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伴侣蔡和森与向警予的血色浪漫

本文转自《新周报》，据《名人传记》、《新民晚报》、《北京日报》等

导读：“革命夫妻有几人，当时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气巍然并世尊。”这是新中国诞生前夕，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缅怀红色革命伴侣蔡和森与向警予的诗句。1919年底，向蔡两人一起赴法勤工留学，随后结成革命伴侣，“向蔡同盟”遂成革命佳话。这对志同道合的革命斗士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双双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作为向警予和蔡和森唯一的女儿，蔡妮生前回忆了烈士父母的革命人生。

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爱人

父亲（注：指蔡和森，本文作者蔡妮是蔡和森的女儿）1895年生于上海江南机械制造总局的一个小官员家里，1913年秋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年春，毛泽东由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第一师范学校，他们同在一个年级学习。由于共同的志向，他们俩结成志同道合的学友，经常一起讨论治学、做人等问题。

蔡和森

1917年6月，父亲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他没有回家去，而是与毛泽东寄居在半学斋杨怀中先生的寓所，继续共同探求救国道路，准备建立革命团体。

1917年秋，父亲动员祖母（注：葛健豪），把全家迁到岳麓山荣湾镇刘家台子住下来。从此，这里成了父亲和第一师范学校同学毛泽东、罗学瓒、张昆弟等青年畅谈理想、探讨人生观的场所。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要改造社会，光靠几个人的力量不行，必须集合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结成坚强有力的团体。于是，1918年4月，他们在父亲家里正式成立新民学会。

为使新民学会向外发展，1918年6月23日，父亲受学会委托，赴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这时，杨怀中先生已应聘到了北京大学当教授。经杨老师介绍，父亲来到留法俭学会，与李石曾等人取得了联系。1919年12月25日，父亲与祖母葛健豪、妹妹蔡畅以及向警予（注：后成为父亲的第一任妻子，我的母亲）一起在上海乘坐“央脱莱蓬”号法国邮船赴法勤工俭学。

父亲和母亲是同年出生的，母亲只比父亲小5个月，她与我的姑姑蔡畅是同学。通过蔡畅，她结识了父亲与毛泽东等进步青年，并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母亲是新民学会第一个女会员。

在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轮船上，“向蔡同盟”的爱情之舟扬帆起航。

影响毛泽东杨开慧走进婚姻殿堂

经过35个昼夜的海上航行，父亲等30多人辗转抵达巴黎。在巴黎逗留5天后，他们到达法国的一个小县城蒙达尼，正式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活。

1920年5月，父母在蒙达尼正式结婚。这虽然是个简单的婚礼，却轰动了蒙达尼全城。看热闹和祝贺的人们不仅有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同学，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蒙达尼人。

蔡和森与向警予

他们的结婚照堪称“向蔡同盟”最真实的诠释：一对马克思主义的虔诚信徒并肩坐在草坪上，共同捧着一本打开的《资本论》。不仅如此，婚礼上，二人还将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作编印成书，题为《向上同盟》，分赠给大家。

远在东半球的毛泽东收到诗集后，“为之一喜”，表示十分赞赏他们自由恋爱的行为，认为这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应该成为大家的榜样”。受此影响，1920年冬，毛泽东和杨开慧也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有趣的是，在此之前，父亲和母亲两人都曾立下终身不婚的誓言。1918年，“湘江三友”毛泽东、萧子升和我父亲一起来到岳麓山爱晚亭谈古论今。当谈到个人婚姻问题时，毛泽东首先提议为寻求救国真理，甘愿终身不娶。对此倡议，父亲和萧子升深以为然。岂料时间才过去一年，父亲便率先食言。

两次向毛泽东提议建党

当时，在留法勤工俭学青年中，存在着各种思想倾向，为了把大多数留法青年团结起来，父母结婚后不久，便与李维汉等商量，决定邀集散居法国各地的13名新民学会会员到蒙达尼聚会，就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

