺应是鲜卑族葬具使用的传统与惯例。这四座墓总体上较为严格地贯彻了彩绘梯形木棺的传统，且青海地区的墓葬似乎更为明显地表现出彩绘梯形木棺与高等级大墓的单向对应关系。

通过以上归纳，可初步总结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贵族墓葬在墓葬形制与葬俗方面的考古学特征。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贵族，在国家认同的约束下，吐蕃化是其重要表现，特别是在丧葬制度方面；墓主身份明确的2018血渭一号墓，遵循吐蕃贵族葬制，是典型的吐蕃化墓葬形制。同样，归附唐朝的吐谷浑可汗诺曷钵三子喜王慕容智墓，则契合唐早、中期高级官员的墓葬形制。可见某一族群进入其他族群文化官僚体制社会时，其墓葬形制与族群文化之间呈现出相脱离的状态。墓葬往往是墓主的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交织下的具象表达：在葬制方面，高等级墓葬的国家认同表现更为明显，能够显示出对于“吐蕃化”或“汉化”的倾向性；在政治文化认同的前提下，墓葬葬俗则是其族属文化表现的核心。葬俗产生于族群适应环境而积累起来的经验，这是在族群发展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又慢慢沉淀下来的，是意识形态中最底层的内容，多表现在葬式、葬具等方面。

五 余论

“丧葬制度，作为一个族群对其族属‘记忆’的选择与表现，反倒能够揭示出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与主观认同。”丧葬是族属的核心表现，是文化认同的指标。而被征服的吐谷浑贵族，为表现对吐蕃的臣服，必须自觉采取吐蕃墓葬形制，遵守吐蕃的墓葬等级制度，这是政治认同的前提，因此在墓葬形制上体现出突出的吐蕃因素。

综合来看，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贵族墓葬表现出两重认同体系。首先作为吐蕃征服的结果，吐谷浑亲蕃贵族依附吐蕃王朝，通过姻亲关系获得吐蕃政权的认可，且能维持较高的政治地位，表现出对吐蕃政权与文化的高度主观认同，反映在墓葬制度上，则是吐谷浑亲蕃贵族的墓制与吐蕃王室墓制的高度契合。2018血渭一号墓是典型的吐蕃化的吐谷浑王陵，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贵族墓葬的辨识提供了一个标准，墓中使用吐蕃王朝的墓葬制度元素，体现出鲜明的吐蕃特色：比如方形陵园与覆斗形封土、多室结构等；“外甥阿柴王之印”同样表现出了将吐蕃置于重要上级地位的含义。被征服的吐谷浑人使用吐蕃的墓葬规制，遵守吐蕃的墓葬等级制度，这是墓主的政治文化认同选择。其次，青海地区保留了吐谷浑邦国的行政体制，即使在对吐蕃国家认同的大背景下，本族群的文化因素在墓葬中体现得并不浓烈，但墓中仍然可见吐谷浑贵族保留了对本族的民族认同，比如墓道朝东、墓道内殉马、使用彩绘梯形木棺等。这些作为吐谷浑本族的葬俗，在全新的吐蕃化墓制之中仍得到了表现和渲染，这些元素才是考察墓主族群文化是否发生变化的重要因子，即民族认同的范畴。这也是陈寅恪所谓的“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此点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与文化和族群相关的两种元素在墓葬中一明一暗交相呼应，从而引起了墓葬族属判断上的争议。

吐蕃与吐谷浑均为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相同的生活环境与生产方式，导致其在葬制葬俗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因而针对任何一座墓葬的族属问题，都需通过谨慎、综合的判定再得出结论。对于古代民族融合地区的墓葬研究，特别是墓主人族属的判定，切忌简单化、教条化。族属和物质文化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及其对所处政权的认可等关系密切。

公元7－9世纪，吐蕃对被征服的河西、陇右和青海地区大力推行吐蕃化统治，使杂居此地的吐谷浑、羌、汉、党项等西北诸族在服饰、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各方面吐蕃化，但在通婚、杂居的过程中彼此相濡互化，互鉴交融，促进了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身居青海故地的亲蕃吐谷浑也主动融入吐蕃文化中，其文化面貌多元而复杂，既体现出显著的吐蕃文化特征，也保留了自身长久以来的传统。同时因吐谷浑长期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加之毗邻唐朝，唐朝的文化习俗、器物制度等亦在贵族墓葬中有所体现。这一时期的遗存，特别是墓葬，是这种复杂而多元的文化的具象反映，也是西北诸民族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物化见证。

考古学族属研究，往往是基于物质文化来构建，其所提供的是一种静态的参照系。在不同的社会背景里，与族群身份相关的物质文化会呈现一种相互重叠和复杂的网络结构。吐蕃占领吐谷浑故地后，继续向外扩张，势力不断壮大；“安史之乱”后，吐蕃夺取河陇地区，统治河陇各族近百年。吐谷浑故地与河陇地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贵族墓葬传递出既相同又不同的族属信息，大大增加了族属判断的复杂性。加之吐蕃统治区域的墓葬遭后代不同程度的被盗或破坏，丧失了墓主身份的关键信息，增加了墓主族属辨识和判断的难度。囿于有限的考古材料，完整的特征归纳还需要更多新出土材料的补充和支持。相关研究更需要精细化的科学发掘，扎实地对墓葬及出土器物开展考古类型学的分析，并充分汲取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生物学等相关研究成果，从多学科的视角思考物质与身份认同的关系，经过索隐钩沉和细致分析，方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正道。

［作者单位：韩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王润涵，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