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状元的星涂！千年科举第一榜是如何诞生的？

嘉祐二年（1057年），汴京（今开封）春意盎然，百姓欢庆冬去春来。然而苏氏兄弟却因科举考试成绩而心神不宁，无心共赏这春日佳节。

这对兄弟就是二十岁的苏轼和他十八岁的弟弟苏辙。他们不知道，几天后，他们的名字将通过科举排名载入史册。与他们一同被“龙门”（一个著名的科举考场）录取的，还有程颢、张载、曾巩、章惇和王韶等名人——他们中有“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新儒家的两位创始人，九位宰相，以及二十四位其他人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宋朝的史册中。

科举观榜图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于是，“千年科举第一榜”，就此横空出世。

这“千年第一榜”靠的不仅仅是名人考生的数量，同时，它对中国历史、经济、政治的发展，可谓是深刻而绵长。

科举制度自隋唐时期创立后历经数百年演变，至北宋仁宗年间已臻成熟。北宋初期，科举名额有限且程序存在疏漏，致使众多才俊人才流失。后来，张元在科举考试中落榜后投奔西夏叛乱的事件，更凸显了朝廷选拔人才的举足轻重。

嘉祐二年（1057年）起，科举废除了淘汰制，仅保留排名功能。这项改革缓解了考生在最后关头可能落榜的焦虑，使他们能充分展现文学才华，向朝廷呈现更真实、更全面的知识与见解。改革后制度得以延续，此后除个别例外，科举普遍采用“等额定额”选拔制度。

随着严格执行“锁院制”“糊名制”“誊录制”三大制度，作弊行为在源头就被有效遏制。考官需在考场外的封闭区域隔离30至50天，考生试卷则被密封并隐去姓名。这些文件由专人誊录后提交考官评审，确保选拔过程以能力而非人脉为标准。这项改革为出身寒微的学生和有才华的个体创造了向上流动的机会。与此同时，朝廷大幅扩大了科举名额。宋朝初期，进士考试每届仅录取数十人。到真宗皇帝时期，这一数字已增至百余人。仁宗皇帝在位期间共举行13次进士考试，每届平均录取300余名考生——是宋初规模的数倍。

而嘉祐二年（1057）科举考官的人选，也是宋仁宗苦思良久的结果。

欧阳修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主考官欧阳修，其声名在当时乃至今日都家喻户晓。年近五十的他不仅是文坛中处于核心的人物，更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他曾在御书局担任校对官，负责文书编纂与诏书起草，还历任地方官职，对官僚体系和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理解。目睹科举制度中根深蒂固的弊端后，他上奏改革奏章，展现出对朝廷真正需要人才的清醒认知。副考官梅尧臣开创了宋诗“平实不华”的风格，与欧阳修共同参与古文运动，秉持相似理念。韩绛、王珪等考官亦将文学造诣与政治远见相结合。整个考官团队以严谨统一、务实求真著称。

那么，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考核标准呢？主考官欧阳修对此有自己的思考。

当时的北宋科举考场，流行“太学体”。

顾名思义，“太学”起源于朝廷御学。北宋初期，御学作为国子监下设的三大机构之一存在。虽然国子监是首都的官方学府，但生源稀少且管理松散。据《儒林公议》记载，该学院“生员不足三十人，多为尚未完成学业的孩童”。对于谋求官职的科举考生而言，这里更像是“试用与荐举”的临时跳板。待科举目标达成后，学子们便会集体离校——“离校者即遭解职，无人愿留”——因鲜有人愿意在此长期求学。这种萧条停滞的局面在庆历四年（1044年）发生转变：御学脱离国子监独立建制，招生规模大幅扩大。国子监仅招收“首都七品以上官员之子”，而御学则向“八品世家及平民中的优秀人才”开放，显著拓宽了招生范围与影响力。在管理方面，御学最初实行“每日出勤制”以遏制旷课现象。尽管这项规定后来被废除以接纳贫困偏远地区的学生，但其执行标准却日益严苛。在师资培养方面，学院聘请了以‘崇尚古籍、恪守学术’著称的史杰等学者担任讲师，不仅传授科举备考技巧，还每月通过‘诗文、散文、论文及策论’等考核形式进行选拔。

石介对于当前“文学荒芜贫瘠”的现状深感忧虑，主张写作应以道德教化和仁爱为重，而非追逐“时下潮流”。他主张引导学者改革繁复的散文风格，最终以复兴体现“道”的古籍为宗旨。然而他对古典散文的诠释刻意强调晦涩与怪诞。当时许多教官和考官都认同他的偏好。在石介的推崇下，学生们竞相采用奇特的表达方式和非传统的结构，刻意摒弃平实的文风。他们将晦涩视为“古雅风范”，将怪诞诠释为“精神境界”。

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虽空洞肤浅，形式却凌驾于内容之上，能瞬间吸引眼球，与普通科举试卷形成鲜明对比。许多考生为博取考官青睐纷纷效仿，由此催生了北宋中期盛行的‘太学体’（即科举专用文体）。然而这种趋势很快引发反弹。1046年（庆历六年），同知贡举张方平上奏《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奏》，明确要求禁止石介“太学新体”：今贡院考所试，赋有至八百字以上，每句有十六、十八字者，论有一千二百字以上，策有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条陈他事者，以为不合格，则辞理粗通。如遂取之，则上违诏书之意，轻乱旧章，重亏雅俗，驱扇浮薄，忽上所令，岂国家取贤敛材，以备治具之意耶？