父亲率先明确地提出“应该效法俄国的榜样，而且应马上进行”。他还在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两次写长信给在国内的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注：“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就是我父亲在这封信里第一次提出来的。）父亲建议毛泽东立即物色人物，着手建党的准备工作，说：“此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父亲的信让当时同样满怀报国热情的毛泽东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于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给父亲写了两封回信。信中毛泽东热情地回复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还告诉父亲，“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陈仲甫（即陈独秀）先生等已进行组织”。

随后，母亲分别向法国各地的学生组织负责人写信，宣传马克思主义，陈述建党的当务之急。1921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成立，周恩来任书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她是我党唯一的女创始人。”

寄望孩子“在自由天空飞翔”

从法国留学回来，父母一同参加了中共“二大”。会后，父亲担任了中央第一任宣传部长，母亲担任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

那时，我们家租住在上海公共租界一个阁楼上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阴暗潮湿。在那艰苦的岁月，家里经济拮据，平日不得不靠朋友和同志们的资助。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父母亲白天工作，夜深人静之后，用笔名给一家杂志写文章，以换取微薄的稿酬。

当时父亲负责主编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他整天埋头看稿、改稿、写稿，足不出户，连说话都舍不得多占时间。有时哮喘病发作，气喘得像拉风箱，他也不肯休息。冬天，实在冷得受不了，父亲只好烧一两张废稿纸暖暖冻僵的手，然后又埋头编稿。

向警予

1927年3月，受党派遣，母亲从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归来，去了大革命的中心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长。

当时正值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前夕，武汉形势日趋严峻。1927年底，武汉年关暴动败露，湖北省委机关遭到彻底破坏，很多同志被逮捕杀害。母亲却不顾个人安危，与省委工运部的女同志张金保一起，坚守接头点，保持与各方面的联络，组织人员疏散隐蔽。

1928年3月中旬，因叛徒出卖，母亲和助手陈桓乔一同被捕了。几位留法的女同学，通过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的关系，到牢房探望她，母亲却泰然自若：“死算什么！我早决定必死，为主义牺牲，视死如归！”

不过，母亲没有忘记自己的孩子，至今我还记得母亲在牢里给我们写的信中的那首诗:“小宝宝，小宝宝，妈妈忘不了!……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

“革命是杀不完的……”

1928年5月1日，母亲比平日起得早，特地换上那件在法国结婚时穿过的油绿色旗袍。她走到铁窗前，默默注视着曙色初现的天空，轻轻地对陈桓乔说:“五一，记得吧!”陈桓乔点点头。

5时零5分，牢门突然打开，一匪徒大声喊叫母亲的名字，母亲回过头来，神色自若，从容走出牢房。沿途观者人山人海，母亲一路奋力高喊，做了人生最后一次演讲:“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向警予，为解放工农劳动大众革命奋斗，流血牺牲!反动派要杀死我，可革命是杀不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动派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匪徒们慌忙扑上去，拳打脚踢，不许她开口，母亲挣脱束缚，头一昂，奋力高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残暴的匪徒掐住母亲的脖子，抓起地上的石子泥沙塞进她的嘴里，又用皮带扎住她的嘴巴和双颊，鲜红的血从她嘴角流出……

33岁的母亲慷慨就义，最终践行了她的誓言:“一点泪一点血都应为我们的红旗而流!”

一个月后，正在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的父亲，得知母亲牺牲，悲痛万分，于6月22日挥笔写下了泣血浸泪的悼文《向警予同志传》。

母亲牺牲3年后，父亲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那是1931年的3月，父亲前往香港，住在一个洋酒罐头公司的楼上。不久，大叛徒顾顺章也跟踪到了香港。6月上旬的一天，海员工会要开会，组织上考虑到形势危急，让他不要去参加，但父亲觉得不去放心不下。6月10日上午11时左右，父亲不顾个人安危赶到了会场，挽救了许多海员工会人员，可他自己却被等候在那里的叛徒和特务抓住了。

父亲在狱中受尽酷刑，遍体鳞伤。1931年8月，父亲被害，年仅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