然而，太学体的主流风格根深蒂固，一时难消。作为首席考官的欧阳修，始终坚持“文学当以道德教化为宗旨”的原则，大力推崇通俗易懂、自然流畅且内容充实的文章。他致力于在保留古典文学精髓的同时确保表达清晰，对当时盛行的太学体风格深恶痛绝。在此次科举考试中，他决心彻底根除这种“不良风气”。因此，“非太学体”就成为了选拔考生的首要标准。

欧阳修的阅卷标准导致许多痴迷太学文体的学生落榜。最具代表性的是太学文体的代表人物刘几。这位以怪诞文风著称的学者，在科举考试前就已声名鹊起，欧阳修早有耳闻。在阅卷过程中，欧阳修发现一张试卷开头写着晦涩的“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当即认定这是刘几的答卷。他毫不犹豫地批注“秀才刺，试官刷”予以黜落。后来经核实姓名确属刘几，此举成为欧阳修革除太学体的标志性事件。

与此同时，欧阳修对那些既通俗易懂又内涵深刻的文章格外青睐。据说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时，被其自然质朴的文风、层层递进的逻辑论证以及思想深度与表达力量所打动。他最初想将其列为第一，但担心其文风与弟子曾巩相似，且可能被批评为偏袒，造成非议，最终勉强将其排在第二。除苏轼外，苏辙、曾巩等人的文章也因契合欧阳修崇尚朴实直白的写作风格而备受赞誉。在批改试卷后，欧阳修甚至与同考官共同审阅，详细解释了评分标准。

严苛的标准引发了许多“太学体”而未能通过科举考试的考生们的不满。有人甚至写下了《祭欧阳修文》寄往其家中，咒骂侮辱。更有甚者，人群聚集在考场外，通过喧嚣和诽谤制造混乱。然而，经此一役，“太学体”很快就被淘汰了。不久后，欧阳修所设想的朴实实用的写作风格便成为文学界的主流趋势。苏轼后来在《六一居士集叙》的序言中评论道：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直至南宋，人们仍在怀念欧阳修的贡献：我国朝四叶文章最盛，议者皆归功于我仁祖文德之治，与大宗伯欧阳公救弊之力，沉浸至今，文益粹美，远出乎贞观、元和之上，而进乎成周之郁郁矣。（王十朋《策问》）

北宋文学的繁荣归功于仁宗的文学治理和欧阳修的文坛变革，这足以表明这场文坛变革对宋文学传统有着深远的影响。

欧阳修所拔出来的这榜人才，支撑了北宋中后期文坛和政坛的半壁江山，此话绝非夸大其词。

苏轼和苏辙，天才少年，兄弟同登进士榜，声名鹊起，风光无限。晚年时，苏轼在诗中追忆道：“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苏氏兄弟出生于四川眉山，自幼浸润于家族学术，形成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和独特的文风。苏轼的写作思想奔放、文笔自然，无论是在政论文章还是诗歌中，都将思想深度与文学魅力融为一体。而苏辙则沉稳内敛，擅长对时政议题进行犀利剖析，并提出独到见解。

苏轼 苏辙 图片来源网络

中第后，苏轼兄弟二人开始了仕途生涯。苏轼在地方任职期间，修建了苏大堤、修复了西湖、改善民生，留下了卓越的政治成就。在文学领域，他兼容并蓄，开创了大胆奔放的词派。他的诗歌、书法和绘画成就非凡，塑造了北宋中后期的文学风貌。而苏辙则致力于治国理政与学术研究，官至尚书右丞。他以在朝直言不讳著称，并频繁参与重大国策讨论。他的诗文以严谨深邃闻名，与兄苏轼、父苏洵并称“三苏”。他们被尊为“唐宋八大家”，是中国史上永恒的文学遗产。

曾巩与苏氏父子齐名，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此时年已三十九岁。虽自幼成名，却屡次科举落榜。此次终于成功科举。其文风以古典雅致、中庸公正著称，主张文学当明道。其弟曾布与堂弟曾牟、曾阜亦科举及第，使“南丰曾氏”一时声名远播。曾布后来成为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人物，最终官至宰相。

在科举制度盛行的年代，思想先驱们也相继崭露头角。二十五岁的程颢在此届科举中展现出严谨的逻辑思维，摒弃了浮于表面的肤浅。他的应试文章阐述的哲学理念，为后来洛学和“天理”学说奠定了雏形。同为科举考生的张载虽当时默默无闻，却已构想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宏愿。其科举论文强调治国理政的实操性，后来他创立了关学，成为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与程颢共同塑造了宋代理学的新格局。

夺得状元的章衡，文学造诣虽不卓著，却是一个文武全面的“刚需”人才。他出使辽国期间，不仅遭到契丹贵族的骚扰，还曾从云中射落雁群，令辽朝大为忌惮。归国后，他编撰了《编年通载》这部历代帝王的世系志，其著作广受推崇。

此外，王韶兼具军事战略与政治远见。他主导了著名的熙河战役，成功收复了熙、河、洮、岷、宕五州，并将疆域扩展了2000多里。彻底改变了北宋与西夏之间的军事对抗格局，并在稳定西北边防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北宋嘉祐二年（1103-1104年）的这场科举考试，既是推动学术创新的催化剂，也是培养治国人才的摇篮。这场历史性的变革不仅造就了影响深远的文学巨匠与哲学大师，更孕育出一批为朝廷效力的务实型官员。在这场文化与政治智慧的交融中，学术荣光与治国智慧相得益彰。这些杰出人物的集体涌现，堪称科举制度黄金时代的典范——他们用实践证明：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择优选拔机制，竟能培育出绵延数世纪的精神财富与治国智慧。